最后的夏天

将现在的年纪一分为二，正好是十六岁。

十岁到十六岁的日子，不知为何印象很深，能想起许许多多的片段来，大约因为初到京城，周遭实在与小时候的环境太过不同，少年的好奇心使得记忆牢固。十六岁之后匆匆忙忙地应付高考，继而去外地求学多年，等到二十五岁再回来工作时，早已不复青春。青春赋予人的能力之一，便是记忆。常说人到老了会回想起许多年轻时的事，我倒觉得不是想起来了，而是从未忘记。十几岁时的阳光，树影，青草香气，奋力蹬车的自己和如今早已不再联络的那个人的笑脸，定格在瞬间，一瞬即永恒。不敢忘记，因为那时已懵懵懂懂地知道，不会再有那样的夏天了，青春已经在消逝。依然回忆，因为如若没有这份储存，我的个性与思想或许要缺失许多，与旁人将无二致。一个夏天竟然雕刻了我的部分人格，真不可思议。

无论是对这个国家，这座城市，亦或如我一般普通的中学生而言，二零零三，都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柳絮飘得格外的早，也异常的多，马路上经常会随风刮起一条白色的飞毯，行人便争先恐后地打起喷嚏来。但谁也不知道，这并不是神灯魔法玩的小把戏，看不见的恶魔已然从南海之滨来到干燥的北京，准备着致命一击。身边感冒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口罩慢慢变得流行。同学之间互相比较着谁的口罩图案好看，对于千篇一律的校服之外惟一可以展露个性的东西，少年们总是格外兴奋。刚刚进入高一下学期就已经被数学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我，对卡通口罩毫无兴趣，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期中考试的来临。这次考试后的家长会，更是关系我的生死存亡。我已经放弃了数学，只能抓住语文这颗救命稻草复习到深夜。顶着困倦疲惫，怀揣忐忑不安，慢慢走近学校。隔着校门，教学楼就像一口煮沸的大锅，快要掀翻屋顶的叫喊声不停地向外溢出。“不是快考试了吗，怎么会这么吵...”我一边想着，一边低头走，脚尖擦过竖在门边的牌子：“由于近日非典疫情严重，即日起全校放假，复课时间另行通知。”这是我此生见过最光明的一块牌子，连太阳都无法与它的耀眼光芒相较。心里被照得暖暖的，我也变成了沸水中的一员，在班里又蹦又跳。青春期的快乐如此简单，因为突然取消的考试和提前到来的暑假欢呼雀跃；我们的快乐又是这样残酷，建立在许多人的病痛和死亡之上。

我们不看电视，不读报纸，一心一意地享受着校园生活；我们假装戴口罩，等老师走后便迅速摘掉，故意向彼此大声咳嗽。我们不知道“非典”究竟是什么病，到底有多严重，只希望这个突然而至的假期可以无限延长。学校刚运行的网络教学系统，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老师们痛心疾首地叮嘱着，回家以后不能放松学业，每天要上网下载作业和试卷做。殊不知网络对脱缰的我们而言，不过是OICQ上闪动的一枚枚头像。四月下旬正是最美好的时节，一尾尾小鱼被放归自家的池塘，快活地不知如何是好。父母依旧每天要去上班，留下午餐和一句不要出门的嘱咐便匆匆离去，独属于我的自由序幕正徐徐展开。和同桌煲电话粥一直到嗓子冒烟，无话可聊，连将沐浴液当作洗发水搓不出泡沫这样的烂事都拿出来讲；和朋友偷偷跑出来，平生头一次乘坐地铁（当时北京只有一号线和二号线）到寂静的王府井大街闲逛，在只有售货员的商场里放声大笑。少年不识愁滋味，从古至今未曾变过。我一点也不知道这个诺大的城市已经变成病毒肆掠的中心，而实际情况又远比官方公布的严重。此时的北京已经开始实行“疫情一日一报制“，非典确诊病例数突然从30多变成了300多。每晚啃着冰镇西瓜时，电视里滚动的新增病例总是停留在三位数，爸爸的告诫也一日比一日严肃，我渐渐感觉到此刻的不同寻常。有些人的生命就此终结，有些人的轨迹由此转折，有些人青春里最后的夏天就这样定格，比如我。

那时家离学校很远，放学后要坐两趟公交车才能到。尽管远，放学路对我而言，却是极为快乐和放松的。摆脱了初中时骑车十分钟范围的狭窄人生，第一次真正观察着北京。宽阔的马路，拥塞的汽车，疾步行走的行人对我而言，都是颇为新奇的体验，和他们擦肩而过的瞬间使我感觉到成长。不再仅仅是一个穿着肥大校服的中学生，也可以是忙碌都市中的一员。在铁狮子坟下车，走一站地到北太平庄，再换另一趟车回家是每日的常规路线。这行走的一站是常规中惟一的例外，没有上学时的匆促，和最要好的同学慢悠悠地走过北师大二附中的门口，顺便吐槽他们比我们还难看的校服，然后一头钻进街边的光盘店。这些店面通常隐蔽而破旧，即使白日里也灯光昏暗，轻车熟路地扒开层层堆叠的盗版CD,就是最新的《名侦探柯南》剧集。没有爱奇艺和优酷的我们，就是这样用有限的零花钱追逐着小小的爱好，和老板讨价还价后再心满意足地离开。有时会走得更远一点，在牡丹园的麦当劳餐厅买一个圆筒冰淇淋，用舌头把尖尖的火炬头舔成圆形，再咯吱噶吱地把外面包裹的脆皮嚼碎。抹抹黏糊的嘴巴，这一天才算完满地结束，又重新期盼着周而复始。我不知何谓美好，何谓不虚度青春，只是久久之后，这些碎片仍然清晰地扎在脑中，不肯有一丝一毫的松动。恬静淡然的日子匆匆流走，在无人防备时戛然而止。大中小学校纷纷开始停课，陆续有医护人员殉职，有些单位被整体隔离，郊区的小汤山医院正动用军队力量紧急进行着建设。我没有感冒，连一声咳嗽也没有，更是一步没有踏进过医院；我不知道大人们都在忙些什么，偶尔还因为全天无休止滚动播出的新闻报道感到厌倦；我讨厌口罩的憋闷感，它让人无法呼吸，也掩盖着真诚的面容；我不想上数学课，很少下载网上的作业，却非常想念同桌哗啦哗啦的翻书声和教室角落里被风掀开的窗帘。

后来，每天的播报数字慢慢地降成了个位数，又变成了零。六月份学校复课了，我只好在炎热的真正夏日里带着口罩，昏昏欲睡地恶补函数习题。那时已经没有风，淡蓝色的窗帘不再被轻柔地吹开，却会被突然而至的雷阵雨打湿。悄悄地抬起头，同学们都没有变，和两个月前一样的健康，只是少年人的调皮正在被堆积如山的功课磨得暗淡。老师们拼命地想挽回假期里的损失，往我们并不想张开的嘴里填塞着错过的知识。可是一切都有些晚了，两年之后我们这一级的高考成绩惨不忍睹，可说是历年来最差。当年的中高考都往后推迟了一个多月，中考更是索性改成只有语数英三科计分，许许多多学生的命运就这样改变。短短一个月的补课过后，暑假又如期而至。暑假后我选择了文科班，原来的同学们像蒲公英般散开，尽管仍身处同一校园，却再也不复从前的并肩而坐。高中一年级就这样因为一场迅猛的疾病变得极为短暂和支离破碎，而无限悠长的放学路也因为同伴去了理科班，我搬了家而走向终点。我们大都因意外的“非典”假期惊喜不已，却无法预料它的最终归宿。

高二开学的第一天，当我骑着车奔向学校时，一个声音仿佛随风而来：“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这是你最后的夏天。”用力踩踏的双脚停顿了一下，又继续毫不犹豫地往前。那天之后，我渐渐有了大人的影子，那个舔冰淇淋的自己日日挥着手远去，终至不见。可是我知道，最后的夏天里浅尝到的快乐与担忧，所拥有的自由与成长，就像整个城市的勇敢和坚强一样，没有消失。它们慢慢的蒸发在空气中，升腾到云朵里，又被每个人呼吸进身体，变成了现在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