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练习

记忆练习

阴影

小时候似乎读过陆蠡的《囚绿记》，是在某本老教材中学课本上读到的吧，怎么读到的，情形肯定记不清了，只记得我是随意翻了别人的课本，就抢过来读。那课本包了一张透明的书皮，书皮右下角有幅很小的阴影图像，黑黑的，有点模糊，上面画了三十年代的窗台，卧室，方桌，而画的桌上有一盆倾斜的花草，像被风吹弯了腰。我觉得图很好看，用手摸了摸后便开始读文章，读完后，发觉心中有种莫名的颤动，一种讲不出来的味道。

今天是第二回读了，文章除了带给我一点固有的恬淡愁绪外，还给了我记忆的滋味。作者第一段话只有一句，他说，“这是去年夏间的事情，”是的，我也有“这是前年冬间的事情”，但写了四五遍，总觉得写不好，经过几个深夜的折磨后，我删掉了所有的文字，终于放弃了。

陆蠡的《囚绿记》写得真好，还有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虽说是悲痛，却像看到了一个慈祥、睿智的长辈。我不知道怎样把文章写得更好，更真，就像纪德，他问“怎么把文章写得更诚实？”我察觉我拿着我的某种诚实，却在撕扯我的血肉，以求人围观，这就是某种程度上的作秀吧，于是我迟迟不敢写。

吃人

在大学，我总讨厌学校给学生的制度，像四六级考试，期末考试；还有各种无聊的作业，学生会，等等。我认为应该给学生一种放羊一般的制度了，尤其像中文专业，应以读书，知识积累程度，考虑问题的思辨能力等为基准，而不应以学习成绩为重点，看完一些哲学书后，我更加对制度反感，在学校我过得一团糟，后来放假前，躺床上给自己制定计划，像在家要8点起床，还要听英语听力，按时睡觉——现在看只是用来宽慰自己。

我责怪体制，我以为我是“闲云野鹤”的品种，但荒谬的是自己逃脱不了体制，经常有所谓的“上司”对我说:“你要留下电话号码给我，放心，无论在干什么，我总能找得到你”之类的话——我只能暗暗诅咒它，什么也做不得。在家思学校，在学校思家，总之，无论在哪，我都焦虑得一塌糊涂，非常失败。

生活没有颜色

我家是小镇上的普通人家，一栋两层的楼房：楼下显得挤，满是没有清理的杂物；楼上则已经被出租了。我和父母常年住在楼下，楼下黑漆漆的，一般见不到太阳。父亲为了能让我高考顺心，另又给我建了一个杂屋。但还是很黑，而且又有许多新杂物进了屋，依旧有人进进又出出，显得很吵。

我喜欢逃到屋外，抽一个板凳坐在菜园子前面，也喜欢晚上逃出来，感叹似地看星星。似乎在城市化的进程下，这是对自然亲近的一种办法。我每天都很急躁，不清楚能够做什么，我不止一次地觉得这片土地小了，窄了，而我是一朵绿花，被“囚”在这牢笼下。

在一个下午三点钟的日子，我跑到厨房吃冷饭菜，又跑回桌前看书；用眼镜水洗眼镜，又打开电脑看电影；我关掉电脑，将台灯，笔记本带到客厅，又做《基督山恩仇记》的笔记——最后，我把火关了，套了围巾，跑到荒田上，一边走，一边又觉得不自在，又跑回到家里，钻进了楼顶的小门。

我俯视着整个小镇，耳朵插着耳机，但不觉得寂寞。

我决定要用心看看书了，因为《基督山》确实很引人入胜，我感受到了一种异域的恩仇，似乎“浪漫”真有这种事。我走下楼，在一片漆黑中认真看了起来。这时父母都出去了。打酒的工作，我做起来很慢，记不清酒价，也记不清酒坛的位置，父母只好说，如果有人打酒喝，只用打电话给他们就好。

痞子叔

记忆中的大叔，是在一个漆黑的下午遇见的，说来讽刺，我现在还叫不清他的名字，只隐约知道他是镇上的一个政府干部，爸对我也是这样讲的，往后我们谈论他，他的儿子，都是“干部，干部”地讲着。

那天“干部”敲了我家没关的门，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敲门，他左右手提了两只玻璃酒罐，遇到我，先对我挥了挥手，礼貌性地打招呼，接着他进门将酒罐放到地下。

他穿了件厚厚的黑棉袄，一条黑色的西装裤，一双黑色的皮鞋。虽然穿得多，却显得高，而且瘦。他的脸是长型的那种，嘴唇小，鼻梁有点高，胡须也很浓，脸上虽有皱纹，但很精神，一双手看起来很秀气，精致，上面还戴了戒指。

他整个的气质是独特的，有点像一个痞子——独特的雅痞。

我知道他是来打酒的，便把手里的书放下，起身问他：“要不要喝点什么？”然后准备给爸爸打电话。他没有讲话，望着我手里的书，找了个位子坐下，然后说：“只要一杯茶就好了。”我说：“好的，等下老板就回来了，你坐着等一会就行。”

我走进厨房，把壶中的茶倒了点，然后再接了点水。天太冷了，我将水加热，呼呼手，端了送给他，然后回到座位继续翻书。对来打酒的客人，我以为不关我的事，我呆呆地拿起《基督山》，再翻了翻，准备抄些笔记。

这时的“干部”找我讲话了，他好像很好奇地看着我。

“其实这样的书，很容易看的，别看他有好厚，这跟武侠小说差不多的。”

我大概察觉他有点不同，前面已经说他是雅痞，但我还是有些吃惊。于是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了，比如“张爱玲的小说如何厉害”，“我唯一觉得看完还很有深意的小说是鲁迅的小说”“我在县宣传部写报纸的时候，大家都夸我写得好，看其他人写得是什么乱七八糟”之类的话，我感到有兴趣了，这个镇子死气沉沉，竟然还有这样的人？我很兴奋，聊得越多，夸下的海口也越大。我向他拿出几本文青爱读的诗集，他接着，一页页翻，看起来很老道，然后拿给我，说北岛的诗，他很喜欢《太阳城札记》，给我念了一点：“生活，网！”他“哈哈”笑起来，说：“你们家也可以改成‘生活，酒！’那也是很有韵味的哈！”接着让我看看其他的诗，我说好，接了书正准要看，可正巧这会外面在放鞭炮，应该是在吃喜酒，声音很大，他于是用看似很生气的口气，对门外说了一句：

“吵什么？吵着人家看诗了！”

我们两个互相望了一眼，他又“哈哈哈”笑起来，而且笑得很大声，笑了一阵，他点了根烟，很认真地看我，问我的情况。我将诗放下了，说我在读大一，他问我：“想考研吗？”我说：“是想考的，而且想考哲学系的研。”他便又问我：“不太想考虑工作的事情？”我说：“就想学自己想学的。”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是好样的，像是个人才。”

这时爸回来了，他对“干部”打了声招呼，我则坐在一边看他们，看样子他和我父亲很熟，他们很兴奋地在说些什么。

“你儿子蛮有出息的，以后一定能做出点成绩出来。”

“唉，你看，也真是奇了怪了，他平常读书的时候，倒不认真看书，现在又莫名奇妙地喜欢读书，你看他这个样子，会不会读成一个书呆子？”

“那不会，不会，”他摇了摇头，“书呆子倒不是这个样子。”

我爸给“干部”打了酒，要送他走，他说这里他一定会经常来，接着便以“雅痞”的方式走开了。我很好奇，便问父亲他的情况，他说：“他是政府的干部，儿子也在小学教书，教得好像蛮好的，这个官确实有点意思，你可以和他多交流一下。”

拂晓

要写第五段了，突然想学学中学作文，找两句名人名言来佐证观点，不过刚翻了翻笔记本，一句也没找到。

面对气质出众的人，我向来是个怂包，这点我很早就知道，也不清楚是因为从小家里穷，还是读书早，有比较弱的性格？比如每次面对堂姐，我只会沉默无语，一出声，浑身都尴尬，只能应付式地回个“是”、“嗯”。上了大学，情况更是这样，可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吧，我和其他人做不成朋友。

我不能看镜头的，我以为那不是真实的我。

“干部”走的那天，他说他听过一个“三段论”，问我知道吗？我当然听过了，便很兴奋地站起来，举起食指，对着他：“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他回了一个响指，高兴地说：“以后会常来的。”

结果他第二天真的来了，还是在蛮冷的早晨过来的，很快爸就将我弄醒了，我还有些迷糊，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早把我叫醒？但“干部”进了我的“小屋”，我立刻明白了。他左手夹了跟烟，右手还抱着三个笔记本。他弯着腰，对着我蛮和蔼地讲：“我这是给你拿的，是叔叔的一点心意。”讲完便出了屋子，这时父亲催得我更紧了，说要起床。

我起床了，边刷牙，边望着他。我注意到他今天的装扮有些正式。他没有穿昨天宽松的黑棉袄了，而是换了件修身的红外套。他手里拿了些手写的稿子，端正地坐在一旁，没有和我父母多说话，而且拒绝了父母的茶，也拒绝了早饭的请求，说已经吃过了。他只是正正坐着，抽着烟。

我洗漱完，便走到他那边，向他蛮尴尬地笑了下，说:“今天有什么事啊？”

“你昨天说的写作，其实我听得很有道理，我也确实认为，我应该写点东西了，所以昨天晚上我写了一篇稿子，赶到11点多，又重新抄了一遍，想听听你的看法……我的东西虽然还有些政府的味道，但还是和别人不同的……你可以把稿子拿到你的房里，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的，我蛮想听听你的看法的……”

我很吃惊！我认为我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对别人的稿子指点，我估计我要弄砸了，会吓得什么话也不会说，尤其面对是这些长辈。但我不好让他失望，只好应了下来，直说“好，好，好”，便径直地往屋子走去。

消逝

“干部”的三个笔记本，外面全是红色封皮，软软的，封面有金色的字块，显得十分“正能量”。书页里有习主席的谈话。我只给别人看过一个，另外两个，我收在我的小盒子里面，觉得实在不好意思去动。

动的那个，我抄满了笔记，都是书上的内容，不敢有太多自己的观点。

那天“干部”的车走得很急，径直加速地开走了。我送他到了门口，心想他大概是不会再来了，虽然他对我还是用老方法：“这个地方我下次一定还会再过来的。”我向他的车挥了挥手，手还没放下，他的车就已经离开了视线。

那一幕我记得清楚，应该是父母也知道了，他们虽然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但还是听出来些不对劲，因为“干部”对我有些爆粗口的迹象，(我拿了一本木心的书给他看，他说这又是什么屁书？)我后来回味，才察觉有那么一点，而那时我却还处在有点兴奋的状态。

我坐在椅子上，突然就想发呆。父母对我有些怨气，说起床这么早，什么事都不会做，在家就像个废人。我于是走进我的小屋，把门反锁了，继续睡觉，就当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果然，他后来整整一年没有再来过了，我经常问父母，那个“干部”什么时候会来打酒，他们都说不知道，没有来就没有来吧，也不要经常去想他。

日记本

2017年的整个一年，我似乎都过得很糟糕，工作量变大了，要考四级，和别人关系也处理不来，前女友找了男朋友，听到消息，我蛮伤心的——似乎从这年开始后，我的生活就一直过不好。

我知道“干部”不会再来了，我有心理准备，只是回想他说的话，回想起发生的事，都感觉蛮难过的，我说话怎么会这么白痴——我经常拿着那三个笔记本，在深夜静静发呆。

我在日记本里有这么一段话：

“最近以来，我发现我已经轻微厌倦了写作，是因为谈到自己时，文笔很拙劣，另外，也实在看烦了那些经常谈到自己的文章——即使有感觉，可滥情的有很多，我本人，他人，又有什么好谈的呢？

我已经能够，心平气和地接受这关系网了，我早就思考过，不重要的，与不存在的，大概也就是主体与实体的关系，——我在这庸俗的关系网里，还不想真的较劲起来，姑且将主体与实体混为一谈吧，都不存在了，都是主体，而且这更能让我感到舒畅，心中的闷气，也能欢快地呼啸出来。

这真的说不清理由，我对别人真的没有妒忌心，也没真正的欣赏，崇拜，可我的脑细胞总在做鬼，一碰到破坏心境的事，焦虑症又来了，可能对我冷漠的人居多，有好感的人也不少……但我为什么要发出这样焦虑，沮丧的感情来呢？有人对我冷漠，也许是不愿踩坏一朵，刚出生的花吧？

我希望我能继续愉快地，心平气和地生活，所有往后看似嘲讽的桥段，所有别人的恶意，不愉悦，年少轻狂，都“原谅”了过去，都“忏悔”了过去，然后做“创作”的事，把生活“包裹”起来。

没有日期，也不清楚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不过刚翻了翻，大概这段是去年的心境吧。

隐形作者

文章已经写到快结尾的地方，作者写下来，发现已经偏离预定的轨道，没有把“干部”的记忆当重点，而是写了作者本人，一切文字都围绕着作者说话了：作者故意省掉了本想大段描绘的场景，原因是，他可能疲倦了吧，不想再把他本来就记忆零碎的场景，再装作很圆熟地写出来。

作者曾给我看过他的文章，他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

“比任何时期的人都要矛盾——我做不到像学究一本正经，也没办法像艺术家那样极端，盛放；有些艺术家们的攻击性很强，他们玩世不恭或温文尔雅，我都做不到，我感觉我更像一个人，一大堆混沌——这是我，像宇宙那么辽阔，永恒的darkness,而不是一场烈焰下的流星。”

作者说，这是他青春期胡乱写出的话，装出很有学识，很冷酷，很“零度写作”的样子。

作者还说，那个“干部”一年后又来打了酒，不过没有再找他聊过天了，而是找他爸妈聊天，聊他家里的情况，聊他自己儿子的情况。那天，他听到了“干部”在家的声音，似乎察觉自己能够救赎自己，他便跑出自己的小屋，拿了个纸盒子放在身边听他们说话。

纸盒子是个装饼干的旧盒，里面装了他看过的书，他想和“干部”一本本谈。不过“干部”似乎兴趣不大，弄到最后，双方都有些尴尬。“干部”沉默了会，轻轻地说：“孩子，你不必坐在这儿的，要是嫌得无聊，可以去忙你自己的。”

作者对我说，“干部”能到他家打酒，他心里就已经很平静，这表示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心里的负罪感也没有了。却似乎又感到一丝悲凉。他说，他觉得事情像一幕“中国式的喜剧。”

作者最后说，他散步回家的时候竟然又碰到“干部”了，那是天要黑时的黄昏。黄昏的天很冷，他开着那辆老面包车，依旧如往常在路上奔驰，不过不同的是，车碰到他的时候，车喇叭的声音，特意在他身旁响了几声，他听起来很浑厚，很亲切。

格言

“无论好事坏事，事后想起都很romatic”

2018.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