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气魄与小心眼 ——评余秋雨

被作者称为“记忆文学”的《借我一生》是余秋雨回应学界文坛对他责难疑析的封笔之作。这本书属于自传性质的文学，讲述了作者本人从童年、中学、大学、下乡到当戏剧学院院长以及写作文化苦旅、山居岁月、千禧之旅的历程。该书的出版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说他把体验与论述、激情与冷静、宏观与细节融为一体，全方位展现了历史全貌；有人说他的作品充满了谎言、欺骗和掩饰；有人说他字里行间充满自我吹嘘的口吻；有人说他总是追求完满，不能接受任何的批评和职责；有人说他的文章充斥着愤懑，感性大于理性……铺天盖地的言论和争议让读者头晕目眩，有人依旧对他敬佩不已，有人则对他嗤之以鼻。真相总是模糊的，争议总是吵闹的，惟有回归作品本身，才能不带偏激和成见，正确评价这本书的价值。

客观来讲，《借我一生》既拥有“大魄力”，又充满“小心眼”。洋洋洒洒41万字，他没有沉溺于历史事件的描绘和堆砌，而是由小及大，思考人格、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大问题，深度总结和剖析了时代背景下的人格灾难，并由此引发了对自我、对文化的思考，为读者提供了了解历史的视角和通道，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和大魄力。然而，作品的字里行间却无不渗透着作者人格上的“小心眼”、完美癖和自我吹嘘。它植入到字里行间，必然会影响受众的阅读心理和阅读感受，潜移默化地影响读者对作品的理解。

作者在《借我一生》中透过自身经历，思考了疯狂年代的人格魅力和思维灾难，并由此思考自我的归宿问题，展现了作者的大气魄。

首先，作者真切地展现了家族及家人的人格魅力。在那些充满苦难的时光里，总是攥不住孩子生命的老祖母用自己的坚强与果敢为余家撑起了一片天；温柔识大体的妈妈用自己的善良和聪慧默默地为家庭牺牲和奉献；谦逊仁厚的父亲以一身的洁白和干净回答了疯狂年代的混乱和虚无；决绝而刚烈的叔叔把热血和生命溶入梦想与生活中。长辈是山，这些山给予作者面对人生苦难的勇气和力量，更给予读者对生活、对生命的感叹和思索。尘封的往事已经远去，但从苦难中历练的坚毅、勇敢、善良、仁厚却会影响读者的心灵，影响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者以大气的笔法、艺术的表达、真切的情感为读者提供了面对生活的正能量。

其次，作者诠释了对人格灾难的理解，这些理解为读者提供了了解历史和文化心理的新视角。如作者所言，“我生平见到的所有灾难，都来自于虚假。大家总是把灾难的起因解释为邪恶，其实，以虚假为基座，邪恶才有了粉墨登场的舞台”。人性中的恶以虚假为平台，而这些恶总是伴随着激进与极端，混合着空洞和盲目。人们来不及思索便被传媒裹挟，再有某些所谓慷慨激昂的人鼓动和煽动，便丧失了自己的思考，顺着潮流蜂拥而上，用类似于“文字狱”的可笑逻辑诠释事件本身，全然不顾当事人的陈述，在空洞无力的虚无里呐喊和沉浮，无从降落。那些有力而狂热的呼喊看似正义无比，实则是一种装扮和扮演。他们用权力制约权力，装扮得大义凛然。他们被大字报蒙蔽了事实，只是在疯狂的大潮里不听任何辩解，不讲任何证据，用那些空洞的虚无和顾名思义的抉择控制一个人乃至一家人的生活轨迹。这些不听事实、只在所谓的逻辑里转圈的虚假“为平日游荡在街角、埋藏在心底的恶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而且把这种发泄转化为表演，转化为文化，转化为暴力”。灾难便从恶出发，借由虚假的平台，发挥得淋漓尽致。有些灾难固然有政治因素和时代特色，但所有的社会灾难之所以能够扩大、发散，根源在于文化，在于人性的灾难、思维的灾难。

无论在中国哪个时代，总有泛涌在灾难里的浑浊的泡沫，这是人格灾难里不得不提的一群。作者深刻地思考了这种看客心理，从而引发读者思考。这些浑浊的泡沫面对别人的伤痛，伸长了脖子，以看客的心理欣赏着苦难，其间充满了可悲的嬉闹。“穿红背心的学生为了表示抗议，下台后愤而离场，跟着他离场的还有近百人，但整个会场至少有七百多人，绝大多数留下了，津津有味地听着。不是认真听‘说文解字’，而是兴奋地听一个个昔日的大专家如何在专业上被两个造反派书生顷刻之间咬得千疮百孔。全场弥漫着一种快感。”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即便有人为了谣言，弄得凌迟岁别，……和自己也并不相干，总不如有趣要紧。这时你如果去辩证，那就是大家扫兴，结果还是你自己倒楣。”这些人眼睁睁地欣赏着瞒和骗，而深感有趣。这种兴致勃勃的“有趣”刺激了虚假的张狂，助长了灾难的延续，使那些原本简单明了的事实在混乱的逻辑概念和疯狂的极端激进主义面前找不到辩驳和理论的机会，只能化作一声悲哀的叹息。

除此之外，作者以人格魅力和思维灾难为基点，思考了自我在灾难中的选择和归宿问题，对读者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疯狂是一场比赛，是沉浸在集体主义漩涡里的虚假和盲目，一切都是集体的意愿和抉择，自我被放逐到无边无涯的荒凉之中，找不到支撑点，更难以做出正确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那些顺着潮流揭发检举的庞大群体是找不到真正的自我的，“他们曾经反对过的人对他们来说只是一座遥远的大山，一个抽象的概念，反对不反对，也只是政治运动中一种起哄式的猜测，要由他们来担负那么长久的责任，很不公平。”而关于自我的盲目和归宿，作者说“我是一股可有可无的空气，我是一种可以加上任何名号的幻影，我的人生刚刚开端却未曾迈出属于自己的任何一步，而且，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不可能找到任何归宿。”那么，没有归宿的他们如何寻找到心灵的出口呢？答案便是“把生命搁置在最艰苦的档次上”。作者在农场的艰辛岁月里以苦为乐，率性大干，用田间的艰辛来驱逐心头的悲苦，咬牙拼命，不顾死活，从而在深入骨髓的艰辛里感知生命和自我的存在，在虚假的疯狂里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作者不单单停留在历史的碎片前哀叹，不仅仅在灾难面前诠释自己的悲苦，更以灾难中的虚假为基础，把自我放置在历史的宏大背景里，思考人性，思考个体的选择和归宿，显示文人的大魄力、大胸怀。然而，这种大魄力的挥洒没有就此完结，他思索文化、思索中华文明，将文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挥到极致。

他说，“文化的最重要部位，只能通过一代代的人格秘藏遗传下来，并不能通过文字完全传达。”他发现“前辈学者身上有不少我们不必继承的时代特征和个人特征，不少年长的文化人甚至已习惯于打着文化的旗号咬噬文化，破坏文化”。他思考“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永远地旁征博引吗？书本的真实性究竟有多少？如果大家都攥在书本里，那么，又该将这苦难而神圣的大地置于何处？”他在伟大文明散落的遗迹面前驻足凝视，吞吐今古，将体验与论述融入砖瓦草木，他在危险丛生的异国他乡思索感叹，将中华文明置于世界文明的大环境中阐释剖析，并将历史的精髓深入现实的泥沼中对比分析，寻找出路。这些思索让读者在宏大的背景中随着他的文字心神跌宕，也让他的大气魄融入到一字一行中，让人钦佩和折服。

这种不局限于自我的大气魄贯穿在《借我一生》的字里行间，他思考，也引发读者的思考。然而，在这种大气魄背后，却潜藏着作者的小心眼，他缺乏自我反省的勇气，他“绝不接受任何异己的指摘”，他用居高临下的口吻塑造了完美的自我，字里行间充满自我吹嘘，他文中充满了愤懑和激动，任由感性的洪流肆意汪洋。人品对文品的影响不是绝对的，但这种处处可见的小心眼植入文字的呼吸中于读者是无益的，指出这种无益也是必要的。

从作品中可以窥见作者缺乏反思的一面。他对支持他的人从不吝啬笔墨，而对批评他的人则使用“诬陷”、“诽谤”这样的字眼，事实的真相旁观者无从知晓，但从文字中可以体会到作者没有反思意识。比如在描写白先勇给他来信时，“他第一句话的开头就说：‘你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我一看就想，真是知音。”在描写支持她的赵锦绣时说“她的声音如此之响，使整个食堂一时为之寂然。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她叫赵锦绣，不知现在在哪个单位工作。”对支持自己的人抱有好感理所当然，但从作者的文字中可以窥见小市民式的得意，有待读者细细品味。在讲述写防空洞的劳动简报时，他把工作推给容广润，最后说道“直到很多年后才明白，我当时的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倒不是对不起荣广润，而是对不起文化。”其实他是对不起荣广润的，却把自己提升到文化的高度。

他在别人的赞扬与批评里沉沉浮浮，却总是不愿去反思自我，反而竭尽所能为自己画一个无比完满的圆，追求完美。在讲到邵师傅时，他说“我本该站在文化的立场上训斥他几句话的，压一压这个失学狂汉的无知，他又能怎样？可惜我放弃了，真有点后悔。”有悔意是好的，可他又为自己画了一个完美的圆，说“当初倒不是怯懦，而是我不知道，那是一条应该守所的文化防线。”他自身知不知道读者无从知晓，但作者缺乏悔意的心理表露无遗。他的完美癖还表现在对前妻及女儿的避讳，让读者误认为马兰从始至终跟随着他。作为自传性质的文学，长达14年的感情和时光避而不谈是否妥当还有待读者的思考与评价。

此外，作品的语言过于激动，充满了愤懑。也许从特殊年代走来的一代回忆那段过往时难以平复心情，但“我知道又是金牙齿在捣鬼了”、“果然是他，深圳朱某，终于被我引出来了！但他怎么跑到广州去了”等恶狠狠的字眼和情绪不仅表明他的愤怒，更展现了他的小心眼。

因此，《借我一生》彰显了作者作为文人的大气魄，为读者思索人性、思索文化、思索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视野，同时也把作者小心眼的性格融入到字里行间。因悲苦产生的一定程度的愤懑可以理解，但不能不懂得反思，不能不正视自己的错误。或许，这种因被愤懑填充心灵、无法摆脱悲苦、无法正视现实的小心眼心理源于灾难本身，但从灾难中走来，更应该懂得人与人之间应该建立一种简单的关系，不老去琢磨别人，而应该给别人空间，相互尊重，这样也许会少一些诽谤，少一些揭发，少一些因愤懑而生的小心眼，少一些人格灾难的发生，从而多一些为人的大气魄、文章的大气魄、图书的大气魄和文化的大气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