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先生：从「乱国者」到「改革家」的生前身后名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实验。

第一次是汉武帝的顾命大臣桑弘羊变法：

汉承秦祚、百废待兴。汉太祖以“黄老之学”与民修养生息；

汉文帝将赋税减少至三十分之一，着粗丝草鞋议政、使夫人裙摆不曳地；

汉景帝禁止以粮食酿酒、以粟喂马匹。

至汉武帝继位，贯朽粟陈，再无后顾之忧。

年轻气盛的汉武帝遂开始四十四年的对外扩张，而征战的巨资全赖桑弘羊操持。

▲图：桑弘羊

桑弘羊十三岁就凭借“精于心算”入侍宫中；

自元狩三年起，推行了以整顿货币、盐铁私营为核心的经济政策。

前者在短期内增加财政收入、强势中央集权；

后者通过垄断、高价的手段，长期扩充财政来源。

桑弘羊不仅帮助汉武帝实现“文治武功”的政治抱负，留下“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历史强音；

而且，他把劳民伤财的罪过转移到自己身上，使汉免遭秦亡之祸。

桑弘羊最终和商鞅一样，以身死成就了帝王霸业。

第二次“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实验，是宋神宗时期宰相王安石的“熙宁变法”。

此次变法，站在风口浪尖的变革者能否全身而退呢？

01.

因时乘变，待时而飞

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年），王安石生于“才子之乡”临川。

他自幼过目不忘、下笔成文，伤仲永、祭文忠。

文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世称“王荆公体”，位列“唐宋八大家”。

▲图：王安石行楷《过从帖》

但对王安石来说，“改革家”之名应放在“文学家”以前。

当时，“重文轻武”的北宋王朝危机乍现。

虽然勾栏瓦舍喧嚣、纸币港口繁茂。

但北有辽人、西有西夏，屡次割地赔款暴露出宋朝的中气不足，如胖而体虚的财主待他人“采撷”。

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时任临川军判官，在任期间常带王安石宦游南北、体察世情。

这使王安石早年就立下“矫世变俗”的志向。

自宋仁宗景佑四年（1037年）开始，先后有曾巩向欧阳修、宰相文彦博向宋仁宗举荐王安石。

但王安石以“不敢越级提拔、祖母年高已高”为由恳辞入朝。

同时屡次出任舒州（今安徽安庆）通判、鄞县（今浙江宁波）知县、常州（今江苏常州）知府等地方职位。

被称作“父母官”二十年，王安石对朝野弊病了然于心。

他的心里正酝酿一个“变”字，一个革除“冗官、冗兵、冗费”之患的“变”字。

▲图：王安石画像

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掌管全国财赋。

同年，他向宋仁宗陈万言书，意图整改“三冗”问题，但并未引起重视。

此后王安石看似无意仕途，实则韬光养晦。

九年后宋神宗即位，因久慕“荆公”之名，诏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

宋神宗响应王安石效法尧舜、简明法制的大志，提出愿君臣二人齐心变法。

三年后王安石正式拜相，开始着手解决“内治不清、外困夷狄、财力困穷”三大难题。

02.

君子乾乾，飞龙在天

内治不清是“冗官”问题的源头。

北宋初期沿袭唐末五代旧制，一个职位有本官、差遣、寄禄官等多个官员兼任，使体系庞大。

加之恩荫制以“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加剧阶级固化与结党营私，使内外官员在宋仁宗时期已“十倍于国初”。

因此，王安石主张对现有的两万名官员进行削减。

1078到1085年的“元丰改制”，在中央恢复了唐三省的宰相制度，在地方罢免了领空饷的闲职。

各个机构定编、定员、定职，官饷方面的无用开支大减。

尽管如此，“冗官”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冗官”的本质，是自秦汉延续至今的官僚体制已经不适宜管理十倍增长的人口。而元丰改制，没能触及到国家体制与国家规模的矛盾。

▲图：宋神宗赵顼

外困夷狄是“冗兵”问题的表现。

为此，王安石制订了包括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在内的军事新法。

置将法针对旧制“轮番更戍、将不知兵”的弊病，把各路驻军分为若干单位，由固定的将领训练，意图提高军队作战能力，以雪“澶渊之盟”的前耻；

保甲法是将民户进行编制，以十家为一保，于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它可以被视作现代民兵制度的前身；

保马法是由政府提供马匹，愿意领养的百姓可以减轻赋税，目的是解决牧场不足、马匹质量低下，无法与北方游牧骑兵抗衡的问题。

然而置将法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初衷相悖，不为上位者青睐；

保甲法强制百姓服兵役，而保长对保丁的欺压勒索，使百姓自残以逃役，或愤然起义、占山为王；

保马法又不幸遇上瘟疫连年，造成领养的马匹大批死亡，只得不了了之。

三项措施里，除了保马法的失败原因是时运不济，置将法和保甲法都是因为执行不够才搁置下来。

▲图：商鞅

还是拿商鞅做类比：

同样是厉行改革，商鞅废除贵族土地所有制、废除分封世袭制，又轻罪重罚、强迫百姓分家纳税，可以说从贵族到平民尽数得罪。

然而有秦孝公鼎力支持，商鞅变法得以迎着重重阻力展开。

而宋神宗一无秦孝公逐鹿天下的野心，二无顶住非议、矢志不渝的气魄。

因此会为士大夫和百姓的怨声载道心生徘徊，同时坐视反对变法的旧党与新党斗争。

可见，商鞅遇上秦穆公是“天合之作”，王安石遇上宋神宗是“貌合神离”。

03.

盈不可久，亢龙有悔

财政新法是熙宁变法的重点。

在《临川先生文集》中，王安石这样阐述自己的理念：“因天地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

为了解决“冗费”带来的财力困穷，王安石实行了青苗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等新法。

意图发展农业商业、扩充税收来源。

农业方面以青苗法为核心。所谓的“青苗法”，是指在每年二月、五月青黄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贷款贷粮，待秋收后连本带息收回；

方田均税法是由国家一一排查未登记的漏税耕地，并依据土壤的肥沃情况分等级征税；

农田水利法是由当地住户按贫富情况出钱兴修水利，也可以向州县政府申请贷款。

商业方面，市易法是由政府出钱收购滞销货物，到市场短缺时卖出；

均输法是改变僵硬的收税方式，在物价上涨的地方收取资金，到物产丰富的地方低价购买。

▲图：王安石变法

和置将法、保甲法一样，青苗法、市易法和均输法同样面临执行问题——

由于地方官员强制农民贷款、官商大肆垄断经营，造成农民税负加剧、民商无利可图；

方田均税法直到王安石被罢相都未能丈量完毕，唯有农田水利法真正造福了基层。

尽管变法充盈了国库，百姓却深受其害。

反对派为了逼迫王安石下台，十余位旧党官员相继请辞，慈圣、宣仁两位太后哭诉“王安石乱天下”，地方官员更是手绘《流民图》送到宋神宗手上。

帝王之心日益动摇。此后两次罢相，君臣终于分道扬镳。

04.

几起几落，谁主沉沦

旧党领袖司马光这样评价熙宁变法：“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此话的确在理。

然而国库虚空、强敌在外，当以充实国库、对外强军要紧。

乱世用重典。

正如商鞅亦知严酷刑法不是长久之计，但为了大秦霸业只能把歌舞升平的一套滞后再提。

对王安石而言同样如此，社会生产力不增加的前提下充实国库，是竭泽而渔；

然而强敌在外，他没有慢慢来的时间。

操之过急，让这位理论上的先行者，成为政治上的赌徒。

他赌输了自己的仕途，也赌输了平凡百姓的命运。

自北宋到近代，熙宁变法的评价多是贬损。

变法失败之初，以士大夫为代表的旧党重新掌权。由于新法大大损害了士大夫的利益，旧党领袖旋即全面废除新制。

王安石在任时，王学一度如日中天，理学几无立足之地，王安石下台后，理学逐步兴起，对王学一派多贬损之词。

比如朱熹就曾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

▲图：朱熹

南宋至明清时期的主流观点认为，熙宁变法应为57年后的北宋灭亡负责。

明代的杨慎，更是谓王安石为“古今第一小人”。

到20世纪初，国难当头、图新图变。

转而有梁启超称赞“三代一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

此番“过誉”成为20世纪评价王安石的主流观点。建国后，“变法”二字也一度风头无二。

从“乱国者”到“改革家”，王安石的身份剧变正如马克思的调侃：

“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