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无差别，道德无意义

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确保做事的原则可以成为大家的原则。这些普遍的原则，在康德看来就是道德律。康德的书虽然难读，但好歹还说过这么一句好懂的话：“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出自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本）可是现在，雾霾让我们看不见星空，很多人对道德律的敬畏已经越来越少了。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是康德一直鄙视的，如果无视道德律的存在而单单追求自己的幸福，道德必然沦丧。

1.道德的正确与脆弱

这样的说法，很多人会感到诧异，追求自己的幸福，怎么会导致道德沦丧呢？只要不伤害别人，不管自己怎么追求幸福，都没有错啊。可是我们仔细想想，只要把幸福放在首位，很多时候就意识不到自己已经伤害了别人。比如说，我特别喜欢看书，不喜欢单调、枯燥的工作，工作就成了他人的工具，好累。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特别清闲的工作以方便看书，不过工资很低，勉强能够维持温饱，我每天都沉浸在书里面，好幸福，这时候我却伤害了我的父母和孩子，因为我没有能力给他们幸福，他们当然不像我这么喜欢看书，他们更需要丰衣足食的小康生活。我天天看书，是在追求自己的幸福，可是我却无视父母与孩子的幸福，在外人看来，说轻了，叫不懂事，说重了，就是没有道德。

相反，如果我天天把道德律放在第一位，那么我首先考虑的就是别人的感受，不会自私地只追求自己的幸福。不过，始终把道德律放在第一位，到底难不难？换句话说，做一个好人，到底难不难？康德举了个例子，说明做一个好人很容易，根本不用纠结。假如一个富翁临死前委托我把巨额财产交给他的继承人，富翁的委托只有我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他的继承人吃喝嫖赌、为富不仁，那笔巨额财产到了他手里也会很快挥霍殆尽，而我处于破产的边缘，正需要钱救急，这时候我该如何处理那笔财产？

如果我以追求幸福为第一要务，那么至少我会用掉那笔财产的一部分以救急。如果以功利主义的观点看，我应该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以救济更多的穷人，而不是把钱交给那位继承人让他挥霍浪费。而从道德的角度看，富翁指定继承人是谁，我们就应该把钱交给谁，不应该有丝毫的犹豫。的确，这是最应该做的事情，可是，如果我们真遇见这样的情况，有几个人会做应该做的事情呢？为什么我们不去做呢？因为这个世界不公平，既然别人不公平地获得了很多利益，在没有伤害到任何活人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不公平地获得一些财富呢？当然，如果我们霸占了富翁的财产，肯定伤害了那位继承人，可是，那位继承人根本不知道他应得的财产被别人霸占了，不知道，就不会感觉受到了伤害，等于是没有伤害。

2.幸福的惩罚与诱惑

可能康德会说，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不公平，我们就去做一些伤害他人的不公平的事情，否则，每个人为了不吃亏都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加阴险狡诈，这样的社会就太让人失望了。如此让人失望，并不代表道德律不在起作用，每次我们在践踏道德观念的时候，心中总是或强或弱地认为自己是可鄙的，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我们还有良心，如果良心被狗吃了，我们便不知道何谓自责了。什么时候良心会被狗吃了呢？当我们只知道追求自己幸福的时候。只追求幸福可能伤害到他人，如果此时遭到天灾人祸，我们不会把天灾人祸当成上天的惩罚，只会把它们当成偶然现象或者命运，由此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这种坚强不是好事，而是冷酷无情。可是现在很多父母都这样教育孩子：“孩子啊，你长大了，你决定做什么事，我不会干涉，但不管你做什么，你必须要承担后果。你自由越多，责任就越大。”这样的教育忽略了道德律的存在，孩子们不懂得照顾别人的感受，成了冷酷无情的个人主义者。

这样的个人主义者冷酷到不知道何谓上天的惩罚，而康德认为，这样的人不配知道上天的惩罚。为什么呢？因为个人主义者只追求幸福，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样的人就是欲望的奴隶，不是自由的。奴隶是奉命行事，做了好事，不必表扬，做了坏事，也无需惩罚。只有那些懂得控制自己欲望的人，才是自由的，懂得控制欲望不代表一直都能控制欲望，不过，一旦做了不道德的事情，良心上总会过意不去，因为在这些人看来，道德律是高于幸福的。康德似乎认为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把道德律放在首位，另一种人把幸福放在首位，问题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再怎么把幸福放在首位，一旦做了不道德的事情，总会有或多或少的自责，不可能铁石心肠。

可是，自责之后，我们依然会做不道德的事情，因为幸福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既然幸福的诱惑力如此之大，为什么某些国家的人更能抵抗这种诱惑呢？康德给出的解释似乎可以参考。他认为，要想人们把道德律放在首位，必须假设上帝存在与灵魂不朽，这样人们会因为害怕世界末日的惩罚而变得有道德。这种说法很荒谬，康德其实在尼采之前便宣布上帝已死，他认为人不能确认上帝是否存在，但我们必须假设他存在。好像还有人说过类似的话，即使没有上帝，也要创造一个上帝。可是，任何不信上帝的人，单单去假设上帝存在，就会变得有道德吗？某些国家的人更有道德，不是因为他们假设上帝存在，而是很多人是真正的教徒。

3.康德的境界与庸俗

对于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该如何是好呢？显然康德的道德律帮不上什么大忙，虽然他认为恪守道德律已经是很高的境界。为什么是很高的境界？按照康德的说法，我们做事的原则必须是大家接受的普遍原则，但是，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能尽量确认别人处在我们的境况下也能做同样的事情，只是尽量确认，不是绝对确认。我们有时候会把自己的私人爱好当成是所有人的爱好。比如，我们看泡沫剧，同时假设大家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看泡沫剧不是不道德的。但是，看泡沫剧在某些有思想的人看来，就是堕落，有看剧的时间，不如做点有利于他人的事情。可是从康德对道德律的定义，我们很难看出他鼓励对他人的帮助，让我们做事的原则成为普遍原则，似乎只是防止我们做坏事，而不是鼓励我们做好事。在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如果坏人在做坏事，而好人只是不做坏事而不是努力做好事，那么情况只会更糟，因为坏事的坏没有好事的好来抵消。

这样看来，康德的道德律只是起码的要求，而不是圣人的境界。甚至从康德的说法还能推出荒谬的结论，假设大家都能做的事情就是合情合理的事情，那么，既然大家都可以思想犯罪，所以思想犯罪也是合情合理。可是耶稣强调动淫念已经是极大的罪过了。我们的古人也非常看重“慎独”，不管有没有人在旁边，我们都是一个样。不仅如此，修身之后还有齐家治国平天下。古人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这种境界的人，心情不会好到哪里去。每当政治黑暗、老百姓遭罪的时候，他们总是认为父母官做错了什么，如果父母官清廉英明，一切都会好的。他们也会努力奋斗，希望能够成为如此英明的父母官。如果不管怎么努力，也进不了官场，便有怀才不遇之感，抑郁、颓废一辈子。他们很少去想通过什么别的方式使得当下的父母官主动或者不得不在为人民服务方面表现好一点。康德便想到了别的方式，那就是以自由、平等的标准来衡量父母官施政的得失，公开发表成熟但并非清流的看法。

当然，能发表如此看法的人并非等闲之辈，所以大部分老百姓只能保持沉默。单单沉默也不行啊，人除了工作总得做点别的事情吧，那么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追求幸福吧，只要没有侵犯到别人的权利。所以，追求金钱、地位，没有错，天天看泡沫剧、逛夜店也没有错，因为没有侵犯到他人的权利。这些人心中不必装着天下，只要快乐就好。康德很有先见之明，现在的西方人主要就是在追求幸福、快乐，每个人都懂得以自由、平等的标准来衡量父母官施政的得失，把他们认为不称职的政客选下去。他们成了政客讨好的对象。这是康德没有想到的，他所认为的应该沉默的大多数人反而能够决定政客的命运。其实，到现在这一步，康德不是没有责任，是他拉低了道德的品味，有德之人不应该单单不去侵犯他人的权利，还应该是值得尊敬的高贵之人，看重“慎独”，心忧天下。心忧天下不是非得做官，我们可以做一份普通的工作，不过在工作之余，总能够为这个世界增添一份美好，而不是成为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幸福、快乐如果没有庸俗与高贵之分，这个世界永远好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