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中国以及汉语、普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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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了公众号“中华好学者”上一篇题为《普通话：一部残酷血腥的千年汉族血泪史》的文章，颇有些感触，有些话要说。

文章梳理和回顾了汉语演变的史实，或许写出了一些关于汉语的事实，但作者在行文中却表现出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汉族优越感，以及少数民族野蛮、低级的民族歧视意识，实在不敢苟同。

作者首先说“现在通行的普通话，其实是操阿尔泰语系的蒙古族、鲜卑族、女真族等等游牧民族学习汉文时所说的蹩脚汉语，这些人成为统治阶级后，他们这种鹦鹉学舌的汉语就堂而皇之的成为了国语……汉族以及汉语大致在秦汉时期形成，中国境内虽然方言众多，但汉族统一后的语言——‘雅言’逐渐成为了汉语的正统。”

接着，作者梳理了秦汉以后汉语的演变历史，“隋唐的首都都在关中西安一带，故而华夏正朔再次北归。金陵音与长安音则形成南北两大正统音系，最终长安音占据了上风。日本人在六朝的时候就输入了南京的‘吴音’，到唐朝则重新把长安的‘汉音’带回日本，形成了现在的日语。”唐以后又发生的几次五胡乱华，摧残了中华优秀文明，割断了中华传统的血脉，明代以后“只剩下南京、扬州、镇江一带才保留了一些相对纯正的中原人的血脉和语音”，成为“中华正朔”的种子。“清朝，北京迅速的被满化。基本属于野蛮人的满人本来根本不会说汉语，为了表达复杂的汉族文化，只能鹦鹉学舌的说中国的官话，但他们口中的汉语，已经完全丧失了入声，并且有了翘舌和儿化音。这些都是满人阿尔泰语系的特征。这种北京的内城话最终蔓延到了整个北京，……成为清朝的官话，乃至现在普通话的基础。……明代北京话是有大量入声字，并且没有zh、ch、sh等翘舌音的语言。这说明了当时的北京话不是现在的北京话，也不是现在的普通话，因为无论北京话还是普通话都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满语的先天残疾摧毁了汉语，首先，入声字一下子就全丢了，这就是汉语同音字增多最根本的历史原因，用满语套学汉语的发音更是不伦不类，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发音最糟糕的汉语……随着使用人口的增加，这种让当时的汉人老百姓笑掉牙的蹩脚汉语渐渐成了清朝统治阶级的官方普通话。”

结论是，“中国的官话，就像两个轮回，从长安到洛阳，再到金陵；然后再到长安，到洛阳，又回到金陵。……给这片土地打上了中华正朔的烙印。……中国的语言专家们一致公认扬州话是最理想的国语，因为扬州话声音好听，保存了汉语的重要特征入声，而且使用范围较广——这证明扬州话可能最接近明代汉族人的普通话。”

最后，作者感慨地说“有很多事情，已经无法改变。叹息也好，扼腕也罢，都已经无济于事。经过蒙、满奴役了三百多年的汉人，到清末的时候，已经从汉唐高贵的子民沦为劣等低贱贫穷的半野蛮人，诚惶诚恐、亦步亦趋的拷贝西洋或东洋的文明成就，仿佛这个民族从来就是这样的落后。而本是偏远蛮夷的日本和韩国，却因为保留了汉唐宋明珍贵的文明碎片而最终从蛮夷走向中华，成为当今世界屈指可数的强国。”

“中华正朔”、“野蛮的满人”、“满语的先天残疾”，而“扬州话声音好听”，甚至认为日语也是在“汉音”基础上形成的，诸如此类一些充满歧视和自大的陈腐观点。

世界上有那么纯粹的事吗？有所谓纯种的汉族、汉语吗？

首先，现代汉民族本身就是几千年来多民族混居、通婚的结果。今天，每个北方汉族人的身体里恐怕都有北方胡人的基因和血液，而南方汉族人的身体里也恐怕都有古代被称为南方蛮夷的血液吧？甚至江浙、两湖一带，在春秋时代也被认为是披发左衽的不开化的蛮夷，若认真追究起来，屈原恐怕也不是汉族。所以，“纯种”的汉族在哪里？它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概念，在现实中也根本无法确认，“纯种汉族”基本就是个空概念。生理和身体上如此，文化上恐怕就更是如此吧？别的不说，就说中国人最引以为自豪的强盛的唐代，细究起来，李氏本就出身北周贵族，而整个北朝本是北方鲜卑人建立的王朝，李世民的长孙皇后也是鲜卑贵族之后。

民族间的融合从上古时期就开始了，而且从未间断过，今天的现实里，根本找不到纯种的汉族，包括文章作者恐怕也不是什么“纯种”。在今天现代化、全球化的时代，现代通讯和交通工具为交流和移居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民族甚至种族间的混居和通婚已经司空见惯，世界性的民族种族融合正在进行中，“纯种”还算得上优越性吗？可能只是陈腐、狭隘、自大甚至衰弱的表现吧？

再说“中国”。很多人往往把“中国文化”窄化成汉族文化，甚至窄化成中原文化，这样一窄化，那不就是把西藏、新疆、广西、内蒙、宁夏等少数民族地区分裂出去吗？这是不是分裂国家的行为？不需要用什么“境外敌对势力”，我们自己就把大半个国土割让出去了。

于是，在国学热的氛围中，有人执着地要找回所谓“纯种汉族”的东西，认为那才是“中国”传统文化。认真考究下来，才发现，这也不是汉族的，那也不是汉族的，都不能算“中国”传统。比如，旗袍是满族服装，不能算中国传统服装。于是就往回找，一直找到了汉服，那唐服、宋服、明服呢？哦，好像唐服还真的不能算“中国传统服装”，按照“纯种汉族”的逻辑，唐代是鲜卑人的王朝，也是个少数民族统治的时代。再说乐器，如果较真起来，纯粹汉族的传统乐器恐怕没有几件，二胡、琵琶恐怕都不是汉族乐器吧？就连被许多孔子学院当作中国乐器来教授的葫芦丝也是云南少数民族乐器，云南，那么一个遥远的边陲，在“国学”家们的严重，怕连“中国传统”的边都沾不上。

难道真有所谓纯种的民族吗？民族乃至种族间的界限真的是那么泾渭分明？真的那么重要吗？

再回头说汉语。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外来语，恐怕就没有我们今天使用的现代汉语。近现代以来，随着西风东渐，汉语在古白话的基础上，借鉴了大量西方外来词语和语法，形成了完全不同于古汉语的现代汉语，而且很多词语是间接由日本借来，比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等，都是从日语中拿来，按照“纯种汉族”的逻辑，这些词更不是汉语，是不是也都不要用了？很多文人对现代汉语感到痛惜，痛惜于现代汉语的粗鄙，于是又回头去找原因，当然是找到“五四”，认为是新文化运动割断了古雅美好的汉语传统，对此我实在很难苟同。

由汉语再说到普通话。如果说社会的现代化是不可避免的，那普通话的学习和推广就是必要的和必须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彻底抛弃方言。从学理上看，共同语是以方言为基础，经由人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推动形成的民族共同语，是一种半自然半人工的语言。然而，语言使用本身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无论最初做怎样严格的规范，一旦使用起来，可能就由不得制定者的初衷了，使用者会根据情境和需要进行调整，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暗暗地改变共同语。从另一方面讲，共同语是被纯粹化了干净的语言，它排除了所谓方言中不合逻辑的、粗鄙的、地方性的内容，但这样一来，也就同时抽除了方言中最有活力和最富表现力的要素，从而使得语言变得苍白无力，也就失去了语言的功能。所以，比较理想的状况是，共同语和方言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不必将共同语特权化，乃至于歧视方言，说什么“做文明人，讲普通话”这些矮化方言的口号，同时不断吸收方言中富有表现力的元素，让民间语言成为共同语的造血的骨髓，只要能够交流，说普通话带点口音有何不可？用点方言词和句法又有什么关系？也许恰恰更能表达言说者最真实微妙的思维，在这个意义上，方言能够给共同语注入新鲜的血液。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纯粹，意味着衰败和死亡，比如人种、语言和文化。

分析强调所谓“纯种汉族”的观念，不外乎一种“族群中心主义”心理，也就是以“我”为中心，以此为标准衡量一切事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按此逻辑推演下去，给所有事物分类并排列出高低贵贱，凡是我的，就是好的、对的，离我越远，越野蛮、越低劣、越错误，抬高自己，贬低歧视他人。

这样的思维逻辑在生活中随处可见，人们会找到各种不同的标准来给身边的事物划分类别并排出高低贵贱，为自己找到歧视的理由和正当性，比如民族种族、信仰、国家、官阶、地域、性别、年龄、体貌、学历、口音、肤色、职业、财富、智商、知识……，太多太多。

人啊人！是一种什么样的物种？总是不辞辛苦地四处寻找和确立一些抬高自己、贬低他人的理由和正当性，似乎高人一等、做人上人的感觉分外舒服，如果能被人崇拜甚至臣服，那就再好不过了。多么可怜、无聊而又阴暗的心理！不是经由自我的反思和独立获得满足和意义，而要在与他人的比较中显示优越感后才能获得满足和意义。

无论多么发达的文明，在茫茫宇宙中，不过是一粒尘埃，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哪来的什么高低贵贱？那么重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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