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混世哲学（十四）

曾国藩的混世哲学（十四）

王自成

十四  外交之道——以自强为根本以“柔远”全变

同其他中国传统士大夫一样，曾国藩在碰到一切困难的时候，都近乎本能地求助于先师孔子。在面临棘手的夷务（即今日所说之外交事务）的时候，也是如此：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的话，明日无因小厉害而变。”

虽有孔子教诲作为基本原则，但实际操作仍需要“明”，所以他又说：

“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

他深知当时敌强我弱，所以主张“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从修明内政入手以达到“柔远”的目的：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勾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

孔子曰：能治国强兵，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即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平心而论，曾国藩的上述外交思想是以深入了解当时中国的国情为基础的，是极其明智的。回想一下100多年后的上个世纪末，共和国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也曾主张并实施“韬光隐晦”的外交原则，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基本意思其实与曾国藩是一致的。当今领导人虽然已经开始了“主场外交”、“大国外交”、“新型大国关系”等积极外交行动，但不能说就是抛弃了“忠信笃敬”的中国传统思想精髓。其实，“命运共同体”、“共享发展机遇”等新论述包含有“忠信笃敬”的智慧光辉，是中国传统哲学在新时代的发展。

曾国藩的上述外交思想，“柔远”和“自强”合起来堪作长期的原则。而在国家孱弱不堪的当时，据《清史稿•曾国藩传》，曾国藩不得已而用以“柔远”处理天津教案：“（同治）九年四月，天津民击杀法领事丰大业，毁教堂，伤教民数十人。通商大臣崇厚议严惩之，民不服。国藩方病目，诏速赴津。乃务持平保和局，杀十七人，又遣戍府县吏。国藩之初至也，津民谓必反崇厚所为，备兵以抗法。然当是时，海内初定，湘军已散遣，天津咫尺京畿，民、教相閧，此小事不足启兵端，而津民争怨之。平生故旧持高论者，日移书谯让，省馆至毁所暑楹贴，而国藩深维中外兵势强弱，和战利害，惟自引咎，不一辩也。丁日昌因上奏曰：‘自古局外议论，不谅局中艰苦，一唱百和，亦足以荧上听，挠大计。卒之事势决裂，国家受无穷之累，而局外不与其祸，反得力持清议之名，臣实痛之！’”

虽然曾国藩对这件事的处理招致了“津民争怨之”，但这不能说明“柔远”根本不对。其实，直到今天，持清议者也未能提出一个能取代“柔远”的可行之策，哪怕是马后炮也没有。那么，民意和舆论就可以不顾了吗？很难简单的说是或不是。民意和舆论，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热忱，不能不保护，不能不倾听。民意也有盲目和愚昧的一面，不能不引导，不能不约束。

总之，曾国藩的外交思想以“柔远”为权变，以“自强”为根本。国家强大了，一切外交危机都不难解决。这个原则虽然看似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迂，其实是捷径，是根本道路。当然，道理虽然简单，实际做起来并不容易。“柔远”不易，曾国藩用“柔远”，被人大骂“汉奸”而罢；换李鸿章去处理，仍然“柔远”而别无他法，到后来甲午战争失败，不得已还当了更大的“卖国贼”。而“自强”更难，即便“自强”，是否真能实现国家强大的目的也还非一定，可能还有挫折、反复。中国的强国梦应该说在曾国藩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到如今已经100多年，这个强国梦仍然还在路上。而在这期间，我们的外交曾经“柔远”了多久！压抑的民意不时喷发，激愤的舆论风大浪高，这一点，读者只需看看网络上那些骂外交部软弱的言论就知道了。对此，我建议我们当从自强上着力，而不是在骂别人软弱上浪费太多口水。如是，则愤青可以成长为有为才俊，清流可以转变为干将；如是，则国富民强可期，民族伟大复兴之梦即将实现。

2017年12月15日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