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多久没有捧一本国学经典阅读了？（谈《孟子》）

写在开头：

这次作者说一定要写在开头，因为我怕各位简友不一定会看完……

不得不说，看《孟子》真的很累，仔细翻阅查找资料并写下分析及感悟更累。

但我们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如果能抛开碎片化的阅读，捧一本国学经典，让自己的思想有沉浸式的自觉性升华，那一定是受益无穷的。

最后，创作不易，如果你有所收获，不妨与我交流交流啊~

总述

从时代背景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非常紊乱的时代，人伦文化的道德基础与崇尚霸权主义的领权阶级之间存在着断崖，这个时期，诸侯征战，更注重的是社会现实。

以人物作为中心代表来说，孔子是春秋时期，而孟子可以代表战国时期。孟子承继于孔子之后，被后世尊称为“亚圣”。

在那样一个“战伐侵攻不可胜数”的时代环境里，他始终坚持心中的仁义，为实现“大道”所努力，其继承的孔子的传统文化思想，以及中国文化道德政治的哲学观念，和孔子的思想一样，流传至今。

《梁惠王》

《孟子》开篇为《梁惠王》,其中心思想为政治哲学上的义利之辨，梁惠王提出“何以利吾国？”孟子回以不可贪图眼前利益，仁义才是永恒的大义。

但“利”和“义”在此不处于一个对立面，对于梁惠王来说，魏国地理形势极其不利，西边是强大的秦国，南边的楚国同样很强大，东边的齐刚刚打败了魏，站在客观角度来说，梁惠王最希望的是能够“兴邦”，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成就一番霸业。

而孟子提出的“仁义”，并不是反对“利”，这里的仁义是大利，如果国家以仁义作为治国兴邦的根本原则，并运用于内政和外交，那从长远来看才是正确的。

《易经》中提出“利用安身”，天地法则，一切生物都是为了脱离苦，得到乐，所以任何文化或者学说，如果没有利，那便缺少价值。

所以，这对后世来说，关于政治行为，我们要捋清这个逻辑，儒家的义利之辨并不是无私与自私的辩论。

对于施行仁政，孟子提出“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乐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为之有也。”

落实到实践行动上，他提出要注重教化，王道要以仁义为主，省刑法，不可苛重，这里讲求掌握刑罚的度，平衡仁与罚的兼容性。

同时，在财政上，要“薄税敛”，减轻税收，才会藏富于民，国家才会富足。

另外，农业技术上，要求深耕易耨，即教育百姓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要勤于耕种，改良农技增加生产。

即“不夺农时”。如果只是拼命扩张武力，就会使农民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法过上农业社会的安宁生活。所谓“仁者无敌”，就是要实施仁政，使人人明白国耻，人人教战，达到国富民强，最后才能取胜。

《公孙丑》

孟子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

此处引用的事道家的思想，乘势与待时，都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不仅体现在个人事，同样体现在国家事、天下事。

孟子借这个道理说“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自身因素为内因，客观环境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外因，内外结合，总结来说就是一个时机问题，时机到了，聪明人自有领悟，气运就会达到最大值，迎风而上。

“时势造英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公孙丑问孟子关于“不动心”的问题，问他假如做了齐国的宰相，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功成名就之时会不会动心。

关于“不动心”，与道教的清静无为以及后世的佛教讲求的“不动妄念”有异曲同工之意。

孟子所强调的四十岁不动心是对于功名利禄而言，而后续与告子相比较的不动心，是谈及自身心性修养，在此要做到克制欲望这个境界，孟子批评对于道理不明的的事情，不可为那就不应该在心理上好强，应该研究清楚。

“持其志，无暴其气。”

这里孟子告诉我们要保持心志的专一和宁静，使“气”聚集。接着又提出“志”与“气”，不动心指的是思想和情志不动，不动气就要养气。

他回答公孙丑要“善养浩然之气”。公孙丑表示何为浩然之气，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夭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

在孟子看来，“心”和“气”是一体两面的，修养这份气不得焦躁，用功太多只会揠苗助长。养气即是养心，无论是哪个教派或者是主张，都是如此。

另外，这一章关于职责和言责，这里的例子是孟子的学生公都子对孟子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做官的目的是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为百姓谋福利。

“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这句话相当于如今的检查制度，不论是从政人员还是各行各业，不应该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是应该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

“在其位，谋其职”，说的就是这个理。

如果不能报效国家，就不应该在这个岗位上吃闲饭。但如果是自由之身，“我无官守，我无言责”，孟子回答的是“进退裕如”的态度，只负言责，不负其官，所以我们最终引出“学而优则仕”这个儒家的精神，这是孟子的目的。

《滕文公》

滕国在诸国之中是个小国，位于孔子的家乡鲁国以及孟子的家乡邹国之间。

南怀瑾在《孟子与滕文公》一书中讲到，“从滕文公这里开始，才是孟子的‘学问记辩’”。

孟子提出：“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

滕国的幅员虽然很小，地形不整齐，但是也还有五十里地，如果滕王可以截长补短，也可以治理好国家，勇气和决心很重要。

在这里，给我们的警示是，一个人自身所拥有的资源有限不要紧，能力不足也不要紧，古书上讲，譬如一个人生病，要想身体恢复健康去吃药，药吃对了，人会发晕，但如果对症下药，控制好剂量，也能治好病。

所以在政治上，要果断，要有把国家治理好的决心。

孟子对滕文公还提出“人性本善”这个思想，即要做到上古道德的政治，战国时期战伐纷争，应当要效法中国传统，行尧舜之道。

孟子曰：“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在孟子看来，滕国虽然疆域很小，但是领导者如果拥有大无畏的精神，心中怀有尧舜的气度，实行内圣外王之道，一样可以使国家变成一个至真至善的强国。

这里的颜渊表达了一个人只要拥有强大的信念，在信念的推动下就可以迎来成功。而尧舜之所以是尧舜，就是因为其内在修养达到了一定的境界，此时的滕文公处于青少年时期，孟子在此提出的劝诫是首先要教导他修心养性的内养之学，而后才是培养他成为人君的法则。

再者，孟子提出；“不行王政云而。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仁者无敌是孟子一直贯彻的思想，“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赢得民心的关键就是实施仁政，君王不以“仁”去待百姓，一旦有仁义的君王来征服国家，百姓就会全部把矛头对向本来的暴君，这必定不是长久的，所以孟子后续又告诫滕文公如何力图改革，富国强征的原则方针。

《离娄》

离娄所处的时代先于孟子，离娄之明，聪明绝顶。孟子以离娄的聪明作为引子，先讲到做人做事的典范，即“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再讲到君臣之道、父子家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这里讲明君要想治理好国家，帮助他们治理好天下的仁政就是规矩。当能力和想法都有了之后，规矩和原则就成了基石。历史上有能力的人数不胜数，但是如果失去了原则或者规矩，没有收放自如的度，也照样不成大器。

另外，孟子关于管理的重要性也颇令人受教。

孟子曰：“惠而不知为政。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济之？故为政者，每人而悦之，日亦不足也。”

这里说的是，管理者一定要有自己的合理规划和施政原则，仁义之心固然很需要，但是大智慧与实干才能更要锻炼。

领导者的权利很大，处理的往往都是天下大事，身边不乏谄媚之人，这时候的小恩小惠就显得格外诱惑，但统治者身后往往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和信任，这就需要领权者拥有超强的定力与信念，有内心的澄明修养，还要不断提升自我的管理决策能力。

而与领导者相对的，是下面的人才。

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统治者的确是一个国家的核心，但人才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往往只有强者才有选择权，有能力的臣子并非愚忠愚孝之人，当领权者存在过失之时，臣子已经不在需要恪守“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种无妄之言，心怀天下的贤臣拥有一技之长，他们可以另择明君，使自己发光发热。

这种君臣之间双向选择的前卫意识，在孟子的言论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明君有治国之道，贤臣同样也有自保之道。

这种思想在当今社会对我们也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借鉴。

另外，孟子还提到了人与人相处之道。

“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

这一段是《中庸》里的话，这里是指做官要别上位者知晓，如果不被知晓，或者因为官做的小，皇帝就不知道你，因而“民不可得而治也”。

而如何“获于上”，孟子提出“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

我们要与朋友处好关系，当然，这里的朋友指的是值得交的朋友，糟粕之友不可称之为友，要想和朋友搞好关系，首先要把和父母兄弟姊妹的关系搞好，如果家庭都不和睦的话，朋友自然犹如不会相信你。

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做到的是“诚身”，要做到“诚身”，首先要“明乎善”，即我们要秉持者一颗善良之心，而“诚者，天只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这里的诚与动心养忍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慢慢参透，“诚”是天道，“思”是思想，思想达到一定的境界那就是人道。

《万章》

《孟子》的《万章》上下两篇在全书中篇幅最短，本书主要在于解惑、其次授业、最后传道。

在《万章》这一篇，我的侧重点是交友这一话题。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

这里孟子提出的有三个要点，第一是“不挟长”，即不以自己的长处去比他人的短处，因为衡量的标准并没有公平性可言；第二是“不挟贵”，朋友之道，不存在等级贫富差别，人与人之间都应该处于应该平等的位置；第三个是“不挟兄弟而友”，朋友与兄弟不同，这里应该要秉承一个限度，不能对朋友有过分的要求。

交友的目的是为了道义，而不是为了地位和利益。朋友之间的道义是彼此之间都规过劝善。

《乌合之众》里讲到群体的时代，群体的水平总是要比被孤立的个人的水平低，群体容易冲动，而且他们轻信且容易受暗示，落实到我们交友之道上面来，群体不被理性影响，所以他们的推理能力非常低下，他们所能接受的观念都很偏执。

因此我们交友首先要做的是先立好自己独立的人格，不随波逐流，有自己的准则和判断事物的标准，然后再去和他人磨合切磋。

万章中提到的交际问题，孟子答曰应持恭敬之心。

给予是一个双向箭头。却之不恭只是用在“尊者赐之”，和“所取之属义”的时候。交际的范围比师道、君臣之道广泛，与人交友，应当礼尚往来，要发自内心的恭敬诚恳，坦诚相待，彼此不存在委屈的迁就，也不存在刻意的迎合，这种心理状态才是正确的。

《告子》

告子的开篇讲的是人性论，告子的理论把人性比作杞柳树，树长大成材后可以做成茶杯，或者其他器具，预先是没有决定的，也就是收人性本来就没有定型，人的成长是有可塑性的，跟后天的教育等各方面都有关系。

同时，告子还好把人性比作流的很急的水，水流自己没有意思要往哪个方向流，只是哪里地势低就往哪个方向流。所以忍心也如此一般，无所谓善恶，只是如水流一样罢了。

而孟子持的是“性本善”这个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孟子与告子关于人性的辩论太为经典。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而告子则说“生之谓性”，这是因为孟子在这里讲的是人性的作用和现象，各有其理。

关于做人，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诗》云：‘既醉以酒，既饱以德。’言饱乎仁义也，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令闻广誉施于身，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

这里讲到的是，人真正的富贵不是来自于外缘，而是靠自身的道德,修养，学问。

我们一生中会遇到赏识自己的人，但他们可以贵己，同样也可以贱己，贪图他人给予的酒肉享受，那不是自我内心真正仁义的修养，内在的美丽才是永恒的。

关于孟子的教育方法，孟子提出：“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

这是对前面文章的一个总结，孟子周游列国遵守的是师道，是推行教育。教育的方法有很多种，这里的“不屑”指的是不随意，不轻易，对于品德不太好的人，采取的是“不愿意”的施教态度。这和因材施教的理是一个意思。

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最基本的含义就是“所学要为世人之师，所行应为世人之范”。学是指每位师生应具有的学问、知识和技能，学为人师，就是要使“学”能成为后学的师表。

这也算是给教育上的一个传承和延续，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警示。

《尽心》

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触。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 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妖寿不威，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最后一章是孟子在讲完外用之道之后，讲传心的心法。

南怀瑾解释：何为“动心”？即遇到事故时，在动心起念之间所具有的定力、智慧，所达到的程度；“忍性”则是绝对的大定，借用一个佛学名词来说，就是“如来大定”。

因此孟子在前面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

这里说的是“动心忍性”，而“尽心知性”讲的是一个养字，需要我们潜心修炼。

儒家讲求的是存善念，每次在自己动心起念之时，应当要慢慢做到善念的存心多，这是“善则养心”的道理。

而后“妖寿不威，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则是行愿，功夫达到了，生死已经已了，是夭是寿都无所谓了。

但孟子还给我们传递的一个道理是，想要改变我们现行的命运，是可以做到的，不过必须要行大善、至善，做到去恶为善。

“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人生的责任尽到了，一切达到了“尽心”这个境界，也就可以顺其自然去了，而“正命”指的是为正义而亡。

“万物皆备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这是因为一切源自于自我本身，所以要向内自求，这才是生命的真谛。

而“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讲的是勉强自己去做，勉强自己去修正自我，不可太过放任，简而言之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如此，便能达到“仁”的境界。

写在最后：

《孟子》一定是越读越厚的，这里写到《尽心》这篇，就此停笔。

谨用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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