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藏经洞：出土5万多件珍贵文物，可惜大部分都流失海外！

明清时期的莫高窟就已经停止营造了，也没有人维护管理，所以基本上湮没无闻，直到1900年藏经洞的发现，才让莫高窟重回世人面前。因此，刚刚过去的2020年也是藏经洞发现120周年。

人们在藏经洞里发现了公元四至十一世纪的各种类型的文物，包括佛教经卷、经史子集、官方文书、社会文书（户口、账本、地契）、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五万余件，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地理、宗教、民族、语言、艺术等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

藏经洞的发现者叫王圆箓，关于他的资料很少，根据他的墓志铭，我们知道，他于1849年出生于湖北农村，八九岁时因为饥荒来到了西北，后来当了兵，退伍后出家当了道士，在外云游的时候到了莫高窟，就留了下来，希望可以把一些地方改造成道观。

王圆箓（1849-1931）

当时莫高窟由于长时间无人管理，十分破败，山崖间上的通道大部分都毁了，一些洞窟的洞口已经崩塌，还有一些洞窟被积沙所掩埋，为了请人清理这些积沙，王圆箓把信徒们施舍的钱节省下来，并且四处化缘。

而藏经洞的发现，就与他清理积沙有关系，根据王圆禄的回忆，有一天他和工人清理洞窟内的积沙时，忽然一声巨响，然后洞窟墙壁裂开了一条缝，他和工人开始用锄头挖，挖出来一个洞，藏经洞就这么被发现了。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说，王圆箓雇了一个人在一个洞窟（第16窟）的甬道内写经，这个人休息时，经常将点旱烟的芨芨草插到墙上的缝隙中，有一天，芨芨草居然一下子深入到墙体中，这个人小心地敲打了一下墙壁，听声音后发现墙壁是空的，然后他叫来了王圆箓，打破了墙壁，藏经洞就这样被发现了。

藏经洞

我们知道藏经洞有5万多件文物，这么多的文物会让我们误以为藏经洞很大，我潜意识里也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在莫高窟看到了藏经洞才发现不是，藏经洞其实很小，只有十几立方米，还没我们平时住的房间大。

这种文物的实际大小和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对我而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自己遇到过好几次。

比如汉代的官印，我潜意识里就认为官印不可能太小，要不然怎么盖印呢？加上一些影视剧中的官印都不算小，所以也默认为汉代的印也差不多那么大，虽然有时候会看一些汉代官印的图片，但是不太注意旁边标注的尺寸，其实很多书也不标注尺寸。

但是当我到陕西历史博物馆参观时才发现，汉代的官印很小，长宽一般也就两三厘米而已。所以这几次经历给了我一个经验教训，那就是之后再看文物资料时，一定要注意看清楚图片旁边标注的文物尺寸。

现在话说回来，藏经洞里面这些文物的价值，当地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王圆箓挑出了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但是没有人对这些经书感兴趣，其中有一位是他年轻时当兵的上司，这个人甚至觉得这些古代写经的书法还不如自己写的好。

后来敦煌县长汪宗翰把几本绘画和经卷送给了当时担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叶昌炽看过后，隐隐感觉到了这批古物的价值，所以他建议主管民政、财政事务的甘肃藩台衙门，把藏经洞中所有古物运送到甘肃省府兰州保管，但是藩台衙门回答说，没有经费。

但是也不能不管，所以藩台衙门要求王圆箓代为看管这些文物，不过钱一分不给，所以这些文物就继续留在了莫高窟的藏经洞内。

而此时英国探险家斯坦因正在新疆探险，1907年春，斯坦因到达了敦煌莫高窟，他打听到了藏经洞里有大量的文物，因此想进去一探究竟，但是王圆箓不让他进去。

奥里尔·斯坦因（1862-1943）

斯坦因在和王圆箓交往过后，觉得王圆箓不太好对付，用金钱来收买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会伤害他的宗教情感。他发现王圆箓对玄奘取经的故事很感兴趣，所以他经常和王圆箓聊玄奘的故事，而且和他说，当年玄奘把经从印度取回来，我是从印度来的，是唐僧的在天之灵将这些经卷托付给他，要他把这些东西重新带回印度去。

这一招还挺管用，王圆箓后来终于放斯坦因进去了，斯坦因进去之后看到了这么多的文物、经卷，欣喜若狂，但是他也看出来了，王圆箓不会让他把所有的文物都带走，于是斯坦因花了200两银子，把其中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带走了。事后，斯坦因很得意地写信给一个朋友说，在欧洲，只要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要这些钱了。

斯坦因1907年拍摄的藏经洞和经卷

在被斯坦因带走的经卷中，其中一个是雕版印刷的佛教经典《金刚经》，这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刊印日期的印刷品，上面清楚的记载了这部作品印刷于大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这个作品在历史课本里也出现过。如今，它成为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最珍贵文物之一。

在北京的朋友，或者之后去北京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在北京地铁1号线和2号线的换乘站——建国门站，你可以发现，里面的墙壁上就印有这部雕版印刷的《金刚经》。

在斯坦因走后十个月，1908年2月，以伯希和为首的法国探险队到达了敦煌，伯希和这一年才二十九岁，但是精通十三国语言，包括汉语，他一口流利的汉语很快赢得了王圆箓的好感。

伯希和还带来了一名专业摄影师，对莫高窟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拍摄。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当时藏经洞洞内状况的唯一的一张照片，就是伯希和团队的摄影师拍摄的。

1908年伯希和在藏经洞内挑选经卷

伯希和在到达莫高窟之前，就已经听说了斯坦因从这里带走了大批经卷，原本他非常担心斯坦因会将文物搜罗一空，但是进了藏经洞后他才发现，还剩下很多，而且其中很多都是精品，因为斯坦因不懂汉语，所以拿的时候，并没有仔细挑选。

但是伯希和是精通汉语的，所以他用了整整三个星期的时间，将剩下经卷全都翻阅一遍，并从中精心挑选了七千件藏经洞文物，给了王圆箓五百两银子，然后带走了。

1909年9月4日，伯希和在北京的六国饭店举行了招待会，京城的学界名人几乎都参加了。会上，他将随身携带的一箱敦煌写本精品公开展览出来，使得著名学者罗振玉等人大惊不已。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经很稀少了，现在竟然有人带来了他们从未见过的六朝、隋唐的古写本，这震动了整个北京学术界。

在这些人的呼吁下，1909年冬天，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但是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草草遮盖，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沿途的地方官员也有克扣。而到了北京后，负责押运的官员直接把文物运到了自己的家里，然后挑选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们还将许多的经卷一撕为二，自己留一部分，上交一部分。

如今五万多件藏经洞文物中超过五分之四流落海外，被分藏于英、法、日、俄、美、印度、丹麦等十多个国家的四五十个机构中，国内仅存不到五分之一，国内的大部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那里还有敦煌遗书的展览，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有人总结说，藏经洞文物藏于英国者最多，藏于法国者最精，藏于俄国者最杂，藏于日本者最隐最秘，藏于中国者最散最乱，以致于陈寅恪先生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还有人说过，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那现在我们不禁要问，是谁把这些文物放到藏经洞里的，又为什么放到藏经洞里呢？而藏经洞又是什么时候封闭的呢？

关于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学者们有统一的意见。因为在发现于藏经洞的文书中有题记的最晚的时间是大宋咸平五年，也就是公元1002年，因此，学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应该在公元1002年之后，但是具体是哪一年，这个已经不可考了。

而对于是谁把这些文物放到藏经洞里，又为什么放到藏经洞里？学者们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一种说法是“避难说”，这种说法认为敦煌的僧侣们为了避免这些经卷受到战争的破坏，而把它们封存在藏经洞之中。

根据已有的敦煌文献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佛教典籍占了藏经洞文献的近百分之九十，而其中很多的佛教典籍，又与始建于公元834年前后的敦煌三界寺有关。

据记载，自西晋僧人竺法乘最早在敦煌建寺弘法开始，历代僧俗都在此地营造寺院，晚唐五代，敦煌的官方寺院有十七所之多，三界寺便是其中之一，位于莫高窟附近。

公元900年前后敦煌发生战乱，三界寺在战火中被焚毁，收藏于寺中的全部佛教典籍也损失殆尽，之后三界寺开始重建，但寺内藏经匮乏，无法满足平时的诵读、修行之用，经过全寺上下的多年努力，终于使得寺内的藏经日益增多。

公元1006年，地处敦煌西部的于阗王国被一股外来势力灭亡，消息传到了敦煌，人们担心这股外来势力有可能会攻打敦煌，三界寺的僧众们担心多年来苦心经营的藏经再次遭受灭顶之灾，于是决定把三界寺全部的经卷和佛教用品立刻封存起来，以躲避可能的战争灾难。

经过周密勘察，僧人们选择了莫高窟的一个洞窟，就是后来被称为的藏经洞。僧人们经过整理，把所有佛经都搬入洞内，码放整齐，为了万无一失，洞窟封闭之后，僧人们请人在封闭的整面墙壁上绘制了壁画，以掩人耳目。日子一天天过去了，灭亡于阗王国的那股外来势力并没有东进，攻打敦煌。后来公元1036年，西夏攻占了敦煌。

由于西夏也信奉佛教，敦煌佛教并未受到影响。按照常理推测，如果藏经洞关闭是为了躲避战争，然而战火并未降临，佛经又是僧人们日常必须使用的东西，那么理应是重新打开洞窟，把这些经卷和佛教用品取出来，但是事实上，三界寺的僧人再也没有打开藏经的洞窟？这是为什么呢？

针对避难说的种种疑点，有的专家提出了另一种推测——“废弃说”，这种观点认为藏经洞的东西，实际上是被古代的敦煌僧人所废弃的一些物品，因为是废弃品，所以封存之后自然就不用管它了，也不用重新打开了。

由于佛经长期流通，时间长了难免损坏，为了保证经典的正常使用，敦煌寺院经常在僧团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经典的清理检查，发现破损的经卷，就会及时进行修复或者重新抄写替换。

而这些破损的且不愿再使用的佛经便会被剔除出来，堆放在寺院的某个指定的地方，年复一年，就会积累很多破旧的经书。

那这些破旧的佛经为什么要这样一直保存呢？为什么不处理掉，比如烧掉呢？

学者认为主要原因就是敬惜字纸，古人对文字存有敬畏的心理，对写有文字的纸张十分重视，认为不能糟蹋，随意处理，而且佛经对于佛教徒来说是无比神圣的，即使它用破了用旧了，也不能随便处理。

另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敦煌的纸张要靠内地转运过去，纸张非常珍贵，所以敦煌各寺院对纸张的管理都十分严格。

在僧团专门负责抄写经书的机构，写经之人领取几张纸都要一一记录在案，抄写完毕必须将纸张如数交回。如有抄写错误，则必须要在纸上写一个“兑”字，然后凭这张纸去领取新纸。

为了节约纸张，通常每张纸正面用过之后，还会反过来使用它的背面。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既然纸张珍贵，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封存的经卷中还有大量背面未曾使用的卷轴式经卷呢？据专家考证，这与五代以来雕版印刷的技术进步有关。

北宋初年，朝廷组织雕版印刷佛教经典的合集——《大藏经》，当时统治敦煌的地方政权曹氏归义军与北宋王朝一直有着朝贡关系，他们数次向宋朝乞求赐予雕版印刷的《大藏经》。

敦煌地区的佛经因此丰富起来，同时经济的发展也使得纸张不那么珍贵了，所以，残破的卷轴式经卷似乎已经没有必要再保存下去了，于是这些僧人选取了莫高窟的一个洞窟（藏经洞），把这些破旧的经卷放进去，并封存起来。

但是你会发现，藏经洞中除了佛教经卷外，还有一些从东晋到北宋时期的官府文书以及社会经济类文书，这又是为什么呢？按理说，寺庙不应该会有这些东西呀。

根据学者的解释，在藏经洞里发现的晚唐五代时期的官府文书往往都与佛教寺院有关。在晚唐五代时期，佛教是敦煌地区的官方宗教，在百姓中影响非常大，当地佛教教团的僧官都是当地统治者的座上宾，他们除了管理宗教事务，也参与地方政务。

而随着世俗政权的巩固，当地官府对佛教教团的控制也日趋加强，甚至百姓出家也要通过节度使同意。所以会有这些官府文书。

而另外一批晚唐时期的官府文书，是因为僧人利用它们的背面抄写佛教文献，所以保留了下来。

至于在藏经洞里发现的社会经济类文书，是因为在晚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僧人们也可以拥有与普通百姓一样的经济生活，从事农耕劳作，拥有寺产，还要按着官府规定承担赋税，甚至要服兵役和杂役。所以，藏经洞里出土的敦煌文献中出现借据、房契、账本等社会经济类文书也就很正常了。

说到这里，你会觉得“废弃说”似乎很完美地回答了关于藏经洞文物的种种疑问，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它无法回答。

公元1900年当藏经洞被发现时，这些经卷文书被整整齐齐地码放在那里，虽然道士王圆箓不断地翻弄，但是直到1907年斯坦因到来时，藏经洞还是基本保持了原貌。

依据斯坦因在《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中对藏经洞的描述，有专家认为，藏经洞中的汉藏文佛经是按照佛教经录分帙存放的原则摆放的，其他种类文字的文献以及绘画也都按分类存放在一个个包裹之中。这就像图书馆里的书，按照学科、朝代等分类摆放，便于人们查找。

既然这些都是是废弃品，那么为什么还要加以如此认真地处理呢？“废弃说”也无法回答。如今围绕藏经洞还有很多的谜团尚未解开，还需要更多的人的努力，去推进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