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回答我们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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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就是书中无法撕掉的那一页。�”
01
1985年3月2日，正月十一，还差四天，才到元宵节。
彼年的那一天，央视的《新闻联播》在本该播送新闻的时段，向全国人民播送了一条非常正式的不是新闻的道歉，用词严肃，态度像极了犯了错误被家长批评的孩子。
在那个本该欢欢喜喜过大年的日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央视如此兴师动众？
答案是，春晚，演砸了。
这是一件现在看起来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在很多年以后，很多人都会很自然地认为：春晚，鸡肋而已。
不过，彼年非此年，那时的生活，简单又淳朴，既没有抢红包，也没有贺岁电影。除夕夜，除了团圆吃饺子，就是一家老少围坐在一起，磕着瓜子花生，看看春晚。
无可争议的，春晚是年夜饭中最硬的一道精神大餐。
可怎么就演砸了？
看看《新闻联播》的道歉词：“……整个晚会拖沓，松散，追求形式，华而不实，某些节目格调不高，某些即席讲话很不得体，晚会广告过多，还发售了某种赞助纪念券。凡此种种，引起观众不满是理所当然的。为此，我台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
或许有人要笑了，如果是这样，这些年，岂不是年年都得道歉？
不过，之后种种，准确些说，始祸于北京工人体育馆。
那一年，春晚把主会场首次放在了室外的工体，这也是春晚唯一的一次主会场在室外的直播。正是这一次的大胆尝试，埋下了失败的祸根。总导演黄一鹤回忆道：“……觉得十几亿人的国家，……想展示出宏大的场面，……就选择了工人体育馆。”
如果换到三十多年后的今天，科技发达，经验成熟，室外直播不会是问题。可在三十多年前，新旧交替正当时，设备陈旧、技术匮乏，那么大一场室外电视直播，国内既没有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更没有靠谱先进的硬件设备。
黄一鹤说起当时的情景，显得无辜又无奈，在偌大的工人体育馆，“连对讲机都没有，灯光也不灵。” 调度基本就是形同虚设，现场指挥更是“成了瞎子和聋子”。加上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夜里，没有暖气，整个晚会在拖拖拉拉耗时6个小时结束时，一众演员和观众早已冻得鼻青脸肿。
京剧《百猴迎春》是晚会的第一个节目，有意思的是，那一年是农历乙丑年，按理说，本应该牛魔王第一个亮相，可第一个迎春接福的，却变成了孙大圣。更糟糕的是，表演中，饰演猴王的演员竟然跟中了魔似的，空中飞行时，一头撞到了栏杆上。
失败的基调大致在晚会一开场时就这么定下了。
很快，失误和问题就像传染病一样，接二连三地出现了。
后来有人就此总结：意外频发，节奏拖沓，时间控制不了，场面控制不住。
而有两个人，也许对这次春晚，记忆会更加深刻，一个是曾经因表演《吃鸡》而出名的王景愚，一个是陈佩斯。
王景愚那天表演了串场笑剧《悠绳》，原本的剧情是绳子吊起来两三米，王景愚吊在绳上故作害怕状。但在实际表演中，拉绳场工可能因为过于兴奋，一使劲儿，直接把王景愚拉上了十几米的高空。后来，王景愚从绳上下来时，腿软到无法站立，最后是在姜昆的帮扶下才下了舞台。不知道的人都夸赞王景愚，说他把害怕的状态演得太像了，但实际上，这种害怕，王景愚当时可能根本不用演。
而黄金搭档陈佩斯和朱时茂，则拿出了新作品《拍电影》。那晚，为了在节目中真实地表演出热得出汗的感觉，陈佩斯穿着单衣，往身上泼了凉水。事后有人评价，陈佩斯简直演神了，不管是演热还是演冷，都无可挑剔。但和王景愚的情况一样，那时究竟是陈佩斯演得像，还是人已经冷的受不了，条件反射的直打哆嗦，只有陈佩斯自己最清楚了。
总之，所有人都期望着这场梦魇赶紧结束。
终于，1985年大年初一的凌晨两点，除夕夜八点钟开始的牛年春晚，一地鸡毛的结束了。
很快，全国就炸开了锅。
春晚的御用编剧梁左曾经写道：“……各大报刊……几乎万炮齐轰……专线电话已经发烫，批评信件装满了三麻袋……”。
于是，有了央视的道歉。
但事情并没有因为道歉就此结束，广电部在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召集了十多次会议，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晚会的总导演黄一鹤则反省思过达半年之久。
多年以后，黄一鹤接受采访，再提及此事时，甚至说道，当时，都不想活了。
02
1985年5月1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
没错，还是工体。
这一天，在争夺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出线权的比赛中，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竟然1:2输给了中国香港队。虽然如今的中国男足没有什么不敢输的比赛，不过在三十多年前，在亚洲，别说香港，就算韩国日本，都要认真高看中国一眼。而在赛前，几乎所有的舆论都认为，如果中国男足只是小胜，就形同于失败。《足球》报甚至写道：“中国队应该赢香港队两球以上。”
这种狂躁的气氛，之所以在赛前不断被放大，完全基于当时中国男足的分组形势，因为，中国队和香港、澳门，以及文莱一同分在了C组。看看历史纪录就知道了，那届国足想要小组出线，并不是多大的难事。而且，在主教练曾雪麟的带领下，在过去的1984年，他们刚刚拿到了亚洲杯的亚军；同年，在尼赫鲁金杯赛上，甚至还出人意料地1:0战胜过拥有八名世界杯主力的阿根廷队。
可是，意外还是那样的发生了。
香港队先进球，中国队扳平，香港队再进球，中国队乱成了一锅粥。
随着贾秀全头球攻门被香港队门将单手托出，中国男足彻底失去了最后扳平的希望，那届中国男足就此以失败者的姿态被写进历史，同时，也迅速被卷入到了那场让全中国球迷都刻骨铭心的“五·一九事件”。
实在可惜了那一批那么好的球员，贾秀全、古广明、赵达裕、左树声、柳海光、李华筠等等，他们中间的每个人，单独拿出来，在当时的中国足坛甚至亚洲足坛，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很快，裁判吹响了终场的哨声。比赛结束的那一刻，香港队主教练郭家明抛开现场和电视机前亿万国人的注视，兴奋地冲进了球场，与香港队员们拥抱庆祝，并不断拍照留念。对此，作家刘心武在纪实文学《5·19长镜头》中写道：“……这一连串细节捶击着几万名观众的心，看台上那'壁立的凝固的波涛'开始将积蓄的势能释放出来，请想象一下高耸的浪峰卷扑下来的情景！“
随后发生的事情，岂止是浪峰卷扑下来那样的简单，简直就无异于一场地震海啸般锤天动地。
三千多个各类包装的汽水瓶像雨点般的被砸进了足球场，主教练曾雪麟和球员们被堵在了更衣室，愤怒的球迷把火力集中到了曾雪麟的身上，他们一边要求曾雪麟出来当面对话，给大家一个交代；一边操着国骂问候着男足，大喊着：“枪毙曾雪麟！”
是“枪毙”，不是“下课”。
天知道如果那天曾雪麟真走出了更衣室，和球迷当面对话，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在火山爆发般的氛围下，球队人员无法，也不敢从正门离开，最终只能从侧门偷偷逃走。
找不到正面回应和宣泄出口的球迷们，情绪彻底失去了控制，一场中国足球史上最大规模的球迷骚乱爆发了。球迷们走出工体，肆意地打砸车辆，破坏设施，纵火，挑衅外国人。原本假设赢球后，用来维持狂欢球迷秩序的警察，最终拘捕了127人，才勉强平息了这场骚乱。
事后，作为主教练的曾雪麟，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引咎辞职，他几十年的足球生涯，从此彻底断送在这场比赛中。
可关于那场比赛的愤怒却并未因此消失，怒气未消的球迷们不断地给曾雪麟寄去刀片和绳子，曾雪麟家里的玻璃也被砸了个稀巴烂。
很多年以后，在堂侄曾宪梓的支持下，曾雪麟筹建了“金利来”足球队，他的本意是想着能再为中国足球贡献一份余热。可始料未及的是，由于体制的问题，这只不差钱的足球队并没有招募到哪怕一名球员，曾雪麟的一腔热血，终了，没有换回一丝谅解。
作为绝大部分家人都在泰国的归国华侨，不知道曾雪麟是如何理解和回忆那段往事的。
而关于“五·一九事件”，当年的《新闻联播》是这样定性的：“这次违法事件是首都建国以来，体育比赛中发生的一起最恶劣的事件，性质是严重的，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损害了国家声誉。”
法新社的评论是：“中国终于开始和世界接轨了。”
而刘心武在《5·19长镜头》里如是写道：“事到如今，我们不妨反过来想想，倘若5·19那天球赛结束，看台上的中国观众都心平气和地为双方精彩表演鼓掌，然后极有秩序地，迅速地鱼贯而出，并纷纷微笑着各自回家，全世界和我们自己，对我们这个民族该作出怎样的评价呢？”
03
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批准书》，自当日起，《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申明》宣告生效。
嗯，又是香港。
时间退回到1982年9月23日，随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正式谈判拉开了帷幕。
在此之前，1982年6月，英国刚刚赢得了与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基于马岛之战的胜利，英国对于香港问题，一开始就提出了居高临下的要价。
英国人傲慢地提出，自1840年以来，由清政府被迫与之陆续签署的《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应当继续有效，英国可以向中国归还香港的主权，但继续保持对香港的治权。
理由是：离开了英国的管理，香港就乱了。
很有趣的逻辑。
不过，英国人的小算盘从一开始就被中国强硬地否决了。
在双方第一轮过招僵持不下的状态下，邓小平接见了撒切尔夫人。对于与邓小平的会谈，撒切尔夫人记忆非常深刻，根据由叶介甫撰写的《外国政要眼中的邓小平》的记载，撒切尔夫人后来用“生硬粗暴”形容了那次会谈。
可以想象一下两人一见面后，废话不多说，就立刻进入针尖对麦芒的场面。
撒切尔夫人照旧提出了“三个条约有效论”，并颇有意味地又重复了一遍“没有英国，香港就会乱”的论调，她说道：“如果中国收回香港，就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要想继续维持香港的繁荣，就必须继续由英国来管理它。”
不过邓小平更加坚决，他指出：“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承认过三个不平等条约，主权一直属于我们中国，这很明确，没有讨论的余地。“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警告撒切尔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点到为止，邓小平说得非常清楚了。
这场会谈原计划为一个半小时，但实际开了两个小时又十多分钟，斗争的激烈，可想而知。
在不欢而散的基调中，撒切尔夫人结束了首次与邓小平的直面交锋。在走出人民大会堂时，她小声地对身边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抱怨：“邓小平真残酷。”
或许是还沉浸在刚才的会谈中，或许是因为刚做了腿部的静脉曲张血管切除手术，在走下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时，撒切尔夫人突然一脚踩空，一个踉跄摔跪在地上。这一插曲被摄像镜头捕捉到，并迅速在香港当天的晚间新闻里播出。
1982年撒切尔夫人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不慎摔倒_腾讯视频
撒切尔夫人这一次突然的摔倒，似乎预示了香港问题的走向。
之后，中英双方先后进行了22轮的谈判，并最终于1984年9月就香港回归问题达成一致。
1984年12月19日，撒切尔夫人再次来到中国，与邓小平一起，见证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申明》的签署。
有趣的是，本以为摔跤这样的事情只可能意外地发生一次，可还是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在《联合申明》签署的当天晚上，撒切尔夫人又一次摔了跤。
04
1985年2月20日，在大雪纷飞中，中国在南极的第一个科学考察站---长城站举行了落成典礼。
长城站位于乔治王岛上，这里距离南美大陆最南端的合恩角还有960公里，而在乔治王岛正北方1200公里的地方，是马尔维纳斯群岛。1982年，英国和阿根廷围绕着马岛的主权归属问题，爆发了马岛战争，英国大获全胜。
1983年6月，中国加入了《南极条约》。在《南极条约》下，已经在南极建立了科考站的国家为协商国，拥有条约项下的表决权和决策权，尚未建站的国家为缔约国，只有发言权。
同年9月，第十二次《南极条约》协商国会议在澳大利亚的堪培拉举行，中国以观察员国的身份首次与会，中国代表团一行一共三人，其中，就包括了后来的南极考察队队长郭琨。郭琨回忆道，由于不是协商国，所以“每当会议讨论到实质性内容和进入议程表决时，会议主席即宣布：缔约国请到会议厅外面喝咖啡。而且事后连表决的结果也不通告。”这让郭琨非常难受，但这一现实也激起了他强烈的尽快在南极洲建立中国自己的科学考察站的迫切愿望。
郭琨会后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表态：如果我不在南极建成我们中国自己的考察站，我绝不再参加这样的会议。
郭琨的愿望很快得到了回应。
1984年2月，32名科学家以“向南极进军”为题，联名致信国家领导人，建议在南极建立考察站。科学家们的建议迅速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1984年9月27日，我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派出南极考察队，前往南大洋和南极洲进行科学考察，并在南极洲建立一个科学考察站。”
1984年11月20日，由郭琨担任队长的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乘坐“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和海军“J121”远洋救生船，搭载着一架“超黄蜂”舰载直升机，连同之前四个多月筹备的500多吨共千余种各类建站物资，从上海起航，开始了远征南极的旅程。
途中，这只科考编队历经坎坷。在从上海到南美洲合恩角一万多海里的航道上，他们途径台风区，越过赤道无风带，穿过礁石密布的德雷克海峡，横渡太平洋，于12月25日驶入南纬60度，根据《南极条约》的规定，这意味着中国的船只第一次驶入了南极。12月26日，科考编队抵达位于南极洲南设德兰群岛的乔治王岛。
此后的三天，科考队完成了五个建站选项地的实地勘察，最后，选定了乔治王岛上的菲尔德斯半岛的南部作为长城站的站址，这个地方平整开阔，有三个淡水湖，离智利马尔什基地机场只有2.3公里。
1984年12月31日，一个同样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南极科考队在乔治王岛上隆重举行了中国南极长城站的奠基仪式。当从祖国带来的奠基石被竖立在南极洲的土地上时，全场欢腾，有人高喊：南极，我们来了！
郭琨那天在日记里冷静地写道：“在乔治王岛上，已经有7个国家建立了考察站，故称乔治王岛是个'小联合国'。中国首次南极考察队，在乔治王岛上建立考察站，使这个“小联合国”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成员。”
由于南极的气候变幻莫测，建站工作必须赶在来年的3月份之前完成，否则，就会错过南极极其短暂的夏季。这给了科考队不小的压力，因为，科考队并不是一支纯粹的基建施工队伍，500多人的队伍里，有不少人是科学家和各类科研人员。就在这样的情况下，科考队弱化了职业、职位和年龄的差别，所有人全部都投入到了建站工作中。
1985年2月14日，随着郭琨把紫铜镀金的站标，镶嵌在考察站第一栋屋门的正上方，长城站宣告建成。整个建站过程，仅仅历时45天。而自科考队抵达南极开始，他们在南极停留的59天里，有8天晴天，25天暴风雪，26天暴风雨。也许，中国“基建狂魔”的称号，就是在那时打下了烙印。
1985年10月7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行的第13次《南极条约》缔约国会议上，由于长城站的建立，中国正式成为《南极条约》的协商国。
截止到目前，中国已在南极建成了四座科学考察站，除长城站外，其他三个科考站分别为：位于拉斯曼谷陵上的中山站、位于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上的昆仑站，和位于伊丽莎白公主地的泰山站。
05
1985年，相对于那些具有特别意义的年份来说，不能再普通。
06
1985年，由张藜填词，秦咏诚谱曲的《我和我的祖国》发表了，这首旋律优美，情感炙热的歌曲很快就得到广泛的传唱。
三十多年以后，2019年的2月，在春节期间，这首歌曲又在央视的系列快闪活动中被反复吟唱，北京、深圳、三沙、厦门、成都、武汉、长沙等城市的很多人参与其中，他们沉浸在热烈的氛围中，感受历史的脉搏和呼吸。
《我和我的祖国》新春“快闪”情暖深圳_腾讯视频
1985年，一个叫刘慈欣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进入到了一家国有电厂担任工程师。三十年后，他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国际最高科幻文学奖---雨果奖。
2019年2月5日，正月初一，以刘慈欣创作的小说为蓝本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上映，这部电影随即引爆了整个春节档期，不管所谓的五毛和美分怎么争吵，不管杠精们都说了什么，这部电影已经被历史特别地记载并归档，同时被归档的还有“摸鱼刘慈欣”的花絮和国资委的回应。
就像电影里说得：“无论结果如何，人类的勇气和坚毅，都被镌刻在星空下！”
其实，历史这本书中，1978、1985、1999、2008、2018都只是其中的一页，我们喜欢看的，或者难以忘记的，就会被插上了书签；平淡无奇的，虽然很少再翻看，但我们也无法撕掉。
1985，就是书中无法撕掉的那一页。
二零一九年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