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来宋去之二：武大郎的炊饼，说说避讳那点事儿

今天解读的是《容斋随笔》的第二篇《罗处士志》，原文如下：

襄阳有隋《处士罗君墓志》曰：“君讳靖，字礼，襄阳广昌人。高祖长卿，齐饶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中将军。祖养、父靖，学优不仕，有名当代。”碑字画劲楷，类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为不可晓。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长子亦名屈，祖孔同名，胡人无足言者，但罗君不应尔也。

简单翻一下就是：

罗靖，襄阳人。高祖名叫罗长卿，是齐朝的饶州刺史。曾祖父叫罗弘智，是梁朝的殿中将军。祖父罗养。父亲名叫罗靖，好学，未入仕。父子俩为什么叫同一个名字，不得而知。北魏的安同，父亲叫安屈，儿子也叫安屈，祖孙同名。不过这是胡人，不奇怪。但罗靖这样的父子同名，是不合礼法的。

看到这儿，想起之前周杰伦在接受采访时曾异想天开，想要效法外国人“Junior”的概念，小孩、孙子、未来世世代代都要叫“周杰伦”，不过后来得知华人习俗中不宜，此事自然作罢。

那么这个所谓的“Junior”的概念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是指在西方很多人用父名或父辈名来给自己的孩子起名，这样就需要在名后缀以Junior或罗马数字以示区别。如John Wilson， Junior，应该译为小约翰•威廉，George Smith Ⅲ，应该译为乔治•史密斯三世。

但这种起名方式，在中国乃至中华文化圈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有避讳的现象。所谓避讳，是指君王或尊亲为了显示威严，规定人们说话中避免直呼其名或在行文中直写其名，而以别的字相代替。即使现在，一般人起名，也会避免和长辈重名，这已经属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按照学者考证，避讳的现象应该是从春秋时期开始。《公羊传·闵公元年》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这是古代避讳的一条总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避讳现象至唐、宋和清朝，极为盛行，从文化等各个层面影响了中国上千年。从这个原则来说，尊者、亲者、贤者在避讳时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所以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比如阳谷县的著名商标武大郎炊饼，之所以叫炊饼，就是避讳的原因。炊饼最初叫蒸饼，但因为宋仁宗叫赵祯，祯蒸两字读音接近，所以宫内把蒸饼改叫炊饼，后来民间也随之改了叫法。不过，祯蒸这种音相近的避讳，并非硬性规定，只是民间跟风而已。

类似的是还有山药。这玩意一开始叫薯蓣，到唐代宗的时候，因为他叫李豫，所以薯蓣变成了薯药。然后又到了宋英宗年间，因为宋英宗叫赵曙，所以薯药再次改名，成了山药。这也算是命途多舛了。

有些则是有明确规定的，比如康熙年间参加科举的士子，在试卷上如果需要写“玄”字，必须将右下角的点缺笔不写，如果写完整了不论文章如何都是要被黜落的。有的考官在看到好的卷子却又发现忘了缺笔的时候，会把应该缺笔的地方用纸粘上，避免错失了人才，这也是考场中心照不宣的事儿了，但如果没入考官法眼，那只能准备三年后再来了。

再比如六部中的户部，原来叫民部，唐高宗李治即位后，为表对父亲李世民的孝心，改民部为户部，以示避讳（但高宗纳武媚娘的时候，似乎忘了孝心）。

上面这几个例子都属于为尊者讳，属于官方行为。有的则属于个人讳。比如有名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其由来便是宋时有州官田登，自讳其名，州境之内皆呼灯为火；上元放灯，吏人书榜揭于市曰“本州岛依例放火三日。”时人讥云：“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因为自己名字里有个登字，老百姓便来灯这个字都不能用，这般避讳，无非自抬身价罢了。

为亲者讳是指在家族内部对长辈（包括祖母等）等名字的规避。这种也叫家讳，是受法律保护的，《唐律》中规定凡是官职名称或府号犯了父祖的讳，不得“冒荣居之”。

著名的诗鬼李贺，因为其父名叫晋肃，“进”与“晋”音同而犯家讳导致其不能参加进士考试，纵然才华横溢也无用武之地，终生不得志，27岁便郁郁寡欢而死。

而唐代大诗人杜甫被称为诗圣，一生共写了近三千首诗，各种题材十分广泛，但据说因其母亲名叫海棠，所以他虽寓居海棠颇负盛名的四川多年，却从未写过海棠诗。

被称为“史家绝唱，无韵离骚”的《史记》，因为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史记》洋洋洒洒五十万字，却没有一个“谈”字，著名的张孟谈，也被司马迁改成了张孟同。

为贤者讳，是指对封建社会所推崇的圣人贤者的名字进行避讳。比如丘姓，因为孔子名叫孔丘，为了避免触犯孔子的名讳，清雍正三年（2725年）朝廷发出通告，要求除四书五经外，凡遇“丘”字，一律加“耳”旁为邱，丘姓都改成了邱，直到清末民初才逐步恢复为丘姓。

避讳源于古老的语言禁忌，但最终演化为维护封建政治架构的工具。它不仅体现了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性质，而且给人的思想造成了极大的戕害，对于现代人来说，避讳的意义除了学术考古方面的功用外，不起同名，以示对长辈的长辈的尊敬，或许就是避讳在现今唯一的借鉴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