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读书笔记十一（上）

第10章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意涵Ⅰ：性格转换的炼金术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目的是想要研究在制度性环境中的外在因素对行动者内在天性的压制程度。但这个实验最终揭露出恶劣的系统与环境产生的潜在危害，可以让天性善良的人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善与恶之间的界线相当脆弱。

作者将根据搜集到的数据，发掘这项实验的内涵以及权力对人性转变的驱使从而人家揭示出人为的本质以及可能贬损或丰富人性的各种条件。

小结：写于进一步深入前

作者设计的监狱环境只有心理学强制力，诱发出许多强烈逼真而且经常是病态性的反应。狱卒们在囚犯造反事件后表现了很强的支配性，而情境压力驱使正常健康的年轻人屈服。他们丧失了身份认同，在被剥夺隐私和睡眠之后，他们变得被动依赖及忧郁，出现在类似『习得性无助』的心理反应。（指由于一再的遭遇失败或惩罚，个人随经验学习到的消极屈从以及沮丧感）

囚犯中一半的人出现了强烈的短暂的心理反应而不得不提前释放，另外，留下来的屈服于狱卒们的威权，不再思考，如行尸走肉般。由骚扰416克莱的人采纳了狱卒们认为416是麻烦制造者的观点，而不是独立思考将他当作英雄。中士是个模范生，偶有抗命，5486杰里只是将关注点转向内在，而不是给予其他狱友以支持。

受试者是随机分配的，不存在将他们区分开来的典型差异，所以基于随机指泒以及比较性前测，可以说实验中出现在病态行为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星期的实验就让他们完全没有相似点了。因此有了一个合理的结论：情境力量诱发了他们的病态行为。实验中的情境是由作者协助创造的系统所认可和维持的给予狱卒们心理上的定位取向，以及以后逐渐发展出的政策和方法的顺利运转，由角色，规则，规范，去人性化过程，服从命令的压力以及群体认同等组成的情境力量，强烈渗透了于每个人中。

从资料中，我们学到什么？

除直接观察外，作者还有一些资料补充，如录像带，问卷，自陈式个体差异人格测验以及各种访谈。但样本数过少，选择性的记录那些引发高度兴致的日常事件（如报数，进餐，假释等）以及因数轮班制无法确定狱卒和犯人动态性交互作用的日常趋势。因为将这个实验视为现象说明（非建立因果关系）而没有设置控制组对照。作者只有一个独变项，就是狱卒与犯人相对地位的主要影响。但虽如此，作者还是从这个只有心理学强制力的环境性质和受此环境要求测试的年轻人特质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理解观点。

实验前的人格测试

作者主要采用了三种量表来评估年轻人的个体差异。

F量表：测量权威性人格。狱卒与犯人的分数差异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但对全程参与提早释放的犯人的研究却发现，分数与停留的天数高度相关。分数高，越有效的适应威权的监狱环境，越能接受威权。也正反映出监狱情境的特性，而分数低的那些人无法良好处理情境压力。

马基雅弗利量表：测量权术性人格。狱卒与犯人间未发现显著差异。适应良好的囚犯的得分也是表现不一，显然得分高的人际技巧与在监狱情境中的日常互动没有关联。

孔雷人格量表：包括八个量表，预测狱卒与犯人间的性格变化，包括：信赖，守秩序，爱整洁，服从，活动力，稳定性，外向性，阳刚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通过测试可以看到这两个不同的群体的学生拥有正常，普通 的人格。未发现两者间有性情倾向，但在服从，外向性和感同身受的能力方面提前释放的人个分数较另外的一些犯人低。

针对偏离群体平均值1.5个标准差及以上的分数的研究，我们来看看得出的结论。

首先表现特殊囚犯的一些人格特质：杰里5486『稳定度』高，『阳刚性』分数也最高，其他分数则与母体基准接近。斯图而物819在『守秩序爱整洁』分数量低，他把囚室搞的象个垃圾堆。中士2093『活动力』得到最高分。克莱『信赖』高分，相信他人基本是诚实而善意的。7258修比服从分数最高（相信执法，接受社会现实，对他人的不服从不满）。但在某些人中却出现了非典型 的分数，如大兰德里感同身受的能力最高分，瓦尼施『感同身受的能力』『信赖』最低分，却最关心秩序和整洁。

虽然人格测验可以预测某些个别案例的行为差异，但在监狱这样的环境中预测个体行为模式时仍需谨慎。例如5486，8612的分数对比上。所以没有一个单一人格倾向能够解释某些极端的行为变化。

对于赫尔曼和阿内特在所有人格向上的表现都一般而平均。但赫尔曼的阳刚性分数甚至低于所有囚犯，阿尼特却胜过其他狱卒。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分析认为，赫尔曼冷酷支配性的行为以及他发明的恐同运动是为了对抗潜在的同性恋倾向的人格特质。但实际上赫尔曼在此后的生活中却只是个称职而正常的丈夫，父亲，生意人，热心公益的国民，仅此而已。

情绪形容词自陈表

我们要求学生选出最能形容他们心境的词，完成这样一份检核表有助于对学生们评估，共进行了两次。从见到的囚犯的状态，我们就可以精准的预测到结果。囚犯们的负面性远高于狱卒。他们负面情绪是正面情绪的三倍之多，但对于狱卒来说正负两种情绪却相差不多。另外囚犯的情绪波动性更大，而狱卒们表现得则相对稳定。可以看出实验对狱卒与犯人都造成了负面的情绪影响，对囚犯的反效果更深刻，也更不稳定。

前两次的情绪量表在提早释放的人有更多的负面特质：沮丧，不快乐。但在宣布实验结束后，第3次的量表却表明这部分人正面情绪方面出现了很大变化。他们自己的感觉也是不那么的消极被动了。在情绪量表中作为囚犯的这两个群体已经不再有任何差异。回归正常说明学生所经历的沮丧以及压力反应是在扮演不寻常角色时的情境特殊性。

实验参与者的『正常性』使监狱经验的情绪影响短暂而且很快恢复正常。留到最后的人知道苦难已过，重获自由而感到振奋。提前释放的人远离了压力情境，因其他狱友释放而卸下罪恶感担子而感到欣慰。虽然来源不同，但全面性情绪振奋的反应却是一样的。

虽然部分狱卒希望实验能继续进行，但作为一个群体在实验结束后也一样恢复了情绪的冷静和平衡。虽然情绪重新调适，但这个实验对他们的影响却并未结束。

录像带分析

针对囚犯与狱警的互动，辩识出了25个相对不连续的事件，区分出10个行为（或言语）类别，并加以计分。类别是：提问，下指令，提供信息，个人化对待（正面），去个人化对待（负面），威胁，抗拒，助人行为，（为某些目的）使用工具，批判行为，狱卒与囚犯之间的互动以负面，敌意居多。

囚犯倾向于以正面的个性化方式对待犯人，询问对方问题，提供信息较少有负面行为。在占支配地位的狱卒身上则多见负面行为。在一周的时间内最罕见的两个行为是个性化对待以及互相帮助。唯一一次的助人事件，却只是发生在囚犯之间。

从记录可以看出，狱卒对囚犯们的骚扰行为，如个性化对待和言语羞辱是逐渐扩大的。随时间过去，囚犯渐渐变得麻木而被动，对班次的事件的观察可以看出，由赫尔曼的夜班最难捱，有更多下指令，口出恶言等行为，也比其他班次更常以侵略性方式惩罚囚犯。

录音带分析

对于言语活动分成了九个类别：提问，提供信息，提出要求和下达命令，其他5个是与评论有关的类别，正/负面看法，正/负面评价，个性化对待/去个性化对待，继续研究的意愿或者希望中断，以及希望在未来以正面或负面的方式行动。

狱卒们与大多数囚犯有着相同程度的负面看法和评价，好狱卒和道格8612是最多的两位。囚犯们在情绪表达，自我评价和行为意图（侵略性，对自身处境看法倾向负面悲观）有着普遍的负面反应。对比留下来的已经提前释放的囚犯，情绪影响有着清楚的差异。被提早释放得更加负面。

对囚室中私人对话的窃听可以了解囚犯在私底下的交谈内容。按照作者的预期，因为在囚室里不会被限制闲聊，所以作者期望在同一囚室的囚犯会找到彼此共同点以联系彼此。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们的谈话主题大多与监狱有关，他们最关心的是食物，狱卒的骚扰，也想开个大会发牢骚并构想脱逃计划，并很关心其他囚室的囚犯和某些囚犯的行为表现。

当他们回到囚室有机会建立人格认同时，因为囚犯角色支配了个别人物的所有表达，他们并没有这样做。监狱情境使他人进入一种延伸现在的时间定位。所以无论是否处于被监视的状态，他们都不能重建自己的个人认同。

在囚室内，囚犯中都是以当下的行为表现为基础建立印象。负面形象在当前监狱情境下助长了一种心理状态，更强化了他们的负面经验。总会借过去来安慰自己。在这种自我加强的心理状态下，囚犯们接受了狱卒们针对他们制造的负面形象。囚犯间的互动是不具支持性的以及不具合作性质的，这种行为效应不单单存在于囚室内私下的随机谈话。

囚犯们内化了监狱中的压迫，无法做到对他人有尊敬之意，更不可能自尊，如同『认同加害者』的现象（布姆诺.贝特海姆用这个词描述纳粹集中营的虐行），他们变成了自己敌人的样子。这种自我欺骗可以避免对现实的评价，抑制斗争，更不容许对自己的受难同胞有任何同情。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和信息

科学实验的优点：

斯坦福监狱实验让我们了解到监狱作为社会的犯罪控制工具是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监狱是暴力和犯罪的温床，能够激发人类天性中极恶的一面。他的建设性的改造远低于他的邪恶，监狱已经成为刑事重罪要犯的旋转门。

作者设置实验监狱而非真实监狱的目的，就是想通过实验控制，研究对狱卒与囚犯的影响。

首先是系统性的选择步骤。选择的是健康，正常，普通的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的在校学生，对未来有信心。其次，随机分配角色。在研究设计的参数中还包括系统性观察，不同形式的证据搜集以及统计资料分析。作者将斯坦福监狱实验的基本规则定义为让人摆脱地域限制，让天性摆脱情境，让白布脱离染缸。

虽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作者认为，单就监狱实验和核心的囚禁经验的心理特质而言，这个实验监狱却充分把握了。这一类试验研究价值就在于有能力阐明潜在过程，确定因果次序并建立起能传递所观察到的之作用变项。

社会心理学家莱温经过悉心设计的研究并谨慎执行有变项的操作，实验室也是可以检测出从现实中提炼出来的议题。莱温还提出将这类研究成果运用到现实中，影响社会变迁，并尝试改善社会和人类的功能。作者将追随他启示的方向。

狱卒的权力变化

在实验监狱中随机分配，做狱卒的人很快就滥用取得的权利，虐待嘲笑狱卒。部分狱卒虽然没有虐待，但只是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只有少部分好狱卒才偶尔表现一下同情心为囚犯们的处境着想。

与纳粹集中营相比，实验监狱在制造恐惧和复杂性程度上远不及。但狱卒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积极主动作为的，只做自觉该做的，还有就是不情不愿去做的。第二类勉强扮好自己的角色，好狱卒就意味着『不作为即善』是『不作为之恶综合征』中的一份子。如乔夫.兰德里，他与最坏的赫尔曼是一起轮小夜班的。

作者总结他多年的经验就是，大学生并不对权利议题感兴趣，他们在已拥有的资源中就可以达成目标，拥有权力且想继续享用权力时才会讨论权力议题。因为享有权力意味着可以随意支配资源。

囚犯的病理分析

作者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无权无势的囚犯身上，在听说了真实监狱中囚犯的遭遇后，他更希望这些实验囚犯能抵抗住狱卒们的压力。虽然处在劣势，但仍希望他们能保持人性的尊严。

当囚犯叛变以惊人速度发生时，作者想感到欣慰，这与学生们认为的几小时的低贱兼职加吃喝玩乐的监狱事业期望太远。叛乱开始时我们对于狱卒的求助后袖手旁观，一切由他们自己决定。此时作者也只是个观察者，兴趣只是搜集狱卒们应对紧急事件的反应。

但判乱后，道格8612迅速崩溃，超过预期。在当时作者用特质论来解释他的崩溃。但是情境力量第1次在完全不预期的状况下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呈现。在后来对这场实验的回应中道格8612说：在被拒绝离开时他决定假装崩溃，但实际上面对贾菲时，他是真的难过，真的崩溃了，当时很希望观察者能做点什么，因为他的崩溃并非装出来的。

模拟的重要性

强大的社会情境可以通过引导，诱使以及传授的方式使人的本性出现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希望相信人性本善，相信人能够抵抗外在压力，并理性的对抗情境诱惑。我们赋予人类神性，当创造出的情境力量产生巨大影响时，我们却失去警觉性。我们每个人面对社会力量的严格考验时，都会出现重大的性格转变。在社会情境中的所作所为与置身事外的想象完全不同。如同罗马喜剧作家泰伦斯所说：凡出于人性的必适用于我！人民圣殿教，奥姆真理教仪式的行为变化以及某些种族灭绝暴行，都证实了人类会将人性以及仁心屈从于社会力量以及某些抽象的意识形态借口（如战争征服，国家安全等）。情境能够导致暴行，这并不是应为邪恶开脱的理由，相反，他却使邪恶民主化，让一般行为者共同承担了邪恶的责任。

斯坦福监狱实验最单纯的教训就是社会情境的重要性。这种情境影响非常大，可以让我们做出不曾更不可能预测的到的行为反应，尤其在无前例可循的新环境更会如此。

对于这个实验的研究都必须以情境分析为出发点，天性式分析（基因，人格，特质，个人病理学等）只在不得已时采用，仁慈的从现场调查出发，去寻找行为的决定因素。

但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着基本归因缪误的心理偏见，提倡个体主义的社会尤其如此。过度强调人格的重要性，低估情境的影响力，相信天性的重要性与情境，应尽力避免规定的塑造力量。

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情境力量是许多因素联合起作用的，其中一个关键特质就是规定的力量。规定是以正面而简化的方式控制非正式的行为，其运作方式是规则的外化，随时间推移规定开始不受控制，有了自己的威权，借着规定狱卒对囚犯的伤害正当化。

有些规定可以有效调节社会行为，有其必要性。有些规定只是用来掩饰某些支配的事实，规定和规定的执行者是情境力量内在固有的，但雇佣警察并用他们在监狱中监禁破坏规定者的却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