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那些在农村下放劳动的教师们/124
记忆中，那些在农村下放劳动的教师们/124
记得是在十三岁那年，我在家乡读初中，那是回乡的第三个年头。
正值文革中，学生半天上课，半天务农。日子看似平常，但对于我这样一个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女孩子来说，生产队里每天不同的庄稼活，都是具有挑战性的。
麦收前的一天，生产队里突然来了三位教师模样的男人，三十多岁的样子，一胖两瘦，一矮两高，皮肤白皙，文质彬彬的，圆脸白胖的那位，还戴着厚厚的眼镜。不知是不是跟高度近视有关，胖老师在三人中，显得最为局促，每当有人问他话时，不是不停地搓着手，就是习惯地扶一下眼镜，镜片后面的两只眼球左右顾盼着，一幅心神不宁的样子。村子里的人好奇，三三两两地围着生产队长宗立大叔打听个不停。
宗立大叔人厚道，不会说谎，更不会打哈哈，但大伙明显感觉出，他是不想说出实情。最后被大家纠缠不过，嘴里支吾着，半天迸出一句话：你们瞎落落啥呀，还不赶快干活去！
每当村民们围着宗立大叔纠缠不清的时候，另一位队干部宗林叔便会出来打圆场，我看你们啊，真是吃饱了撑的，这都是人家上头的安排，咱庄稼人管恁多干啥？又不多发你工分？不过我得多说一句，不管人家是啥人，因为啥原由到咱村里劳动，都跟咱没有一点关系，好好待生人家，咱炳灵宫村的人厚道实诚是远近出名的，可不能让外村人说咱是落井下石，不地道。
宗林叔的话其实已经说出了答案，大伙心里自然明白，更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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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细节的信息是我从二位叔叔的交谈中，隐约听到的，或许因为我是个孩子，大人对我不设防，或许还以为我听不懂哩！
有一次在离我家不远的水井边，宗立和宗林两个一边捋着套牲口的缰绳，一边聊着天。
宗立叔说，你说上头让咱管制这仨人，咋弄呢，人家可都是握笔杆子的手，哪里是干庄稼活的材料？给他们安排轻活又怕上级不愿意，要真是安排他们割麦轧豆的，你看他们的那架势，那身板，也干不了呀！再出个岔子就麻烦了。
宗林叔不紧不慢地说：你老哥愁啥呢，就让他们在场院里干活，比地里的活儿轻快，能干多少干多少，咱再农忙活多，还能指望人家？就是那么个过场。让他们三人吃住在场屋里，也方便，上头真有人问起来，咋不好糊弄呀！你老哥这辈子就是太胆小，咱就是老百姓，有啥可怕的，再不济，还能把咱开除地球去？现在城里多大的官员都被批斗，都靠边站了，你能说这些人里头都是坏人？他们都是有识文断字的先生，说不定哪天形势一变，又去教书了呢，让我说，人家现在是在难处里，咱也挣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宗立叔自然是满心赞成宗林叔的话，他们都是心底善良的人，与大多数世代为农的乡亲一样，从心底里对文化和文化人，充满着敬畏和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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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在村子的最东头，与生产队的场院只隔着一条生产沟，一条乡村路，直接距离不过三、四十米，透过小路两边摇曳的柳枝，可以清楚地看到三位教师来来往往的身影。
每天早晨，我隐约听到他们相互招呼着，或先后或一起，蹲在场院的一侧，刷牙洗脸，然后又手忙脚乱的围着地锅做饭，再然后便是各人端着碗，围成一个小圆圈，边吃边聊。气氛并不象村民们猜测得那样沉重，甚至还能听到他们之间相互打趣的笑声。
上工的时间到了，村民们陆续从村子的各个角落里走了出来，走过我们家房前，走过生产队的场院，再一直往东走，我们村里几乎所有的耕地，都在村子的东边，所以村子里的人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谁谁谁下东地了。
通常走到场院时会有小部分社员留下，这部分人多半是上了岁数的，或是打场轧场的把式。剩下的大队人马浩浩荡荡继续往东前行。男男女女的手里边，不是握着镰刀，便是扛着铁锨，肩上还背着畚箕，那是准备干完队里的活，回来的路上还要给家里的羊和猪割草打菜，或交给生产队里换工分，庄稼人做着土里刨食的营生，那是一点都不敢耽搁的。正是麦收大忙的季节，每个人步履匆匆，脸上心里，洋溢着对丰收的期盼。
那三位外来的教师就被留在了场院里，具体被安排做什么活计，我并不太清楚。只记得有那么几次，几位收工后路过场院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看见那位白胖的老师，两只手死死地端着簸箕，笨拙地上下惦着，只见麦粒跟着麸皮子一起惦洒了一地。年轻的女人们见状，戛然停住脚步，嘻嘻哈哈地笑着，嘴快地那位说，你们看你们看，还有这样簸粮食的呢，人家是簸麦麸子，他把麦粒子都给簸出来了！
哈哈，哈哈，她们说着笑着，象看西洋景似的。
那位白胖的老师恐怕是有生以来第一次使用簸箕，本来就不得要领，被年轻的女人们哂笑着，两只手就更不听使唤了，立时急出一脑门子汗，汗水渗湿了镜片，眼睛模糊了，他只好笨拙地把簸箕放在地上，用白衬衣的衣襟去擦拭镜片。
女人们见状更开心了，她们相互拍打着对方，笑得前仰后合。直到落在后面的宗立大叔走过来，一顿喝斥，才算给白胖老师解了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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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东头的水井离我们家不到十米远，三位教师每天都会过来打一次水。渐渐的，村里人跟三位教师接近了，熟络了，没有了隔阂。听几位常去场院向他们请教学问的后生说，这三位都是某某中学的高中教师，那位白胖老师是教语文的，其他两位教数学和物理。还说，人家肚子里墨水可真多，别看干农活不在行，谈起学问来，都是一套一套的，可厉害了！
我曾经有过几次去接近他们的冲动，离我家这么近，就当作邻居串门理由也是充足的，但却始终没有去。我当时虽然年龄尚小，却已领教了政治压力的厉害，自己还是黑五类子女呢，怎么还敢跟有问题的人沾边？
两年后读高中，住校。其他同学每周回家一次，我因离父亲远，通常周日也是呆在学校里的。
记得有一个周日，我在水井边洗衣服，离水井不远的办公室门前，有两三位家远的老师正在看书聊天。突然听到有自行车的声响，抬头望去，水井一侧的小路上来了一位中年人，个子高高的，花白的头发，穿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国防服。
正在高谈阔论的教初中语文的朱老师看见了他，走近两步打了招呼。我没听楚来人姓什么，反正朱老师叫他什么老师。
他们没有进办公室，就在院子里聊了起来。听着并没有什么象样的主题，都是嘴边上的话，但给人感觉总象有意绕着什么似的。
寒暄的话题说完了，朱老师貌似不经意地问，现在还画吗？那人支吾着，没有回答，却蹲在地上，用树枝画了起来。
旁边的一位老师递过来一截粉笔，他接过，又继续画着。我端着洗好的衣服路过他们身边时，正好听到他自言自语地说，好久没画了，手都生了。我低头看地上，是刚画好的一位老师的肖像。寥寥几笔，便把一个人的轮廓和特征给构勒了出来。
我不禁好奇地停住了脚，看着他画，没想到他转了下身体，面对着我。我知道他开始画我，有些不好意思，更不好意思马上走开，左右为难的转了半个身，拉着一番要走的姿势。他仍是寥寥数笔，构出我的侧面象。在场的几位老师都叫好，说，还真象哩！
记得那天中午，朱老师留他在学校的食堂里吃了午饭。乡镇中学，食堂只有农村普通的三间屋子那么大，老师和学生打饭、吃饭都在一起。上课的时候，学生的饭菜由值日生统一领回教室去吃，周末同学们都回去了，我和少数几个不回家的同学就与老师们一样，在食堂里吃完了再回寝室。
吃饭时我还听到那位画家老师说，听说你们学校也有几位是喜欢画的，就想过来瞧瞧。朱老师解释说，是有几位，今天巧了，回家的回家，有事的有事，你想跟他们切磋画技，得提前说好了。
吃过午饭，画家老师没再跟着朱老师他们回办公室，从食堂附近的路直接返回了。在回教学区的路上，我听到几位老师在议论着他。朱老师说，现在形势松快了，他（指画家老师）的日子也好过多了。另一位老师说，只要是“帽子”不摘，就不会给他安排教学，总闲着，也挺无聊的，他的业务那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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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帽子”一词，我心里一惊，是右派“帽子”，还是坏分子“帽子”？他是画家，一定是戴帽右派？我想，因为在我当时的印象里，打成右派的，大都是有学问、有才情的人。
我不禁对这位画家老师心生惋惜与敬佩之意。那是一个践踏知识的年代，也是一个精神世界极度苍白空虚的年代。对一位知识分子来说，不能从事所热爱的工作，不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许这样的心灵与精神的惩罚，比肉体上的折磨还要痛苦得多。难怪画家老师听说我们学校有热爱绘画的老师，便不管不顾颠颠地奔了过来，只是为了来寻求一种对艺术创作的共鸣与会意，寻求只有他们之间才听得懂的语言交流。
我想起被多次贬谪流放的苏轼，他可以付出辛苦开东坡之荒，也可以忍受生活寒酸之窘，却断然不能缺少精神上的知己和学问上的益友。只要能够满足他对精神、对文化艺术的追求，其生活中的缺憾与挫折，则显得那么不足为道。
我又会想到在炳灵村参加农业劳动的那三位教师，他们那种单独在一起时的轻松，及相互间的调侃、打趣，那一定也是一种心灵的会意与默契吧，是他们所追求的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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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过去了，许多的人和事已淡出脑海，却不知为何，在炳灵村短期劳动的三位高中教师，和那位勉强算得上偶遇的画家，却让我多次想起。究其原因，或是后来的职业习惯使然，对满是问号的人和事心存好奇，或是有惺惺相惜之意？还是源于对文化及艺术世界的向往与尊崇？一时还真难以说得清楚。甚至还想，如果再次相遇，或有可能辗转找到他们，我定会做一场深入的采访，一解当年所有的疑问和困惑。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寻常的人生经历，更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