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这个职场无情的领导...
每个人都希望能遇到赏识自己的领导，能够一展所长、大显身手。正所谓，得遇明主，得遇其时。但令无数人才更加困惑的，则是领导用人态度的转变。刚刚还虚怀若谷、求贤若渴，转眼就冷酷无情。在这方面，明太祖朱元璋恐怕是所有人才都最不愿意遇到的那种领导吧。
礼遇
投奔起义军以前，朱元璋没“资格”也没机会和读书人打交道。对那些满腹诗书的“老爷”，身处社会最底层的他满怀敬慕，却高攀不上。自领军以来，知识分子居然主动前来投奔。朱元璋当然受宠若惊，毕恭毕敬。而文人们随随便便出几个主意，往往就令朱元璋茅塞顿开，见识大长。
冯国用一见朱，就建议他取建康以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长一见面，就说他像刘邦，劝他“法其所为，不嗜杀人，天下不足定也”。
这些建议让在黑暗中摸索的朱元璋如遇明灯，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来。朱元璋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就是力量”。
尝到了甜头的朱元璋全力争取知识分子。他知道，只要态度客客气气，给足面子和虚职，读书人们就会感激涕零，为你卖命。“费得不多，赚头极大，真是划算的买卖”。
听说朱升很有学问，朱元璋就学刘备三顾茅庐，“微服从连岭出石门，亲临其室”。
听说镇江的秦从龙学问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儿朱文正和外甥李文忠前去邀请，并特意远出南京城门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无大小，悉与咨谋”，“称先生而不名”。每年秦从龙生日，朱元璋“皆有赠遗，或亲至其家，与之燕饮，礼遇甚厚”。秦从龙感激得见人就流泪诉说朱的知遇之恩。
知识分子瞧不起他这个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为忤，而是愈加低声下气。刘基“自以仕元，耻为他人用”，说什么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处州总制孙炎派人力请，又叫刘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别赠诗劝说。软磨硬泡，终于把刘基请了出来。
朱元璋大喜过望，专门建了礼贤馆给刘基等人居住，跟刘基说话，从来都称“老先生”，语气恭敬虔诚得无以复加。
朱元璋的的谦虚、热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倾倒了大批文化人。他们纷纷说，“吾辈今有主矣”，死心塌地为朱元璋卖命。可以说朱元璋对知识分子求贤若渴的态度是他最终从群雄中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之一。
硬逼
建国之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朱元璋的知识分子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各条战线急需人才。为充实官僚队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访求知识分子的高潮。他继续命人四处寻访人才，并嘱咐使臣们：“求贤之道，非礼不行……有司尽心询访，必求真材，以礼敦遣。”
不过如今江山已定，再不用担心读书人倒向对手那边，所以对那些太不给面子的知识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尔显露一下自己的獠牙。
江西贵溪的夏伯启叔侄不愿在新朝当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决心。朱元璋闻讯大怒，把夏伯启叔侄抓到南京，亲自审讯，枭首示众，全家籍没。苏州人姚润、王谟，同样因为“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
此前，士大夫们若不愿出仕而选择“山林隐逸”，不但被宽容，甚至被尊崇。然而朱元璋认为，这些拒绝当官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于是发布命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这就是所谓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读书人若不为他服务，就是滔天大罪。
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显。知识分子们再也不敢东躲西藏，都老老实实出来为新政权服务。大明王朝的官僚体系迅速建立。
轻视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识几筐，成为起义军首领后，才开始学习读书写作。随着读书的增多，他对知识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渐渐淡去：原来知识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自己一样可以博古通今，写出像模像样的文章。
朱元璋渐渐发现，知识分子既有突出的长处，也有明显的短处。长处是知识广博，足智多谋，弱点是多谋寡断，缺乏行动力。
朱元璋明白了为什么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们做事畏首畏尾，条条框框太多，缺乏胆气魄力，只会做君子，不敢当小人，所以他们难以独立成大事，只能追随自己寻找功名富贵。明白了这一点，朱元璋渐起对文人的轻视之心。
建国之后，他在给宋濂的一封诰命中，不经意间显示了他对文臣学士们的态度变化：“尔濂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
这样的话，朱元璋在建国前是绝对不会说的。对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评价，别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业的顺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胀起来。
读书人在朱元璋眼中的价值也越来越低，态度也越来越轻慢。
他甚至曾作文《辟阿奉文》，讽刺当朝的文臣们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宫女在皇帝面前敢说真话，今天的文人们却个个唯唯诺诺，毫无骨气：“唐妇人，犹过今之儒者。”
杀戮
虽然朱元璋越来越看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对知识分子的防范戒备心理却丝毫没有放松。起因是“士诚小人”这个典故。
洪武初年，因不满朱元璋的重文轻武，一位武臣对朱元璋大讲知识分子的坏处：“读书人用心歹毒，特擅讥讪，如不警觉，即受其愚弄。”比如老对手张士诚原名张九四，为优礼文人，请他们给自己改名，哪成想他们竟给他取名“士诚”。
朱元璋奇怪，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病？
武臣说：毛病大了去了。《孟子》上说了，士，诚小人也。这是骂张士诚小人啊！朱元璋不禁竦然而惊：张士诚也算半个君王，给人叫了半辈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怜。
无非是读书人欺负他盐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这样捉弄他。自己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们瞧不起。从此朱元璋就开始对文臣们疑神疑鬼。到了洪武晚年，朱元璋性格愈发残暴。再加上天下已安定，知识分子已入其彀，于是他愈发肆无忌惮，文化精英几乎被屠戮一空。
比如被誉为明初“吴中四杰”之首的高启，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为户部侍郎，高启却不愿意。朱元璋当时不但没有强迫，反而赐予大量金帛放其归田里，一时传为佳话。但这其实是朱元璋是在刚建国时为吸引更多人才而不得不做出的姿态，心中对高启暗藏不满，时时盘算着报复。
洪武七年，高启创作《上梁文》，以“龙蹯虎踞”一词形容魏观的府治。朱元璋以为此语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将高启腰斩。
除了高启，“吴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杨基、张羽、徐贲也都没有一个得到好下场：杨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被谗削职，罚作劳役，死于工所；张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获罪贬谪岭南，没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龙江以死”；徐贲入明曾为给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边疆的明军路过河南，他“坐犒劳不时”，也就是没有及时提供给养，下狱而死。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信中曾写道：“近时海内知名之士，非贫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这些文人小臣没几个有好下场，就是那些一直追随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识分子，也鲜有善终者。
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随他的知识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长、陶凯、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个善终外，李善长被满门抄斩，陶凯因致仕后起了个号叫“耐久道人”，朱元璋“闻而恶之”，找了个借口抓来杀掉了。
第二批追随朱元璋功劳最大的文士是刘基、宋濂，刘基因不被朱信任，罢官回乡，后被胡惟庸毒死。宋濂则因其孙宋慎的事，被诛连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缢于夔州。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终者寥寥无几。
以热情延请开始，以摧残屠戮告终，朱元璋对待人才的态度转变实在令人咋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对人才完全保持着利用的心态。当兵少将寡时，自然求贤若渴；当平定天下后，就弃之如敝履。另一方面则是随着事业成功而日益膨胀的骄狂心态，以及无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不管从哪方面来说，对于人才而言，遇上这样的领导都是最可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