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和他的战法（上）

      曾经跟朋友讨论中国古代军事和西方古代军事的区别。我说：“中国古代军事侧重理论研究，西方古代军事注重制度建设。”大部分朋友都赞同我的看法。从这个意义去理解，戚继光大概算得上中国古代军事史上一个独一无二的特例，他是一个带有西方军事家特色即注重军事制度建设的非典型中国军事家。也许正因他这样的独特，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这本明史大作中才把他定义为“孤独的将军”吧。

      不止军事，在古代中国哲学领域，典型的中国智者就更喜欢在“仁”、“道”这些形而上的领域去探讨人生、自然的意义，而对于以什么方式实现“仁”？“道”的根本来源于哪里？这些严谨而精确的问题却始终浅尝辄止。因此，军事的升华便是哲学和艺术，一旦军事理论上升到哲学领域，中国的军事研究也就走向了“势”这种模糊飘渺的军事力量分析和运用，而非具体的战术指导。《孙子》十三篇，最精华的便是《兵势》一章，即奇正变化和争夺兵势的基本原理。所谓“势”，大体是一种军事总体力量的衡量，这种力量涉及军队的士气、人数、装备、后勤以及外界所具备的天时、地理、人和等等因素，是一种难以量化计算比较的参数，虚无缥缈却又影响着上至统帅，下至轻卒的每一个置身战地的人。中国军事家很早就总结出一支军队的彻底失败不是战术层面在战役中取得失败，而是失去了对这种兵势的占据。应该说这是一个异常超前而深刻的认识。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就很能理解为何汉尼拔、拿破仑一生屡战屡胜最终一两次挫折就使过去的辉煌化为灰烬，他们的失败不是战术层面的偶然失误，而是在过去的胜利中不知不觉失去了对一个国家一支军队的“势”的制高点的占据，因此“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之兵，善之善者也”。

      然而，这样的军事理论虽然深刻，却非常人所能理解，更没有实际战争可操作性，往往需要高于常人的天赋和丰富的战争实践为基础让自己慢慢去悟，逐渐在实战中内化成智慧。而拥有这样天赋、经历和幸运（保证自己不在战争实践中过早阵亡）的人总是少之又少。但战争却是一个需要大众参与的人类行为，不是如哲学研究一样少数精英的内部沙龙。因此，戚继光便成为中国历史上将军事研究从理论分析转向制度建设的第一人，更是将军事从少数人的游戏普及为大众的共识的第一人。当然，中国自孙武向吴王献书到戚继光在蓟州写下《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这近两千年的时间里战争无数，期间也名将猛士辈出，自然不乏实行各种军事制度建设的高人智士，更并非所有军事家都专注于形而上的理论空谈。然而，第一个将这种军事制度建设提高到和理论分析并驾齐驱的军事家却是戚继光的首创无疑。

      如果用一个词评价戚继光其人，我认为“实用主义者”最为恰当契合。无论是治军还是为官乃至家庭生活，实用主义精神深入戚继光一生的方方面面。在那个黑暗的礼教时代，戚继光没有像他父亲给他的期望一样一生清正廉洁做一个品德完美无缺的儒将军人模范，因为他深知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实现理想的捷径不是理想主义至上而是与现实融为一体，曲线到达目标。他受贿更行贿，攀附朝野内外权贵，在几次政治斗争中成功站队，一步步从一个中下级军官走上封疆大吏的位置，以致后世的修史对他难以评价，因为我们的民族对于大能者的定义往往伴随道德的完美，一个道德有亏的人似乎就不能拥有超出其道德水准的能力，却不愿承认才、德原就不是一对共生兄弟。他初附严嵩的党羽胡宗宪，由于严党当时的显赫权势和自己的骄人战功而在军中拥有超越他人的地位，因此他可以获得特权和额外的财政支持组建原本不符合明代军制成规的戚家军（当时官方称为乌兵，戚家军乃民间通俗称谓）。这种介于私人武装和正规军之间的模糊军队，在重文抑武的明代显然是不可突破的政治红线。然而倭寇横行东南，沿海数十里荒无人烟，北方蒙古又时时南侵，风雨飘摇的明朝似乎要回到东周“北狄与南蛮交，中华不绝若线”的危局时代。因此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似乎并不不可，然而这样的非常特权若无权贵的支持，也只能是勇者的一声长叹。随着戚家军荡涤东南倭患，朝中局势也随着发生变化，不知是不是命运的特意安排，倭患甫平，严党便随之轰然瓦解，连刚正不阿清正廉洁的俞大猷仅仅因为与胡宗宪来往过密便遭弹劾凄凉下狱，最后贬谪到粤地度过孤独的晚年。可是，左右逢源的戚继光却在这个关键时刻重新站队，选择跟随朝中新进张居正而幸免于难，甚至因此走上了人生第二个高峰。在多年以后，当张居正斗倒高拱成为大明王朝实际统治者时，戚继光的军界权势更是达到了顶点，从南方调动到巩固京师抵御蒙古的蓟辽前线。修建长城，更手握数万精兵。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巅峰时刻，戚继光才实现了他一生的军事理想，写下了两本传世名著。然而，一个胸怀天下的武将不得不通过委曲求全、趋炎附势才能曲线救国，究竟是人之幸还是世之悲？当我遥望戚继光组织修建的八达岭长城之时，我总会想到这位实用主义者的诗中悲歌。

南北驱驰报主情，

江花边月笑平生。

一年三百六十日，

多是横戈马上行。

      历史证明，无论是巍峨的长城还是战无不胜的戚家军最终都改变不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必然颓势，实用主义精神可以获得一时的胜利，却无法受用终身乃是身后。随着张居正的倒台，身处人生顶点的戚继光终于不能在第二次政治斗争中重新站队，黯然离开蓟辽总兵的位置。虽然他的军队、战术和兵书乃至军事思想都保存了下来，但终明一代，没有第二个人拥有他的时运，可以和他一样获得贤明的权贵的充分赏识和信任，就没有人可以获得他那样的平台施展抱负和理想。于是，当曲线救国也成为一种奢侈的时候，武将的悲哀便成为民族的悲歌定格在了历史的某个节点之上。这或许也是孙子所说的“势”的转移吧。（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