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笔记】|闲话张翎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2)

从《阵痛》到《流年物语》，张翎的女主人公们可以什么都没有，可以被现实中的世事人情无情践踏她们的肉身，却始终保有敏感的本心和善良的母性，完成最终的自我救赎。越是面对无知、野蛮和残暴，从这种本心和母性当中滋生出来的救赎力量就越发可贵。不论最终完成救赎的地理位置或时代场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这份力量自身所具有的普世性特质，已经超越了文化、阶级、性别、宗族种姓的隔膜。

踟蹰在《流年无语》中，觉得这是张翎构筑的小说景观里，我个人最偏爱的一道风景。三两次与张翎错过谋面的机会，没能见识作家的真身，倒是听见了她的声音。如很多作家一样，她的口头语言远不如书面语言伶俐，简单地告诉我，她眼下在写“战争”。战争。依据对她作品的阅读积累，我很自然地预设这又是一个在社会历史动荡变迁的大背景下，由三、五代女人与他们身边的男人们串联演绎的家族故事。等看到《劳燕》终稿，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在小说叙事的时间、人物、情节、场景四大要素编织的经纬网上，《劳燕》的故事形态游离出了家族或亲族人事更迭的脉络，淡化了中西地域交错转换的发展模式。没有任何“战争”经验的张翎，竟然成功地完成了以参战的小人物们为聚焦点的战争现场叙事。经由多种文体形式的穿插、时空的交错、人物的身份转换与命运交叉，呈现出以1941年和1946年为两大时间节点的情节铺演圈；经由幽灵、人与物之间叙述人称的角色互换与对话，强化《流年物语》的架构，完成时间跨度延续将近一个世纪的故事叙说。其中实地调研的痕迹、真实素材的精心处理、情节结构的铺排，都体现了张翎在创作道路上不断探索求变的努力。而小说在场景维度繁复，语言表述形态多变的展开过程中，叙述文本点面结合、虚实互证，主线始终清晰有序并沿主线顺利走向结局归拢，也是张翎的文学功力又一次令人惊艳的表现。

“阿燕”，这只孤独的燕子（A Single Swallow） ，作为小说的核心，是一个被三个不同的男人在生命消亡之后还念念不忘的影像。这个女人有三个名字，是从“上官吟春”到“勤奋嫂”模式或“两双”到“刘年”的扩展翻版。作为“阿燕”，她是中国军人刘兆虎自小订亲的同乡兼未婚妻；作为“温徳”，她是中美合作所美国军官伊恩的救命恩人兼爱人，作为“斯塔拉”，她是牧师比利的病人兼情人。三位身份不同的男人，生前与她的三个名字所代表的不同生命时段交集，死后围绕着各自记忆里的她，展开对自身生命历程的追叙。故事的焦点是战争，“战争的手一抹，就抹乱了世间万物的自然生长过程。我们都没时间了，我没时间逐渐生长爱情，她没时间悠悠地长大成人。”战争搅乱了他们原本的生活次序，乱世的人情世态、战场的血雨腥风，导致他们性格与命运的根本改变，贯穿他们每一段相识、相交、一直到最终分手的全过程。

三个男人都是阿燕不同程度的恋慕者，他们与她之间固然有男女之情的纠葛，但更深更重的，却是战火纷飞中生死不弃的战友之情。情感意象上，这三个男人都是“伯劳”，在与她相聚之前就已经被注定了与“燕子”分飞的结局。而这只“燕子”本质上一直孤独地守着“月湖”，她从来没有真正离去。姓名符号和身份的改换、处境的变化促成了她的成长蜕变，却没有造成她在这些不同阶段中的自我对立与性格分裂。她的本性从未改变，曾经烙印在上官吟春、朱静芬和全力她们身上的“水”的特质，无缝不入的柔韧，点滴穿石的顽强，在阿燕身上重现。

在极端的非正常状态下，她挣扎求生，“伤痛”的体验一开始是切身的。日本鬼子一来，她被强暴被侮辱，不仅得不到亲人熟人的同情和体谅，还要被再次伤害，连早已与她订婚的刘兆虎也从她身边逃离。阿燕没有从此沉沦于怨天尤人，而是以一种亮烈的姿势，从一次又一次被侮辱、被损害、被遗弃的磨砺当中迅速成长起来。当鼻涕虫面临被枪毙，她为他求情的话语方式相当惊人：“我想让他，打完鬼子再死。”到这个时候，她自上官吟春们身上承继而来的原始的，本心的母性慈悲，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蜕变，由私己的，小我的层面扩展到家国大义的范畴。于是她顺势而下的诘问就掷地有声，而尖锐刚猛：“你们为什么只知道欺负我，你们为什么不找日本人算账？”

她跟随比利去救死扶伤，“医生”这个坚毅独立的形象，指代意义非常明确。男人们在不同的阶段介入过她的生命，而她的精神成长与自我救赎并不依赖他们而完成。“她原先那层哀怨的薄皮再也裹不下她了，她把那层旧皮脱在身后，迎风长成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人。”这个新人不仅换了名字换了身分，她更要以自己弱小躯体内强大的精神力量，以德报怨，去完成对他们以及更多人间苦难的超度与救赎，不论他们曾经怎样伤害过她：鼻涕虫阵亡，身首异处，她赶过来拿出针线，还他一个完整的尸身；她一再挺身而出，只为保全数度辜负了她的刘兆虎，甚至于到他晚年病入膏肓，还要多方设法为他寻医问药；……即便是阿燕与伊恩的故事也没有被处理为成一场司空见惯的，始乱终弃的爱情悲剧。在可诅咒的战争的“风云”里，这个平凡女人对她身边的男性们的关爱，已经大大超越了男女情爱的寻常“风月”范畴。

历尽离乱、生死的水火淬炼，“阿燕”对“伤痛”的感知已不限于个体的切身经验，她修复“伤痛”的行为便不再仅仅出于生命本能的驱使，而蜕变为有意识地、对人类伤痛悲悯的自觉。面对所有人性的“千疮百孔”，她的形象也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在逆境中咬牙图存的女性符号，而成为自强、知性、稳健的，地母式的博爱象征。所以才能让比利、伊恩、刘兆虎，以及鼻涕虫、瘌痢头，身前死后都自惭形秽。在战争带给人类心灵与肉体罄竹难书的深重创痕之中，母性慈悲的救赎力量得到跨文化、跨种族、跨地域时空的体现。“阿燕”携带女性群体累积千百代的生命经验与智慧，以非凡的力量与勇气，去达成与男性彼此扶持的基础上新的理解，新的认识，携手去探索更理想的生命境界。

当然，社会政治层面的批判意涵，对战争总体的否定情绪，也是《劳燕》思想内涵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不仅是张翎回望历史所表述的当代反战意识，也是她作为一名作家自觉的人性关怀与社会责任担当。从《阵痛》到《流年物语》到《劳燕》，张翎的小说叙事艺术手法趋向成熟，她笔下女性形象的群体也趋向心智的成熟，尽管张翎对语言的极度敏感并不喜欢“成熟”这个词。她说，“成熟也不见得总是个好词，就如慈祥一样，它们都与死亡有着隐隐一丝不祥的关联。”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成熟”更富于一次瓜熟蒂落的意味，等待她将已经收获的果实再度归零，继续在自己“想象力的固有边界上”，不断地踹出些大大小小的缺口，走向创作道路上更高意义的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