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梦十二年（王步云）

一梦十二年

文/王步云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我参加高考距今已经四十多年了，我的女儿都四十多岁了。从1966年的“见习高考”算起，到1978年我考入大学，前后历经十二年，其间经历了遗憾﹑悲凉、失落、愤懑，兴奋和激昂，每一种心绪都随着祖国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

1966年6月，当时我正在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中上高二的我，羡慕地看着我校首届高中毕业生紧张地进行高考复习。全国各地高校琳琅满目的招生简章，让我们这些“准”高中毕业生的心无比激动。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还饶有兴趣地逐个“品头论足”：清华大学录取分数高了点，天津大学离家近了点，复旦大学离家又远了点……进入名牌大学的机会仿佛就在眼前。学习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我，早已把目标锁定“中国医科大学”，以实现儿时就已萌发的白衣天使梦。正沉浸在美好梦幻中的我们，还未来得及品尝一下高考的滋味，那段特殊的年月就开始了。

1968年，我来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上大学则成了天方夜谭。1972年，全国高校开始在内蒙古地区招收“工农兵大学生”。那年，因父亲住院手术，我未能回村，1973年才得到生产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的推荐。那时的大学生是靠推荐上学的，很多地方被推荐上去的人员不进行测试就直接入学，进入同一班级的学员，不仅年龄差异大，而且文化程度相差极远，有的学员连分数加减运算题都做不出，有的却能解微积分，弄得那些刚被“解放”重上讲台的教授们都不会教书了。

我所在的生产大队有七十多名来自天津的插队知青，那年分到五个“工农兵大学生”推荐名额。如果被推荐上，就意味着离开农村，结束“修理地球”的生活，去续接那个美好的大学梦。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全部子女都下乡的家庭来说，得到一个推荐名额，就能解决一个城市户口，就有一个子女能回到父母身边尽孝，以慰籍年迈双亲那破碎的心。此时，上大学也秉持着“择优录取”的原则，全村的知青都使出了浑身解数，拼命挤向这条羊肠小道。

我有幸被推荐并参加了选拔考试，且考出了出色的成绩。当我满怀着飞进大学的希望时，张铁生的“一张白卷”将我狠狠打入失望的冷宫。首批与我同被推荐的五名知青中，四人因“政审不合格”落榜。消息传来，我感觉心像被掏空了那般凄凉、压抑，又窒息。这沉重的打击从此像一块压在心上的磨盘，使我多年都喘不过气来。我的父亲早年留学美国，解放时回到祖国，却被冠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头衔，并因此而将我排斥在大学门外。我独自踱步在漆黑的田野里，眼望着辽阔的夜空，却找不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光明。

之后，不少好心人介绍我去考过美专，美院，虽然当场的素描令招考老师为之一喜，然而，“政审不合格”的预感已使我对上学不抱任何希望，思想变得十分麻木。

1976年，原集体户里同来的同学,上学的上学，选调的选调，只剩下我一个。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我终于被选调到内蒙古的一个露天煤矿，成为煤矿的第一批创业者，由农民变成了工人。1977年我结了婚。同年十一月，打倒“四人帮”后全面恢复了高考，我顺利地报上了名。

1977年的高考是在冬季进行的，内蒙古大草原已是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这次高考规模之大是空前的，各个偏远的地区全都设立了考点，矿区考点设在指挥部。全矿区的百余名考生分布在方圆几十里的各个不同单位，考生必须在考试前一天集结到考点。当时我所在的分厂距指挥部四十多里，几天才能见到一辆来运货的卡车，为了赶考，我只能步行。

高考的前一天早上，阳光虽然明媚，气温却在零下二十几度。我与分厂的两位知青结伴同行去参考。我们每个人都全副武装：皮帽，皮衣，皮裤，大头鞋，这些加起来少说也有十几斤。踏上雪深超过半尺的荒原，不见路的痕迹，凭着对大方向的判断，沿着勘探队早年架设的线杆或山顶的水文标高架，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茫茫雪原上。翻过一个个的山丘，我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最后完全迷失了方向。饥饿，疲劳，加上十几斤重的行头，令我们举步维艰。没有车辙，没有人迹，却看到了狼爪的印痕，我们不禁阵阵寒栗。事隔多年，每每忆起此事，仍非常后怕。我默谢苍天保佑，那天风和日丽。就是在那次高考后不久，两个男知青在去指挥部的路上，因刮起“白毛风”迷了路，在离我们分厂不远的地方，被埋在了飞雪下，直到开春，两个人的尸体才被找到。

天已经渐渐地昏暗下来，仍然没有找到路。此时我们已经没吃没喝的连续在雪中步行了近八个小时，疲惫得很难移动双腿了。雪地上的狼爪印迹愈来愈清晰和稠密，远远传来瘆人的狼嚎，死亡的威胁已经向我们袭来。难道大学梦还没有实现，生命就要结束了吗？可是，已经没有退路了！别无选择，我们只能前行。三个人商量了一下，决定调整方向继续前进。才走了一会儿，患肝炎初愈的男知青便扑倒在雪地上：“你们往前走吧，也许还有希望……”“不，一起走！”我与女伴不由分说地拽起他，继续毫无目标地向前行走着。

就在太阳落下地平线却又没有黑透的时候，我们几乎同时发现了远处的一个移动的黑点。“是车！”一股求生的欲望激励着虚弱的我们，拼命地向黑点跑去。果然是一辆指挥部的吉普车！顿时，一股激动，一腔兴奋，一份生死与共的感情，一种大难不死的庆幸与后怕齐齐涌上心头，并久久地留在了我的心间。看到我们的狼狈相，车上的人掏出他们所有干粮—— 一把炒黄豆和几小块干饼，我们就着雪狼吞虎咽地干掉了它们。

一小时后，我们顺利地到达指挥部。第二天早晨，我在四面透风的指挥部食堂的板房内，坐着砖头，趴在方凳上答题，用怎么哈气也暖和不过来的手紧握着笔，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

分数下来，我的数学得了全矿区最高分，我们三人都超过了录取线并参加了体检。但是不久我们被告之，因年龄太大，不予录取。一场高考就这样结束了，我们再次跌入绝望的深渊。

1978年5月，第二次高考又如火如荼地开始了。父母，弟妹，朋友，同学的信函像雪片一样飞到身边：“这次考试不同于上次，全国统一命题，会更有秩序会更正规”；“听说年龄要放宽，考就有希望，放弃，就一点希望也没有！”我终于下定决心，带着六个月的身孕去圆这场已经做了十二年的大学梦。

且不说高原气候（矿区海拔较高）造成的妊娠反应使我呕吐不止，以至完全禁食只能靠打点滴维持生命，也不说我作为矿区的开拓者，白天工作繁忙，只能靠夜晚秉烛苦读，单是赴扎鲁特旗赶考一场就够惊心动魄的了。高考定于当年6月，考点设在距矿区400里开外的扎旗首府------鲁北。矿区到鲁北当时还没有公路，路途中，坐在卡车驾驶室内的我，早已顾不得崎岖山路的惊险，一路紧张地控制着自己的身体随着汽车的颠簸而上下起伏，精心地保护着腹中的胎儿。卡车上的同伴们更是揪紧了心，甚至做好了一到鲁北先进医院的准备。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头上磕出了包，肿胀的腿脚麻木得失去了知觉，总算平安到达。考试期间，小宝宝更是争气，一点没让我呕吐。考完返回矿区，刚一进屋便大吐不止。

得知我的考分远远超过重点院校录取线后，我便心安理得地乘汽车转火车回天津，安心待产去了。9月，收到好友电报：“因你怀孕，不予录取，我已赶赴长春（当时我们考点属长春考区）交涉，情况随时电告！”我一下子懵了，头脑顿时一片空白。大学梦就这么夭折了？父亲果断决定陪同即将临产的女儿亲赴长春申诉。

64岁的老人，临产的孕妇，乘火车硬座赶至长春。得知录取工作点设在距长春几十公里外的县城，我们又日夜兼程赶到县城。那天正是9月30日，录取工作已基本结束，外地招生人员全部撤离，长春的同志们也正在打点行装准备回城过节了。省招办的负责同志很同情我的遭遇，当即表示：“招生简章中没有怀孕不能报考的规定，你的成绩有效。”工作人员为我联系了我的第一志愿天津大学，并迅速向天津大学投档。为预防早产，我们又当夜赶回长春，并马不停蹄地乘车返津。

入学体检在天津完成。由于妊娠反应，我血压偏高。与我素不相识负责体检的中年女医生，得知我的情况后，先后四次为我量血压，终于写下“合格”两字。

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第二天，我入医院生下女儿。孩子满月的第二天，我终于踏进了天津大学的校园，尽管迟了十二年，尽管没有实现儿时的白衣天使梦，毕竟圆了我的大学梦。那年，我整30岁。

（作者单位：天津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