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通过宗教以概念诠释世界8/《政治学》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

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

逼近人类固有的活动政治

人天生就是城邦动物，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

政治是人类固有的活动，如果我们只是动物，那么政治不会存在。我们会像山中的猴子一样，为弱势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所支配。人类能够在生的理想的基础上设计社群，通过政治活动使现有社群朝更好的方向发展，这是不见诸动物而人类独有的能力。

政治是什么？国家是什么？国家是为了什么而存在？政治是为了什么？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从实践的角度解答应该如何治理国家，怎样的国家制度才是正确的等问题。

国家是以最高善为目标的社团

亚里士多德从他在《形而上学》中也曾提到的目的因入手开始分析问题，目的因是指一切事物都具有事先决定的目的或目标。

那么人的目的因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目的因是善。亚里士多德之子尼各马克编辑的《尼各马克伦理学》指出:  我们的目的因既是善，最高的目的因就是最高善。最高的善必定存在，否则目的的序列会无尽的延伸，我们的欲望始终得不到满足，我们最终将化为空虚。

国家并非简单的共同生活的社会团体，而是一个以最高善为目的因的社团。我们有关衣食住等的基本需要在家庭内部已经能够得到满足，之所以在这些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仍然有社会存在，是因为人们具有追求善的本性。

人类以善为目的因，国家以最高善为目的因。既然我们的目的因是善，我们自然会组建国家这一最终的社会团体，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称人类天生就是城邦动物。

共和制是最好的政体

如果说国家是人们为了追求善而构建的体制，那么政治学就是在这一目的的指导下探求最适当的体制的学问。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怎样的政体才是最理想的呢？

亚里士多德比照着人的生存方式探求国家应有的政体。

对于人来说最好的生活方法就是保持中庸，因为最高善是幸福。为此，我们必须具备中庸之德，同样政体也以中庸为最善，因此让中间阶层公民主持国政、大众参与其中的共和制就是最好的国家制度。

国家是追求善的生活的平台

亚里士多德在本书本书中提出的政治构想有批判其师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国家制度的含义，柏拉图设想的国家由哲学家执政，即由哲学家领导国家。与之相比，亚里士多德的共和制更加均衡，虽然最近比较少见类似论调，但是过去有不少人批判柏拉图的思想，以其为集体主义的源头。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处于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之下，其根本差异在于他们是否面临来自波斯的威胁。

柏拉图执笔《理想国》是雅典受到来自波斯的威胁，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严峻，因此政治的第一要务是必须维持城邦国家的秩序，到了亚里士多德活跃的时期，马其顿王国一跃成为管束除斯巴达以外的所有城邦国家的柯林斯同盟盟主，亚历山大三世征服波斯，不断扩大领土。

也就是说从时代背景来看，在亚里士多德之时，国家已经不再以生存为首要目的了，亚里士多德士多德必须把国家作为一个超越单纯生存要求，人们追求善也即是幸福生活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思索适当的国家体制，比起柏拉图的学说，我们也许会在亚里士多德的构想中感到更多共鸣，这也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构想与现代社会的理念有所共振。

当然，如果我们把亚里士多德的共和制直接挪用到当今的全球化社会的话，显然有失妥当，亚里士多德的共和制以奴隶制为前提，他认为国家是最好也是最后的社会团体的观点也未必正确，虽然古今的共和制均被称为共和制，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共和制与基于基本人权理念形成的近代共和制，在原理上是根本不同的。

本书最为宝贵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意识到人不满足于单纯的温饱，人具有不断追求善的本性，并在此基础上构想政体。要想思考政治之于人的根本意义，我们必须要首先明确人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因为政治并非自然发生的行为，而是人创设出的制度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