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勇||城市散文前景探析——谷未黄城市新散文鉴赏

　　一.“城市散文”的概念“悬搁”

　　 我与谷未黄相识于荆楚网的东湖社区，时近五年。说是相识，却从未谋面。在我这个不敢论诗的文坛编外人员眼里，以诗扬名的谷未黄，在虚拟网上的大名威于现实。

　　一个人的大名，不是依靠坐而论道的求名手段而存在，而是凭借上下求索的求索痕迹而存在。无论是网络还是现实，给我的感觉是，谷未黄的“乡土诗歌”、“行色散文”的余音尚未离去，“新城市散文”的号角又已喧嚣尘上，仅此一点，足以印证谷未黄的魅力。

　　标杆“新城市散文”，势必有一定的针对性，它就是“城市散文”。

　　中国的“城市散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动，尽管它最初以散文抒写对象为始点，但随着太深重的大农业国、重农抑商观念的残破，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东方城市观和城市哲学的建构欲望迅猛抬头，更重要的是，与中国道学相融的现象学引进，传统经验性、思辨性审美方式遭遇杀戮，饱受“散文八股”侵蚀的中国散文作家蓦然回首，祖辈留给我们的“赋比兴”与日常生活审美化能轻易地嫁接，散文天地似乎广袤起来，“城市散文”便呈现出“冰山一角”之态。

　　“城市散文”最初立足的，是类似巴赫金论及的“狂欢化”，城市建设的时代象征，后现代主义喜剧式的甚至荒诞的精神气质，感染四面八方奔涌城市的作家们，语言的离心力、城市欢悦的相互依存性、透视和行为、参与与生活的狂乱、笑的内在性，无不在这种“狂欢化”散文中呈现，城市任我遨游、任我“选择”、城市被动而“我”主动的积极主题铺天盖地。“狂欢”终有度，随着城市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大批的农民工涌现，工农文化的碰撞不断演绎，海德格尔揭示的“良知”撞击着作家的心灵，“只能在城市边缘游走（余秋雨《与你同行》）”的弱势群体开始纳入作家的视野，替代“狂欢化”的是人道主义立场的“反城市观”， 对自由更高的品味、更高格调的追求的散文价值观开始回归。然而，时代的精神潮流和趋向，并没有给“铁肩担道义”的作家们太大的面子，文化人骨子里残存的隐喻反叛、鼓动号角的并存性，让“城市散文”几乎面临分崩离析的境地，一面是“城市冷”的挖掘，一面是“个性化”的催生。遗憾的是，无论是作家们的“热”还是“冷”，“城市散文”主题的表达总给读者一种散文的传统做派，给人一种“主题方面的虚伪性（网络文章《城市散文的现状及其走向》）”。

　　问题在于，“城市散文”作家们内觉意识里的大主题观念未离，在拓宽主题的前提下，忽略了散文“这一个（黑格尔语）”本身，忘却了散文文本与主题的同步涅槃。紧接着，解构、结构、阐释、接受等西方文学理念的强力介入，自由美学、自我美学、生活美学等“个性化”熏陶，形式上的“散文八股”碎裂，散文文本的重新构建开始福泽此岸。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中国“城市散文”开始呈现新的阵容，马叙、张永和、陈村、张抗抗、欧阳杏逢等，为即将没落的“城市散文”注入了新的活力。张抗抗的《城市的标志》开始标示“城市”的整体性，涉足“城市”现象本身，严格地说来，这一时期的“城市散文”的功勋，应该盖过上世纪末，无论是散文主题还是散文文本开始了最大限度的个性化表达，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城市散文”的“全球化想象（格非语）”。尽管如此，我们尚无更大的欣喜，“散文”自身的“这一个”的变革尚未完成，散文语素尚未抵达与“城市”匹配相融的目标，在《城市的标志》一文中，依然是传统语素的比喻、排比、对比，语素的穿透性、张力性功能无法触及“城市”的质性，作家们仿佛是站在稻浪尖上看街舞，从城市的表面去享受城市，感知城市，具象的去临摹城市，外在的去欣赏城市。正如陈村在《想象上海》结尾时说：“我想得乏了，原以为自己想象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却搁浅在现实的泥淖里。都是别人说的，都是花边而已。”

　　于此可以得出结论：一是当前的“城市散文”无法“去理念化”地“悬搁”中国传统的知性、逻辑思维方式，在直观描述的条件下，传统认知（譬如政治的、道德的、经济的、人文的）理念渗入“散文”自身；二是突兀其来的“个性化”过于泛滥，致使“城市散文”主题沉沦于城市的“这一个”中，无法从城市现象的整体性、系统性把握，致使“城市散文”边缘化；三是“城市散文”的散文“这一个”即形式的变革构建乏力，中国式的“文如其文”、“文以载道”枷锁沉重，传统意象根深蒂固，散文语素的变革滞阻。

　　面对这一结论的话题似乎过于沉重，但自《城市的标识》之后再无新的城市“标识”已是事实。相反，更多的是无法抵达之后的毁灭。安妮宝贝新近创作了《清醒纪》，以城市为核心，展示了一个时空错落、纷杂缤纷的世界，对时间与人、孤独与爱、隐秘与盛大等生命主题进行了深入和尖锐的探讨，但呈现给读者的，依旧是关于情感、时间、灵魂和宿命的片断，依旧是惯用的细致到繁琐，精致到深情的文字。她将小说和散文糅合在一起，开始触及散文“这一个”的根基，但仍未解决上述结论中的第三个问题，“临摹”、“回忆”、“经验”理念充斥文本，更重要的是，过于自省的笔触不仅让她自己陷入“无”，也让读者身陷“城市也是无”的虚幻。正如她自己所说：“若对自己有太多自省，触摸到的生命之深渊，便更暗更长。”事实上，延续的，还有更直接的沉沦。最近网络中看到一部心情散文，名叫《湮没的城市》，它比《清醒纪》更加冷暗，周围世界里，白天“闷”，夜里“浮”，“记忆中古老的城墙，在一片废墟中倒塌，荒芜……我们每天衣着光鲜，我们的语言华丽美妙，香甜诱人，是伊甸园中红色的果实，却越来越不真实，我们在行走的途中丢失了自己。整个城市都在说谎，人们倍感幸福，沦陷，沉沦。谁先相信，谁就是笨蛋（《心情：浮》）”“我对那个城市已经失望（心情：闷）”

　　也许，失望的不仅仅是城市，而是中国城市现代化根基的城市文化、城市哲学，当然还有已经陷入困境的“城市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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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城市散文”的表层清理

　　上述“城市散文”的概念“悬搁”，旨在对谷未黄提出的“新城市散文”“这一个”语境中的相关语素的意向相关项进行适当的清除，以便能够从谷未黄散文文本中更快捷地探求“新城市散文”中的城市“这一个”和散文“这一个”的意向路径，力求对“新城市散文”这一概念的意向相关项尝试直观地忠实地描述。

　　由此，有必要对“新城市散文”“这一个”的语境进一步地澄清，“新城市散文”，形式上由“新”、“城市”、“散文”语素组成，它可以建构出“新城市”、“新散文”、“城市散文”、“新城市散文”等特定语境，之前，对“城市散文”进行了概念性的“悬搁”，还有必要对“新城市”、“新散文”实行再次解剖。

　　“新城市”标示时空性，时间上展示出新旧城市的比较性研究，彰显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内涵，空间上对立旧城市、新乡村“视域（胡塞尔语）”，将“新城市”置入“新城市散文”里，意指着散文的主题性，势必融入前述“城市散文”的形式对象，不必再述；有关“新城市”的内涵对象，也将成为一个必须探究的路径，它正是前述“城市散文”结论中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在此先将它再次“悬搁”。

　　关于“新散文”，当前仍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其实质是一场散文内部的文体形式革命，尚未完全涉及散文的立义内容。学界认为，中国式的“新散文”，启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变革最早是从句子开始（书评家黄集伟语）”，其主力干将都是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新锐作家，包括祝勇、周晓枫、张锐锋、宁肯等。然而，“新散文”自启蒙以来，除祝勇为散文集《一个人的排行榜》撰写的长篇序言《散文：无法回避的文体革命》可看作对“新散文”运动惟一的一次理论总结之外，仍无系统性的明确性的理论建树。但是，“新散文”给网络文学赋予了实践使命，2001年5月，马明博等人创建了“新散文网站”， 2003年8月，马明博主编《新散文15家》；2005年1月，马明博编选《新散文百人百篇》； 2006年12月，马明博、刘会军主编《散文的可能性——关于散文写作的10个提问及其回答》；目前，“新散文网站”拥有1200多名会员。“新散文网站”提倡围绕“有情，有思，有趣”进行“无界限写作”，让散文回归生活，“探索散文写作的多重可能性（新散文网站首页语）”。不过，无论是“文本革命”还是“无界限写作”，“新散文”发展到今天，有一点开始达成共识，那就是“风格充满锐气和朝气，题材以小见大，真正体现生命的质感（凤群语）”。至此，有关上述“城市散文”结论的第一个、第三个问题，有了一个观念支撑，但如何实践，仍有待更明确的阐释。

　　如此说来，要抵达“新城市散文”目标，至少要解决以下三个相关项：一是“新城市”的范围及内涵；二是“新散文”的文体形式；三是“新散文”的立义内容。那么，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是否能解决这三个问题呢？

　　有必要对谷未黄“新城市散文”的启蒙路径，进行表层梳理。事实上，至少在谷未黄提出“新城市散文”之前，学界还没有意向性的指定，也无明确性的行为实践。

　　1999年，上海《新城市》诗刊问世，以“探索城市意象、探索生命终极意义”为宗旨，试图拯救诗歌的没落，然而，十年过去，终未刮出“非非主义”式的旋风。2002年，加盟《新城市》诗刊的湖南唐兴玲推出系列“新城市散文”，但其散文过于女性化、诗性化，且无概念基础支撑，最终划归“散文诗”之列，一年后，“新城市散文”再也无人问津。

　　2009年8月，谷未黄在全国网络文学社区打出“新城市散文”旗号，在网络文学中有了一丝影响。不过，在我看来，有所影响的核心不是“新城市散文”自身，而是谷未黄散文语素的直觉化和反传统化、散文主题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散文文本叙事化、散文语言形式解构的多元化和无中心化。

　　在这里，姑且将“新城市散文”划属谷未黄标杆。其理由是：唐兴玲的“新城市散文”只是名称上的存在，可以界定为“新城市的散文”，立足“新城市”，其散文的文体形式及立义内容，仍属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发动的“城市散文”，更重要的是她仍延续着传统散文或者说散文诗的文本建构。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大抵不同，立足“散文”，一是散文的语素、主题及文本建构形式开始有所突破，试图解决“城市散文”的散文“这一个”的残缺形式；二是城市主题开始触及整体现象性、系统性，颠覆了“城市散文”的城市“这一个”的“视域”；三是他给予了“新城市散文”而不是“新城市的散文”意向性的指定，他在《移动的天空有云飘下》里写道：“作为一个新城市人，我记录的不是高楼大厦，不是钢铁桥梁，我记录的是一个新城市人生存的姿态和思想。”填充了唐兴玲“新城市散文”的散文“这一个”的立义内容。不过，在一个概念主宰文学流派的王国里，一个自创标榜，一次现象性地直观性地描述，“一个新城市人生存的姿态和思想”的主观意愿，大抵是难服学界，尽管谷未黄的部分“新城市散文”的气韵开始意指“这一个”。

　　自从谷未黄推出系列“新城市散文”以来，已经拥有了许多源自现实文坛、网络文坛的评论，譬如：何蔚用“白手套”对其进行了形象性的展开描述；元辰揭示了“城市病”的心灵；杜鸿从文本中发掘了“行色逻辑”；蔡先进从语言、情怀及入世关照角度概括出了“审美情趣”……不容置疑，这些文坛中硕果累累的高手颇具“定位仪”功能的准确定位，激活了我这个文坛编外人员的直觉，惶诚惶恐地对“新城市散文”进行一番现象性地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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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城市散文”的意向描述

　　如果说，对“城市散文”进行概念上的“悬搁”，是为了接近“新城市散文”的意向相关项，那么，对“新城市散文”的表层清理，则是为了将“新城市散文”的意向相关项纳入“新城市散文”前景探析的“视域”。在这里，解构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基本方法，即“文章本体”，通过对谷未黄文学文本的讨论，实现“新城市散文”的意向性描述。当然，这需要围绕“新城市散文”表层清理后的三个相关项来阐释。

　　１、“新城市”的范围及内涵

　　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的主题性已经完完全全地把“某一个”城市“悬搁”起来了，立足城市中心，通过城市生活世界的日常生活物的广泛化，充分利用“移情”手段，抵达物我相融，揭示了城市物象域意义。从这个层面讲，是张杭杭《城市的标识》的“城市标识”的延续，文本中的城市物象域，已经具备了城市日常生活现象的系统性、整体性。

　　譬如：城市宠物狗，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经历了“狂欢化”、“良知”发现、冷暗反思之后，城市人蓦然发现，在城市物象和意象中，除了单个的“我”或“我思”，除了单个的“他”或“他思”——弱势群体的同情和良知发现，除了机械化、数学化的冰冷图像和仪器，还有与“我”、“他”同样的生命气息，城市宠物狗与“我”、“他”一样，感受着城市的冷暖。在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中，有关城市宠物狗的文学文本有11篇，他笔下的城市宠物狗，已经类比化成“我”、“他”一样的人，狗也“单身”，狗也有个“家”，狗也分派“红包”，狗也有“亲事”，有“狗场”，有“狗缘”，总之，有关人的日常生活现象，意指在城市宠物狗的身上，这不是单纯的拟人化，而是对与人相关的狗生活世界现象的展开揭示，扩充了以往“城市散文”的物象外延。更重要的是，谷未黄抒写的对象，不是“某一城市”的狗，也不是以“某一狗”为中心，而是11个“个性化狗”组成“标识”共现的整体意义的城市物象域。与此同时，除城市宠物狗以外，还有花、鸟、时间、心灵等，城市物象不再边缘化。

　　谷未黄笔下的城市物象择选，是有目的的，狗、花、鸟等城市物象的生命体，不仅仅有着与城市人一样的活动外延性，还有自然自由的嫁接性，这种嫁接就是为了实现城市心灵解放的“原生态”追逐，在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中，这种追逐状态的描述和展开，占有相当的比重，也就是他所说的“行色散文”，譬如：《外婆的柴埠溪》、《蝴蝶是自由的》、《隐居在兰草谷的石头》、《在清江想买一钱月光》、《隐居的芦苇》、《晚妆的湖》、《花仙沟的隐私》等篇。谷未黄的“行色散文”有别于“原生态散文”，旨在通过“原生态”的日常生活化，用城市人的直觉感知乡村，拓宽了城市意象，“新城市”已不再是传统的单个“围城”。

　　如果说，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单纯是城市物象、城市意象的范围性拓展，是不足以抵达“城市散文”的反叛目标而大胆标示“新城市”的。关于这个问题，必须依据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的系列性、整体性来阐述。依然以城市宠物狗为例：狗的求爱是温馨的，“‘帅哥’还没有‘初夜’的经验，绅士地向那个MM求爱，匍匐在草地上像蛇一样游动，吻它的左腿，吻它的右腿……”。狗是精明的，“狮狮精明得很，不等妈咪说完就冲着人家作揖，履行代表的职责，一圈下来，狮狮的口袋塞满了红包。”狗也是有自尊心的，“晴儿选择了卧路自杀”；城市人与狗是和谐的，“帅哥感染了狗瘟，老婆天天守着狗输液，没钱了，找她妹妹借，最后两天，找医生商量，发了工资来结账”。狗也遭遇人的对抗的，“早晚散步是拉皮的减肥运动，谁知突然窜来一辆小车把拉皮卷进车底，拉皮翻了几个滚竟然毫发无损”。

　　诸如此类，谷未黄笔下的城市物象和意象的内涵颇为丰满，立足“现象性体验”，忠实直观地描述了城市生活世界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传统意象流），城市物象域的广泛运用，充实了城市生活现象的“代现性内容（胡塞尔语）”，让散文开始回归生活，遮蔽了传统“城市散文”的“主题方面的虚伪性”。

　　２、“新散文”的文体形式

　　无论是当下“城市散文”有关散文的“这一个”的挣扎，还是“新散文”文体形式的力图创新，重点仍在解决散文主题、散文文本和散文语言的形式解构。特别是“新散文”“从句子开始”的变革，促进了当下散文文本叙事化、散文语言形式解构的多元化和无中心化，“新散文”提出的“有情，有思，有趣”、“让散文回归生活”，推进了散文主题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但是，他们变革句子的时候，尚未动摇句子的根基即传统意象语素（临摹、回忆、经验语素），或者说还未抵达让传统意象主宰的语素彻底解构的境界即支离破碎，未将当下语素中的传统意象彻底的“去理念化”地“悬搁”，直觉地忠实地描述当下存在的意象即先验现象语素。

　　在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系列中，欣喜地看到，他在接受“新散文”有关散文文本叙事化、散文语言形式解构的多元化和无中心化时，开始尝试采用先验现象语素手法瓦解传统意象语素，即散文语素直觉化、语义偏离、变体等反传统手法。有关谷未黄“新城市散文”的现有评论中，能够捕捉到它的信息，无论是“乖张滑稽的语言外表”，还是“行争逻辑思维”，读者感受到的是语素的反传统化，这种反传统是建立在拒绝临摹、回忆及经验性语素基础上的立足文本内的在场想象，文本中大量反传统语素的运用，让读者时时意想不到。

　　譬如：《湖在山里坐怀不乱》，却与夕阳勾肩搭背，致使“夕阳堕胎”；《切割夜色》的我只是一件“可以移动的商品”；《下葬种子》时，“我的肛门坏了，就像年久失修的后门，甚至有些荒芜”；《到花瓣上去》“瞧这麦子都干成啥样子，瘦得短裤头都落地上了”；《哪里是故乡》“故乡不可能是一座楼盘”；《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没有二胡高的倍儿”；《狗场现形记》有一位“常把黑板说成白板的老师”；《拉皮有个家》中的奶奶担心狗“会吃出脂肪肝来”；《我的荷塘月色》里，水在家中顶楼上养荷花的瓷缸里面荡漾，“居家人喂养的月亮有时候瘦了有时候胖了”；《在清江想买一钱月光》中摇动自己的船时，蓝田玉“就会尖叫，像一只母报警器”；《拍牛》中的我欲跳入水田把牛耕田时，“我像山鸡拔毛，脱掉了身上所有的饰物”……诸如此类，不一而论。也许，在这里单个的列举，会感觉不可理喻，但若将这些列举分散转入各自的文本中，结合文本现场语境还原性地想象，完全能够将这些意象摄入你眼中浮影。谷未黄正是采用忠实地描述直觉的想象，择选先验现象语素，不加工，不雕饰，试图抵达散文情趣的终极目的。也可以把它称作黑色幽默，但绝不是临摹、回忆、经验语素。

　　至于谷未黄“新城市散文”涉及的散文文本叙事化、散文语言形式解构的多元化和无中心化，现有的评论已经论述，如：何蔚的“情智小品”、杜鸿的“散文标题艺术”等。

　　３、“新散文”的立义内容

　　“新散文”发展到今天，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争议也颇多。争议的焦点就是散文本质的创作方　向。“新散文”之前，曾有许多尝试，如“文化散文”、“哲理散文”、“乡村散文”、“小资散文”、“小女人散文”等，都有一种过眼云烟的感觉，核心在于各类流派只是侧重术业有专攻的一面，无法全面地考察复杂的生活世界现象。“新散文”作家们在“大散文”观点基础上，似乎看到了一丝逃离或逃避的希望，他们绕开争论不休的本质问题，从文体形式入手，力图抵达新的彼岸，选择并无不对，但在评论家眼里，似乎少了一些根基。“新散文”在文体形式变革上取得一些成就后，隐约觉察到散文的本质问题，祝勇在《散文：无法回避的文体革命》里说：“专注内心比轻视别人更能显示一个创造者的自信”。但如何“专注内心”，祝勇没有系统地阐释，颇有影响的“新散文”作家也没梳理，这种“无中心”自然让评论家恼火，而在“无中心”建构的“新散文”也不可能服评论家的气，一场“新散文”大争议在所难免，2006年5月，祝勇写了一篇《为“新散文”背上的三宗罪辩护》，他说：“散文作为公共生活代言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散文寻求的是心有灵犀的共鸣而不是放之四海的普适性。”他传递出两个信号：一是散文本质的“公共生活代言”的社会功能已经丧失；二是“新散文”的散文本质应是力求“心有灵犀的共鸣”。这个“共鸣”又是什么？五邑大学中文系的凤群进一步阐释：“透露新鲜的生命质感”。“生命的质感”从何而来，自然是从生存的生活世界现象中来，这与谷未黄“新城市散文”的“生存的姿态和思想”一脉相承。

　　问题是，能否从谷未黄“新城市散文”文本中发掘出“生存的姿态和思想”？元辰说他带着“城市病”上路；蔡先进说他是“积极入世的人文关照”，天河说他是“城市流浪者的代言人”，如云如烟说他“在自然界中行色愉悦陶醉，又在现状的反思中孤独感伤”……严格地说，这些评论已经深刻地触及到散文文本的灵魂，在此不再多言。

　　谷未黄提出“生命的姿态和思想”这个命题的本身，是对生活世界现象的一种择选，也包含一种放弃，在择选与放弃之间，必然有一个有关形式和范围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在“‘新城市’的范围与内涵”中已有描述的城市物象域和意象域，即对“上手”的“日常生活平均状态（海德格尔语）”的展开和揭示，揭示的生活世界现象的本质有欢悦、有感伤、有忧患、有良知、有冲突、有和谐、有功利、有冒险、有撤退、有诱惑……这个标准是多元化，是“纯粹意向性构成（英伽登语）”，这个标准看不到传统归纳、推理、逻辑循环得出的“公共生活代言”的社会功能，这种“无中心”正是当下一个城市人特有的生存姿态和思想，一种无序中透出的有关生命体验的质感，一种时空共存的永恒，当然这份质感是否真正揭示出高于“日常生活平均状态”的超越美，则取决于他择选与放弃的“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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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谷未黄“新城市散文”面临解决的问题

　　上述分析得知，谷未黄的“新城市散文”在“新城市的范围及内涵”上超越了面临困境的“城市散文”，在“新散文”的文体形式变革上尝试动摇散文语素的根基，在“新散文”的立义内容上有了存在当下的“视域”。

　　但是，在谷未黄罗列的“新城市散文”文本中，也看到了“悬搁”临摹、回忆、经验理念不彻底的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新城市”的范围及内涵上，犯有自慰式的心灵抚慰病、小资或小女人式的“软骨病”，这种病不是单纯的“城市病”，虽然谷未黄宣称要展示“一个城市人的生存姿态和思想”，但其择选的城市物象域和意象域，大都为传统物象域或意象域。譬如十多条狗的生存、几只鸟的飞扑、几只蚂蚁的美腿、几朵花的怜惜、几处山水的流连……这些与谷未黄当下新闻人生存的状态或“上手”的“视域”并不完全匹配，展示给读者的，仿佛是学界批评“新散文”所说的逃离或逃避，“视域”的不足，让读者感受到择选的生活世界现象仅仅是用于抚慰自己的心灵，致使散文的立义内容单纯地为“心有灵犀的共鸣”而“共鸣”，“上手”的新闻现象隐蔽缺位与其散文语素的大胆反叛形成鲜明的对比，不得不让读者用他《哪里是故乡》语调疑问：哪里有一个新闻男人的“骨”？提出这个问题，不是让他回归到“公共生活代言”状态，而是希望他关注生活世界现象的整体性、系统性；不是让他担任传统的社会功能，而是希望他忠实地揭示已经“上手”的状态。

　　２、“新散文”文体形式上，作为散文语素变革的尝试，难免存在有意而为之的刻意性，散文语素在场而生，“屁股”、“屁”、“乳房”等语素在多篇文章中重复使用，难免给读者留下杜鸿所说的“行色逻辑思维”印象。当然，散文语素的变革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但若充分发挥独特的当下在场直觉想象并匹配拓宽的“上手”“视域”，也许谷未黄刚刚发动的“新城市散文”能够立有一席之地。与此同时，为副刊为文的篇幅，虽然可以解决日常生活现象直观描述必须的“留白”，但也存在杜鸿所说的“没能做到全面、系统和典型”。

　　３、谷未黄为印证“新城市散文”而择选的文章缺乏系统性的分析定位，有些躺睡在临摹、回忆、经验温床里的理念与直观描述的在场想象不符的文章纳入，有急促用量印证“新城市散文”的感觉，譬如：《把玫瑰给你把刺留下》的非现象性煽情、《山不在高》的回忆辩白等；不仅如此，还有许多文章中存有“我父亲”、“我爷爷”、“他父亲”、“他爷爷”等经验观念、道听途说置入，反背了直观描述的整体性，虽然文章也需要“时间流”的展示，但谷未黄文中的这种展示缺乏一定的描述忠实性。

　　综上所述，在中国散文系统缺位的当下，谷未黄展示的“新城市散文”有其存在的基础，但所展示的文本给我的直觉：是他“乡土诗歌”、“行色散文”的延续、再造，是传统“内在逻辑美学”和当下“先验现象美学”特别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嫁接尝试，是散文主题拓宽与文本形式变革建构的融合，以圆他“人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栖居……》一文中引用荷尔德林的诗句）”的美梦，当然，要想这个美梦变成现实，谷未黄及他的“新城市散文”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