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变英雄——文本架构的艺术（二） ——

市教研室    刘昱    2017.8.9

印象中，“你、我、他”作为人称知识点出现的很早，不知是小学还是初中就练习过用三个人称来写作了，不过“我”永远只停留在“我”，不像莫言可以有我的父亲、我的奶奶、我的爷爷、我家的罗汉大爷一起出现的文章中，一两遍之后还能迅速过渡到父亲、奶奶、爷爷、罗汉大爷以他们个体来叙事。从我的某位亲人到了不过分强调“我”的奶奶、爷爷、父亲、罗汉大爷这些身边人，再把我对他们的了解、对东北高密乡历史的了解灌注在他们身上，他们成了故事的主体，成了故事发展中行为动作思想心理被不断展现、故事围绕他们而讲述的男一号、女一号；于是乎，“我”淡出了故事，只是做偶尔点评与感叹。

同时，“他们”利用各种人、事、物被作者连缀在一起，就仿佛《战狼2》末尾吴京用手机拍视频投射在军舰上实现从与雇佣军的战斗转场到军舰上众人痛哭流泪得到命令开火一样，他们不断在挑选自己的一方战场，展现自己最英雄王八蛋、最血性坦荡野蛮放纵的一面。父亲跟着余司令在行军路上，可以听到河水就回忆起一起抓螃蟹的罗汉大爷，也可以以迷迷糊糊的记忆回到迷迷糊糊的行军路上；可以用我在调查过程中与老太太的谈话谈起奶奶说到与她有模糊不清关系的罗汉大爷，开启他英雄好汉又愚昧可笑的战场，也可以用一把在埋伏时余司令给勃朗宁手枪想到前天这把枪打碎酒盅的原因是奶奶这位巾帼英雄为余司令和冷支队长牵线共同打鬼子的事，展现奶奶的抗日热情和英雄气质。

而在不同场景和节段内，不同人物作为主人公各自开辟战场，且他们表现人物特质的内容以字数的差异错落有致的间隔遍布整篇《红高粱》，却在读者阅读时并未觉得转折突兀、场景有明显断裂，这才是最能体现莫言本文架构功力的。这种以第一人称做叙述、明显说出这是为了记载、立传，并以插叙为主、倒叙顺叙为辅的原小说，在它的鼻祖马原那里你会发现这本书是如何将原小说发扬光大的，即使是我很喜欢的王小波所著的、风格极为相像的、利用插叙和场景转换架构的诸多作品，都有点在他的基础上开创的味道。莫言在混乱插叙的基础上开创了利用场景中人、事、物顺承至下一场景展现另一位主人公的技艺，王小波则学会了在转换的过程中让两个场景并行。当然，文学家往往是阅读了诸多作品，在尝试他们的风格中通过不断的思考总结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们一有极佳的语言感知力，能迅速掌握作家语言风格特点进行仿造，二有创新创造的天赋，能通过生活种的点滴开创新技艺、新方法，若他们没有明确提及，自然模仿某位作家只能是戏谈了。

《红高粱》里，父亲跟着余司令打鬼子是主线，其他的则插在期间，或长或短，利用事物、情境氛围来做场景的自然切换，利用情感高亢之后的绵延不绝来做断裂之后符合逻辑的小节切分，使得文本内部高度真实，显现出无丝毫断裂的强烈的内部逻辑性，而这种内部逻辑的完美才是小说之所以能改变形象的根本。我们老说真假，实则判断真假的关键在于这件事是否符合常理、内部是否具备逻辑漏洞，有些人能通过增加细节的方式让假话变成真话，正是深谙这一道理。一份文本，如果你愿意把它切分成一个个句子再去观察句子、段落之间为何这样连接，你会发现连接处是有逻辑可寻的。无论是简单的因为所以这种因果逻辑，还是利用事物在两个场景的共同特性来做断裂内容的连接这种相关逻辑，亦或是多逻辑共同伏线、穿插，都往往运用到诸多作品中，尽管作者写作时除了某学院派作家外皆是通过语言来判断，但他们不断修改情节的发展、句子的用词结构、调整语序语言方式的时候都旨在改善内部逻辑使文章更通顺，有一气呵成之气脉。现当代作品中许多名人的作品读来都有些许断裂之感，而莫言的却是一气呵成，如果不受外界影响，读者除了小节之外不会找到文章的空隙稍作停留，甚至在小节停留了你还想看看后事如何，试想能在繁复的主体转换、插叙中还能让文章如此严丝合缝，这语言的魔术师可畏、可叹。

正是由于他造就的真实情境，即使是匪徒，我们也不会被固化概念、形象所影响，反而被这真实情境吸引，在阅读过程也从未想过把文中的土匪与现实比较，毕竟大段缺乏逻辑断裂的文字已经让我们不停留的阅读了许久，文章的内容影响了我们的意识，长时间后因为外部因素的停留，也会让我们在他们的情境与形象中荡气回肠良久，我想一般热爱阅读的读者皆是这样。但如果你是以研究者的角度亦或以律师、警察等专职人员的眼光去看整本书，显然已经不是阅读了，真正的阅读在于感受文章而不是拿固有的意识判断文章，正如六经注我的人与我注六经的人，后者早已丧失了读而把我凌驾于一切之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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