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记》11：经从哪里抵达

《学记》11：经从哪里抵达

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故师也者，所以学为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记》曰“三王四代唯其师”。其此之谓乎！

君子要根据学生求学时的难易程度看出学生天资的高与下，然后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地对学生进行广泛晓喻。只有这样，才能当好人师，能当好人师才能做官长，能做好官长才能当人君。所以人师呀，就是教人学做人君的，因此在选择老师的时候不可以不慎重。古书上记载：“三王四代时期将选择人师作为最重要的事情”，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学记》定义师者，一开始便是能“使人继其志”的人师——“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

也就是说，为学者拜师向学，根本目的是“继志”。与之相对应的，为人师者，开馆授学为的是教人“建国君民”“化民成俗”。

说得再浅白一点，便是通过为学达到能够为人师的程度，然后通过为人师达到能够为官长的程度，最后通过为官长达到为人君的程度。注意，是达到某种程度，不是一定达成那样的结果。

在《学记》的学制体系里，为学就是为了做官长，为人君。古人在这一点上毫不避讳，特别是禹王，汤王，文王、武王所在的虞舜、夏、商、周四个朝代，不约而同地把选择人师作为最重要的事来看待。

尧为帝时，发现了舜的贤能，于是把他放在原始森林中，让他与豺狼虎豹为伍接受考验。而后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还让自己的儿子以舜为师学做人。尧帝之所以这样做，实际上就是把选择人师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看待。

《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这样写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也就是说，在古人的治理逻辑中，是通过“选贤与能”来实现人类文明的薪火传承、日渐昌明的。

早期的人类社会，像是在茫茫暗夜中苦苦探求的小部族。他们通过发现部族中的“人师”，点亮部族文明的星火，在通过“人师”中涌现出的官长，汇聚部族人师的星火，最后凝聚成部族首领手中擎着的光亮火把。凭借部族首领手中的光亮火把，小部族在前行中不断汇聚和发展出新的光亮来，最后才有了今天人类的规模和气象。

学为人师，人师为官长，官长为人君，这个逻辑对于早期的人类社会而言，没有任何问题。翻看我们党的历史，在早期的反抗斗争中，党员是什么？党员是一支队伍中有资格扛炸药包的人，是有资格在火线上冲在最前面的人。早期人类社会中的人君、官长、人师，其实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先锋队员。

后来，这个逻辑进一步发展，子夏讲“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言外之意是说“人君”不是任何人都有机会和资格做的。孔子在不同的场合夸赞几个不同的弟子“可使南面”——做个人君是没有问题的。那个被夸的冉雍并没有真正做人君，反倒因为老师的勉励更为专注于学业。没机会做人君的官长或人师，应该像冉雍一样，落实子夏的“仕而优则学”，踏踏实实把学问做扎实。

做人师的，未必会按照由人师而官长，由官长而人君的逻辑，完满自己的人生。孔子是两千多年里最了不起的人师，他也没机会成为人君，但他在为人师上，做到了“大成至圣”的程度。两千多年里，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人君，有多少为后人所记得，反倒是没机会做人君的孔子，熠熠生辉为后人所永远铭记。

人生在世，其实就是一场修行。该从哪里抵达人生的圆满呢？在《学记》看来，显然是“能博喻”的人师。

既为“人师”，怎么能只适合于某一种僵化、狭隘的人生？毕竟，人师面对的学生是参差不齐、五花八门的，因材施教、长善救失才能显出“人师”的高明来，“人师”的高明全体现在这个“能博喻”——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地对学生进行广泛晓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