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25】《道德经》笔记 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
原文：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译：
不了解大道，所以有仁义；用日常智慧去思考，有大虚假；六亲不和，才会公开提倡孝慈；国家昏乱，才会显出忠臣。
评注：
大道废，有仁义
《红楼梦》分明写的是“诗礼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偏偏柳湘莲说：“只有门口的两个石狮子是干净的。”
鲁迅的狂人“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①
仁义道德讲得热烈的明代，偏偏是统治者最荒淫的朝代。
周朝就已经有人说，世袭奉禄之家，很少懂得礼制，他们行为放荡，悖天逆道而行。（世禄之家,鲜克有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②
可见大谈仁义并不是进步，反而往往是一种退步的表现。
老子的道是更高的存在，是超越的世界，是更高的次元。
当我们体验不到这种“道”，我们就退而得其次——“仁义”：仁，就是爱、仁慈、情感；义，就是义理、理性。
“仁义”代表着我们人类现有的情感与理智，这是两种我们之所以成为人的天赋。
但老子说，这两者的兴盛是因为体验不到大道。
这个意思老子全书多次提到，比如38章说：“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
老子不是因为激愤，他是一口咬定。
我们成功进化出了理智与情感，这无庸置疑是伟大的成就；但我们的理智和情感是有巨大局限的。
我们既因为仁义而成为伟大的人，我们也受制于我们自身认知能力的囚笼。
大道是更高的维度，是达致大智慧的坦途，而我们现有的理智与情感实际上使我们充满偏见和主观情绪，我们只能认识有限真理，而有限真理在更高维度的无限实相面前接近于零。
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理智和情感而大唱赞美诗，我们可以陶醉在我们有限的认知中；但不要忘了：真理并不因为我们认识不到而作废。
老子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能力，超越了我们当下的维度，他在新的维度中“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对人类的伟大成就——“仁与义”，感到失望。
所以，他说，“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最大的谎言是满口科学、主义、理想的人说出来的。
比如希特勒。他崇尚人种科学、优生科学，宣布要搞一个纯种的雅利安国家；他宣扬纳粹主义，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他的理想是复兴帝国的光荣，也就是神圣罗马德意志第三帝国。
希特勒对自己的科学、主义、理想深信不疑。
所以，当那些满口科学、主义、理性、理想的人夸夸其谈时，我们要警惕了。
恰恰是盛产大哲学家的德国将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推向了极致。
这不能不说其中存在某种联系。
尼采的超人理论就被纳粹种族理论所借用。
海德格尔也曾和纳粹握手言欢。
汉娜·阿伦特曾经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进行了分析，她指出种族主义是建立在一整套理性和逻辑上的，“这套逻辑将人类过去、现在与未来解释为一个封闭的整体”，并且它有一个自己要去的“终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的实现；可以对现实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
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封闭逻辑体系，实际上就是那些看似完美的理论。
纳粹们的逻辑和哲学家们的逻辑并无不同。
只要有逻辑推理，就有理性，就有解释，就有目标，为了这个目标，就可以对世界进行任意的改造。
种族灭绝就被当成了“科学”和“进步”的手段。
中国曾经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难道不也是建立自以为是的“科学理论”和“理想主义”之上的吗？
当我们大谈科学、主义、理性的时候，是否也接近迷信、疯狂、虚假呢？
中国古代的帝王也颇擅此道。
当他们大力提倡仁义道德忠孝礼仪的时侯，他们的目的往往是要演一场愚民政治的戏，以便让人民更顺从他们的剥削和统治。
比如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面子上是喜欢儒家的仁义道德，实际上是要加强大一统集权政治，儒家仁义学说成了帝王权术的装饰品。
大臣汲黯看得明白，一针见血的说：“陛下内心想法多多，面子上却喜好仁义，这样怎么能像唐尧虞舜的无为而治呢？”汉武帝默然，颇为恼怒，“变色罢朝”。③
科举考试看似公平，按智慧才干的高低用人，但实际上这却是中国愚民政治中最大的手笔。
所谓“上帝”，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绝对真理”、“更高的存在”的“人格化”。
创造出“上帝”这种信念，是一种伟大的进步。
从这个层面看，宗教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全世界各民族的人，都在几千年甚至上万年前，意识到某种绝对真理的存在，意识到在这在绝对真理面前我们的渺小，它告诫我们，理性和认知能力是有极其有限的。
建立宗教来教化人民，是一种进步而不是倒退。
《周易·观卦》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至于宗教后来变成一种阻碍科学进步的力量，乃至发展到疯狂的地步，那是由于其它原因。
科学是我们理性认知进一步发达的产物，是近几百年来，我们理性的成就。
科学的胜利，彻底推翻了上帝作为人格神的存在，这使很多人开始把宗教的上帝观念纯粹当成一种“迷信”来对待。
但是，宗教的“上帝”观念的核心并不是迷信，而是由对绝对真理的敬畏和体验而演变来的。
上帝的本质就是绝对真理（道），而道是无法描述的，只能实证体验，在宗教传播过程中无法向一般愚夫愚妇解释，只好结合民间迷信，树立一些好懂的个人格神。
道教、佛教初期没有任何对人格神的迷信，老子、释伽牟尼都反对迷信人格化的神鬼，比如老子表示，上帝、神的观念实际是从道演变而来。（第四章、第十六）
宗教和科学并非完全对立。
科学的终级目标不是追求某一种暂时有效的科学理论，不是追求相对真理，从本质上说，科学是追求绝对真理的不断努力，是对旧有理论的不断证伪、不断改进和超越。
科学的终极目标也是更高维度的存在。
比如相对论的物理体系就是对牛顿物理体系的证伪和超越。
将科学理论奉为不变圭臬加以供奉、把科学理论当成了真理本身，这些说法恐怕没有科学家会同意。
这不是理性，而是当代最大的迷信。
这种对科学的迷信，已经成为我们追求更高理性的巨大障碍，已经成为我们生存的巨大威胁。所以费耶阿本德说：“科学是一种最新的、最富侵略的、最教条的宗教，因而除实施政教分离外，还必须圃辅以政府和科学的分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道主义。”
这就是“智慧出，有大伪”。
与孔子比较
子曰：《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第二》）
译：《诗经》三百多篇，一言以蔽之：直朴自然、没有邪曲。
评注：诗不可以虚伪，诗是直朴自然的，是用来表达情感志趣的，诗人要有真性情，否则写不出好诗。诗人写诗不是靠理性，更多的是靠直觉、洞察、整体性的把握，这是比理性更需要天分的。一旦反复思考，就不再是诗了。
《礼记·乐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金石丝竹，乐之器也。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做伪。
古代诗、歌、舞、乐是一体的，孔子编诗三百篇，“皆弦而歌之”，所谓“诗教”实际上是音乐、诗歌乃至舞蹈合而为一的艺术教育。
任何真正有效的信仰都是建立在对更高存在的敬畏之上。
当一个国家缺乏对更高存在的敬畏，统治者往往会试图用别的东西去填补这种信仰真空。
比如用某种理论或主义作为最高的真理。
但任何科学理论或主义都会被证伪。
于是政府只有动用国家暴力和宣传机器去维系这种科学理论或主义的至高地位，任何对这种理论或主义的怀疑都被视为大逆不道。
在这样的国家里，统治者疲于应付其理论体系的破产。
他一方面限制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虚假理论或主义，而这些做法除了显示他们的笨拙可笑外，别无他用。
在这样的国家里，学术由官僚集团控制，思想自由在统治者眼里是危险的，特别是社会科学。
由于不承认更高真理的存在，也就缺乏自然形成的敬畏感、道德观、价值观，政府官僚发明出种种自以为高明的“指导精神”、“伟大思想”……
比如纳粹德国的希特勒和戈培尔。
当统治者奉为圭臬的理论不断被证伪时，统治者不得不自圆其说，就像阿米巴变形虫一样，可以随意变换形状，就像齐天大圣孙悟空一样，可以有72般变化。
但变来变去终归是皇帝的新衣，实际上并不存在——但指出来就是一种禁忌；如果嘲笑它不存在，就可能被投进大牢。
皇帝知道他自己什么也没穿，但为了面子，他得继续裸体游行。
在中国历史上，独裁皇帝们为了维持他的权力和利益，常常对文化和思想进行控制。
周厉王就是其一，由于他的暴虐无道，京都里的人公开指责厉王。厉王找到一个很厉害的卫国巫师，派他监视公开指责自己的人。巫师只要将这些人报告厉王，就杀掉他们。国都里的人都不敢说话，只能“道路以目”，在路上相遇后，只能用眼睛互相望一望。
厉王很得意，告诉召公说：“我能止住谤言了，大家不敢瞎说了。”召公说：“你这只是赌住人民的口而已。堵住百姓的口，比堵住河水后果更严重，一旦河水决堤，就会是大灾难。百姓也象河水一样。治水重在疏通，治民更要让他们畅所欲言。天子通过多种方式获知民情舆论，比如贵族们献诗、乐官献曲、史官献书、少师献箴言等等。百姓有口，好象土地有河流疏通灌溉一样，财富、衣食就从这里产生。百姓心里有所想，就会公开讲出来，怎么能堵住呢？
厉王不听劝告，三年以后，人民起义攻进王宫，将厉王放逐了。④
六亲不和，有孝慈
六亲不和了，才会提倡孝慈。
在商周时代，血缘关系的作用有所不同。
在政治上表现出所谓“商道亲亲，周道尊尊”之说，“亲亲”是指商朝人注重血缘亲情关系，“尊尊”是指周朝人注重等级尊卑。
商代还有母系社会的遗风，母亲是血缘关系中的核心，母亲与孩子之间有天然的亲情，而且这种亲情往往比父亲与孩子的关系更深。母亲的核心地位，使王位传递往往是“兄终弟及”，“汤以后，兄终弟及的很多”，“除去汤以前和武乙以后，只有太甲（太宗）、祖乙（中宗）、武丁（高宗）三宗是父子相承”。⑤
其实这是人之常情，比如汉代景帝时，就差点出现“兄终弟及”的事情。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胞弟，窦太后最疼爱这个小儿子，刘武也是极讨老人家喜欢，而且他的确极其孝顺，每每听到太后生病，“口不能食，居不安寝，常欲留长安侍太后”。在诸多封王当中，梁孝王拥有的土地和财富是最多的，“赏赐不可胜道”。
汉景帝对这个小弟也很照顾，有一次喝酒喝得高兴，说死后把帝位传给梁孝王，梁孝王辞谢，虽然知道只是酒后之言，但心中依然很欢喜；窦太后听了之后，也十分高兴。
后来，汉景帝废掉栗太子，窦太后心里便想着正式实现“兄终弟及”，向汉景帝要求立梁孝王为储君。大臣袁盎等人极力反对，终于作罢。
后来，梁孝王竟然派刺客潜入京城，刺杀那些反对自己立储的大臣。事情败露后，梁孝
王向汉景帝请罪。由于太后的宠爱，他竟然得以脱罪。
商代虽以“兄终弟及”为主，但事实上从夏代开始，子承父位已经普遍出现，到周代时，则完全确立了以父系为中心的权力结构。
周代重视父统，强调权威和尊重，继承制度也采用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为大宗，庶子为小宗，嫡长子继承天子或诸侯之位，庶子只能受到一些其他封赏，比如封为诸侯或者大夫。之所以要给庶子们“封邦建国”，其目的是加强王畿京城以外地区的控制。
这就是“封建”的本义。在生产力不发达、中央控制力不足的情况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让亲友们去边远地区建立邦国、拱卫中央，是当时统治者采取的必然办法。
虽然商周的制度有所不同，但血缘关系在其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权力结构也是按照血缘关系来组织的。
但仅仅按血缘关系来处理权力、利益的分配显然是不够的，强者不会因为自己出身庶子而放弃争夺权力、地位。
比如周文王的父亲季历就是在与两个兄长的竞争中登上王位的。季历有太伯和虞仲两位兄长，太伯为嫡长子，但后来太伯、虞仲竞争不过季历，只好逃到南方边远地区建立自己的势力。
史书上美其名曰：“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⑥
到了老子生活的春秋时代，周朝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进一步瓦解，原来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封建小国发展成威胁周天子的大国，原本是“小宗”的诸侯们不再尊奉周天子的“大宗”地位，各诸侯国内部在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上也不时将原来的血缘秩序抛在脑后。
这可能就是“六亲不和，有孝慈”的时代背景。
比如晋献公时，骊姬为了立自己的儿子，设计杀掉了太子申生；公子重耳、公子夷吾出逃，夷吾后来在秦国帮助下回国成为晋惠公，重耳一直在外漂泊了十九年才终于回归争得王位，成为五霸之一的晋文公。
司马迁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除了司马迁所说的这些弑君、亡国的外，更多血腥的权力争夺发生在兄弟乃至父子之间，可以说，每一个国家的每一次王位更替都可能伴随着对血缘关系的无情挑战。
商周时期严格建立在血缘宗族关系上的封建制度开始瓦解。
过去的一切政治关系是建立在“母慈子孝”的血缘上的，但现在，权力正在重新分配和组织。
旧有的血缘亲情政治关系崩坏了，而新的秩序还在血与火中孕育。
这就导致了新上台的统治者对“孝慈”的极力推崇。
老子大概也感受到当时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封建王朝摇摇欲坠，王公贵族们于是大力提倡孝慈吧。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孝”的著作，最重要当属《孝经》，清代纪晓岚就已经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⑦
这本书实际上是儒生们为了重建血缘政治权力结构的伦理著作。
提倡“孝慈”，正是以血缘六亲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瓦解为背景。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建立了全新的大一统集权帝国，但在处理王位继承上，十分失败：实际上是宦官赵高操纵秦二世登上帝位，政治权力主要把持在赵高手中。这从一个侧面说明新的权力继承体制还没有成熟。
汉代建立后，十分重视重建封建制度，刘邦与诸侯约定“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同时，刘氏首先对原来因战功而受封的诸侯小国采取“兔死狗烹”的政策，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黥布等数十位异姓诸侯都逐渐被消灭。其封地大抵被封赏给刘氏子弟。
到景帝、汉武帝时代，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刘氏诸侯的权力，《史记》中大量记载了当时诸侯权力被削夺的大量事例，其中光“国除”（诸侯国被取消）的就有近百位。
也正在汉武帝时代，真正确立起了“以孝治天下”的原则。
“两汉都号称“以孝治天下”。汉代从刘邦起就“重孝”，后来“孝”是汉初的辅助治国思想：惠帝表彰“孝悌”，吕后“举孝授官”，文帝“置《孝经》博士”。汉代“以孝治天下”是武帝确立的，武帝在“孝治”上的重大举措有二：一是确立了用人上的“举孝廉”，另一是解决同姓王分封制弊端的“推恩令”。后来，汉代统治者不断完善了有关“孝治”的立法”。
⑧
从此，对“孝慈”的提倡愈演愈烈。
事实上，“汉代真正一直走红的只有《孝经》”，与五经相比，“《孝经》是必读经”，“《五经》不必都通或一定要通两经以上，只要求通一经就行。《孝经》则是人人都要读，包括儿童和成人、男人和女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国留学生。”⑨
汉代之所以将“孝”加以如此的推崇，其原因无非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血缘政治结构。
从此后，历代帝王几乎无一例外的大谈“以孝治天下”。
但严格来说，中国真正的“封建”就是在秦朝之前，周朝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
秦始皇开创大一统集权之后，根本废除了封建制度，李斯和秦始皇都认为，天下之所以苦战不休，就是因为封建侯王们兼并冲突，好不容易依赖历代祖宗的努力和保佑，终于灭掉了六国，如果又去分封诸侯，只会给中央树立敌人，到时如果各封国又相互冲突，“求其宁息，岂不难哉”。于是，废除了封建，实行彻底的郡县制和中央集权制度。⑩
以后，虽然依然存在大量分封赏赐，但受封者的权力很小。
比如汉景帝有十三个儿子，这些诸侯王的后代绝大多数都失掉了封地，“除国为郡”。
就算在这十三个儿子“封邦建国”的时候，他们的权力也很小。
赵王境内盗贼出没，赵王向景帝上书，希望能够处理一下国内的治安工作，“上书愿督国中盗贼”。堂堂赵王，连想当个“治保主任”都要通过上书才能获得授权。
他的兄弟中山靖王刘胜，是个酒色之徒，讽刺赵王说：“你是王爷，何必喜欢搞政治，王爷每天纵情歌舞声色就可以了。”⑾
司马迁说：高祖刘邦的时候，诸侯们在自己国内，控制赋税大权、控制人事任免权，诸侯们就像天子一样有自己的官员，汉景帝七国之乱后，诸侯的人事权被削，只能吃租过日，后来有的诸侯穷得连马车都置办不起，只有坐牛车。⑿
汉武帝以后，虽然“封建”依然存在，但主要是对王室子弟在名誉上、生活上的优渥安排。他们在政治、军事上的权力很小，完全无力与皇帝（嫡长子）抗衡。
这就建立起了新的血缘关系平衡机制。帝王们为了维持这种新的权力结构，大力提倡“孝慈”。
正如儒生所言，“孝顺的人不会犯上做乱”，但这背后，正是王公们因不能受封建国而犯上做乱。这才是提倡孝的根源。⒀
国家昏乱，有忠臣
中国最有名的忠臣是比干、岳飞、文天祥、于谦、袁崇焕……，无一例外，都是在王朝已经病入膏肓或是无可救药之后，才出现的。
正如唐太宗诗云:“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⒁
英雄往往是乱世才出现。
只有遭受毁灭之时，才会有所谓救世主。
注解
① 鲁迅《狂人日记》）
②《尚书•周书•毕命》说:“世禄之家,鲜克有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
③《史记•汲郑列传》“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
④据《史记•周本纪》
⑤引自徐中舒《先秦史论稿》
⑥引自《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⑦纪昀，《四库全书总目》。
⑧引自 孙景坛，《汉代“以孝治天下”初探》。
⑨同上。
⑩《史记•秦始皇本纪》，“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於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
⑾引自《史记•五宗世家》。
⑿引自《史记•五宗世家》，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於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⒀引自《论语•学而》，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⒁“板荡”语出《诗经•大雅》的《板》与《荡》两篇。“板荡”即形容天下大乱，局势动荡。
作者：熊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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