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呵护｜第四章 （D）杜斌：我很乐意为重症医学做些具体事儿

重症医学医师分会会长杜斌

杜斌，1994年7月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系，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同年8月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加强医疗科任住院医师，2004年创建内科MICU专科并担任专科主任职务。其有关限制抗生素使用降低耐药细菌感染的研究为国内首次报道，发表在2003年的Critical Care Medicine杂志上。该课题获得2002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曾任中国病理生理学会危重病医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亚太危重病医学协会(APACCM)秘书长、美国危重病医学会FCCS委员会委员、世界危重病医学会联盟(WFSICCM)理事会理事，现任中国医师协会ICU医师分会会长。

2019年初春，我走进久仰的北京协和医院，在逼仄的办公室里，与正值壮年的杜斌教授作了一次唠家常似的访谈一一 

您一说特别难忘的事儿，我马上想到就是在成都的几个孩子。在地震救助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包括席修明院长和其他一些老师，在华西的ICU救治的几个小孩，当时是初中生。这一晃10多年了，现在有的成了家，有的上学，我们每年都会聚在一起。

说年青人从小有志向，或许别人是，我不是。我18岁的时候，对未来似手没什么预期。就我的理解，学医是很偶然的事情。我们家到现在为止，无论我妈家，还是我老爹家，就我一个当医生。老爹是重庆的。我回老家只一次，是我奶奶去世的时候在村办丧事，我才真的回到老爹小时候住的地儿。我是生在北京，老爹是考大学考出来的，那时候考大学可能是他从山沟里出来唯一的一条路，家里非常穷。老妈是河北人，也是在乡下，上了大学留在北京。我写籍贯得写到重庆长寿区，现在连我儿子籍贯也是这么写的。

学医很偶然，我1986年高考的时候，很难想象自己学什么，因为当时不想学单纯的数理化，觉得有点枯燥，就稀里糊涂选了学医，学校选的是协和，就在这儿。所以我写简历很简单：1975年上小学，五年半，因为从春季招生变成秋季招生，所以多了半年；中学六年，在实验中学一个学校；大学八年，也是一个学校；1994年毕业到现在就一个单位，四行就写完了。

回过头来想，我觉得自己的人生有过两次选择：1986年一次，就是上大学选来选去为何要学医？这么跟您说，如果当年学校里保送我去清华，我肯定就不学医了。我觉得如果保送，那名额应该是我。但突然有一天校长找我来了，说杜斌，我们都觉得你非常好，但是我们觉得你肯定能够考上大学……嘿嘿，自打那次谈话之后，我知道凡是他说话，但是后面最重要，前面说的都是瞎话。那时候保送的名额很少，我们学校有一个清华保送名额，北京师范大学有一个保送名额。

我那时候真是赌气，我要考得比清华更好，我不考清华，报了协和，因为协和在北京的收分比清华高。所以我觉得学医是挺偶然的机会；1994年毕业的时候，同样可选择，可我就是要在医院当医生，而不是像有些同学去实验室，去做基础研究。我认定自己，只当医生！我毕业的时候拿的医学博士学位，没有学士学位，八年制是仿美国的模式，因为学校当初是美国人建的。     

  毕业之前有十个月的时间科研训练，其中一门课是跟着陈德昌教授夫人，血液科的潘教授，我们见到些感染性休克病人，做些分子生物学基础方面的研究，那阵邱海波是陈主任的硕士生，我们一块在潘教授实验室实习。很小的一间屋子，很难把它叫做实验室，好在实验室就在陈主任主持的ICU对过，没事时就去ICU转转，看一看感觉很新奇，发现我这8年白学了，ICU那些东西一点都不会。

的确如此，医学院毕业生ICU这些东西是不会的，比如呼吸机怎么用，医学院不讲；比如说休克，要讲呼吸衰竭，讲循环衰减，讲肾功能衰竭，但是他不讲。对医学生而言，它没有必要去掌握这些技术，呼吸机怎么用，透析怎么去使？不讲。回过头来想，我最后决定去做一名ICU医生，可能是觉得ICU有许多未知，我要钻研一下。有了想法就跟陈主任沟通，陈主任说好，你毕业就留在我科里。之前他科里也有过本科的大夫，但因这原因那原因都离开了，有的出国，有的去了公司，我去的时候，科里只有两个本科的大夫，一个是陈德昌主任，一个是刘大为，虽然邱海波那时候在，但他算上研究生不是本科的医生。

20多年了，虽然是一些偶然的因素学医，但对我来说未必是坏事。第一，歪打正着学了医学，觉得还是有一些乐趣。第二，我毕业的时候，ICU是一个很小的科室，非主流科室。或许正是因为当时选择了这么一个不是太主流的科室，后束反倒占了一些便宜，相对出头会比较快。可以想象，如果毕业时选的是心内科，全国有这么多资深的教授，不说出成果快还是慢，但你想要熬出头还得论资排辈。所以说从某种角度来看，虽然有一些偶然因素，但对我而言未必是坏事。

刚工作的时候压力蛮大，ICU这些东西不太懂，在老楼那边七张床，科里有两个主任，让我当总住院医生，主任和主治医不在的时候，更负责诊治的方案制定，负责会诊。那阵子真的是胆大，什么都不懂，就开始带人查房。总住院医生得天天都在医院，没有第二个人替我，连着做了一年半，包括节假日，周末谈朋友的时间都没有。

我觉得也正是因为这段的经历，让人成长的比较快。年轻医生成长的时候，最考验你的或者说收获最大的，就是你要做主的时候。全都听主治大夫和上级医生的，是被动学习。当又能这么做，又能那么选择的时候，你自己去作选择，你自己有这个机会去看到你选择的对与错，这样不管你当时做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是错误，对自己成长是有好处。

有一次我晚上2点钟回五楼的房间，躺下后觉得有异味，在窗旁一看，四楼有一个房间冒烟着火了，然后敲门没人。这是内分泌科史一凡老教授住处，他出差之前，熨了衣服忘拔插头，结果烧着了，我赶紧打电话保卫处，最后来救火车给扑灭了。教授回来说，得感谢一下杜斌，他不认得杜斌是谁，就一直找不着我。找不着我的原因是因为我每晚1点到2点回到宿舍，早上六点以前我就去病房了，所以他找不着我，只好托人给我送来一个小礼物，是一个闹钟。

你是病人来看病，我是医生来治疗，说实话，我经历那些病人里头没有大起大落的。说这个病人多可怜，这个病人多不容易，家里人多不容易，发很多感慨，写很多东西，但我觉得作为医生来说不应该是这样。作为医生，我的理解应该是理性的对待。比如说病人是个小孩，三岁得了绝症，确实可怜，但这人50岁，他得了绝症他就不可怜么？不是这样概念。我的理解吧，把这种个人情感加进去，会左右你的判断，作为医生我觉得我只要尽力就OK了，我没有能力去治好所有的病人。我给他提供的也许不是最好的治疗，但只要在我这个环境下，我的能力范围之内，不管他的结果是什么，我就对得起他。

如果真有什么记忆深刻，就是我们在华西医院碰到叫段志秀那女孩，是从别的地方转来的，来看她是救他的战士。那战士跟我，那时候废墟里挖到她，她说我还有同学在里面，你先去救他们。我想我要是在那儿，我都不一定能说先救别人这种话。那时候总理温家宝到华西，是在她床旁给她题写了“挺起你的脊梁”！她今年从兰州大学法律系毕业，回到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当老师。这样一个小丫头，当年这件事，我到现在想起来，说到这儿都想掉眼泪。我们帮了孩子很多，这是毫无疑问，我要没有能力去帮助就白当医生了。但回过头来想，其实她们也教会我怎么做人怎么当医生。

专业也好，学科也好，ICU其实是灰夹缝中谋生存。任何一个新的学科总有定位的问题，跟一些传统的学科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冲突，有什么样的合作？我自己理解，如果觉得现阶段这个学科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不瞒您说，化整体上看国内的医学教育存在很大的问题，不光是医学教育，其他的教育都有问题。从某种角度来说，不光是医学的本科或者研究生教育，包括毕业后的继续教育。因为医学跟其他的专业不一样，毕业后的继续教育非常重要。不说别的专科，就说ICU的这些老师们，在这方面也很薄弱。

我们都强调说国内病人很多，我们最不愁的是病人，大家都有很丰富的临床经验。但从另外一方面讲，我觉得一个人想要进步，不仅得知道自己要怎么做，还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否则就是一个匠人。绝对不能是个匠，我可以把手术做得很好，或者会把操作做到好，但光这样这不行。协和医院纪念老教授的时候，其中有一个是林巧稚，她曾经跟妇产科的学生们说过：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自己手术做的多好，我在门口找一个黄包车夫，我教他三年，他做手术一定比你你大多数好。

她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做手术本身就是一个熟练过程。同样这个事儿现在这个学科也存在。我觉得，一方面我们最擅长的是器官功能的支持，我们去处理呼吸功能衰竭、循环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或凝血功能障碍等等。但回过头来，我们真的对自己最擅长的这些，明白为什么？不是这样。另外一方面是，我听又对疾病本身的认识有多少？我的理解，如果这个人是呼吸功能衰竭，肯定要寻找引起呼吸衰竭的原因。

呼吸衰竭病人好了，他自己好，跟你没关系。我觉得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对他的原发疾病或者叫基础疾病，疏于认识，更多地把精力放在所谓的器官支持的治疗上。而在器官支持治疗中，又只对那些高精尖的技术感兴趣，而对那些最基本的东西，不肯花太多的精力，以为自己都很熟悉。说换句话说，药理方面的知识他不探讨，不单纯是就是一些ABC，如果把高精尖叫XYZ，我们说一些ABC吧，这到底是什么病？为什么是这个病？化验的结果怎么样？用药也是一样，包括我们所有的治疗，比如说呼吸机，呼吸机这样一个方式是怎么回事？你给我把这123说清楚。我们从2007年就开始搞培训，我觉得一个学科想要进步，如果不把基础做好，绝没有可能。坦率的讲，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够的，尽管大家都很努力。学科进步，靠一个两个人是不行的，整体水平提高才行。

就说继续教育吧，我们从2007年开始做，实际上就是一些基础知识和理论。第一，教材是跟西方接轨的。第二，不是办大班，就30个人，师生比是1:6。一个教师对六个学员，但每个学员对五个教师，他在某个教师跟前转一次半个小时，到这儿讨论这个问题，到那儿也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教师同一个东西要说五遍，是这样的一个强度，两天周末两个下午是一直从头说到尾说，我们只给教师一千多块钱。现在也只能给到2000多块钱。我们这样一个团队，绝大多数的老师并不是想要赚钱，但他们很有热情去做这件事情，这让我看到的是什么？我跟进修医生来讲，我最想看到的是我教给你们的东西，回到你们单位能够用到你的病人的诊断和治疗当中去。至于你们是不是文章，是不是成为主任，这都在次要的。我经常会发火，经常骂人，他们有的人会被我骂哭，但我相信大多数医生对我还算有感情，因为他知道不是因为刻意对他，而是因为这些事儿。我最恼火的就是我好不容易教给你这些东西，结果发现一部分是做的无用功。讲课的时候他很愿意听，结果做到临床上又有问题，这才使我恼火。

不瞒您说，学会的工作，从某种角度来说，我并更爱做一些具体的事儿。比如说我刚才给您微信上发了一个公众号，原先是病生学会的危重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官方公众号。最近国家整顿公共号，所有这些民间组织大概只能允许保留三个。病生学会这样一级学会只能保留三个，这么大一个学会，底下有很多分会，他不可能把公众号分给每一个分会，后来就收回了。您现在看到的就不再是是病生学会的，都是我们ICU的内容。365天每天更新，节假日是不更新，但节假日内容都留着，等到星期一连续更新两篇，所以平均每天一篇。记不得多少年，十年应该有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途径，能够帮到我们的大夫。这个没人给钱，我们推出一百堂公开课，请的老师们纯粹的业余时间帮忙，不收任何钱的。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件事，我觉得挺开心。坦率讲，我喜欢做这些具体事儿，不觉得我适合站在主席台上。

我现在最想要的，是一年有两三个月到某一家医院ICU呆一呆。别的医院的医生们，他收获最大的不一定是听你讲课，可能是你手把手的去说这个病人，告知我会怎么治，为什么这么治？到现场之后天天跟他们滚在一起，我喜欢。我承认现在没有可能找这个机会，作为科主任，给你放到别的地儿几个月不回来，是痴心妄想。说实话：我很乐意做些具体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