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贸易危机应加快政治改革

经济自由主义主导的国际经济次序受到空前的挑战，挑战者就是国家资本主义，一国政府的以强势的市场开放要挟，要求贸易国进行贸易的同时单方面开放技术修订交易规则控制金融汇率，导致贸易不平衡。当贸易不平衡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时，战争就是最优选项。

经济自由主义本是比较容易交道的贸易制度，并不注重土地的吞并和财富的直接掠夺，而是致力于为出口商品开辟受保护的贸易市场。美国发动的几场中东战争，美国并没有吞并土地也没有掠夺石油资源，而只是维护美元与石油挂钩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美国对大国的单边贸易制裁，也只是要求大国在对等公平的规则下参与国际贸易，虽然特朗普对大国向贸易国做出的不雅举止不满，但还是克制的，没有公然指责大国的其它国内问题，印证了美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实质。

片面理解美国的霸权主义是有害的，学习美国的霸权主义更是有害的，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形成实际和经济自由主义盛行相关的，二战结束，美国并没有马上形成霸权，而是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推动下，在与共产国家的竞争中约定俗成变为盟主关系，靠经济实力输出和贸易制度的维护赢得领导地位。美国也是多次进行了政治改革的。美国在战后经历了5次经济衰退，但每次衰退，美国政府主动改革，比如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解除了罗斯福以来实行凯恩斯主义，从干预性膨胀政策向自由放任性紧缩政策转变。美国本身并不在乎中国的政治是否民主，特朗普上台后，连人权两个字都懒得提及，可见，美国人并不惦记你的政权，甚至容忍中国腐化官员在美国设置资产，特兰普在意的是中国市场是否开放，贸易能否自由进行。

而大国却要从经济自由主义回到马克思主义，单方面去改变国际经济贸易次序和制度，抱残守缺和颠覆意识非常浓厚，自然引起经济自由主义国家的不安，大国没有为先进的国际贸易制度的提出和制订做出建设性建议，反而国际贸易中约定俗成的规则一再被忽视和利用。纵观大国种种违反经济自由主义的行为和后果，与美国相比，大国的政治改革更为迫切和必须。

大国的远见性和创造性都是不足的，一直追随美国试用各种经济偏方，一带一路也是美国过去的“援建”换购本国官僚资本产品的老路，不同的是大国不带条件的不带节制性地玩，“败家”意味甚浓。大国跟随美国的经济制度走到现在和美国的矛盾却日益突出，主要问题还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大国所走的经济制度是以社会民主自由为根基设计的，在没有大牌资本主义让渡经济结构下，获取财富的途径必然是走资源掠夺性小道，对土地金钱充满兴趣，对和平持排斥态度，崇尚军事，唯恐天下不乱。从此次美国出尔反尔进行301法案的贸易制裁，可以看出美国对大国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已经是提起了不大不小的戒备心，扼制大国掠夺性成为美国的主要任务。

需要留意的是，民主化本来是大国经济发展的本身优化的选项，民主化必然带来经济自由化，经济自由化又是民主化的催化剂，他们是互为因果的，并不是说民主和经济自由主义互为倒逼，没有谁逼谁。美国要求中国经济自由化和市场的开放，在对等的和公平的规则下参与国际贸易，都是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内在的要求。其实，大国无论走老路还是走邪路，都面临着政治改革二难选择，前前后后躲避政治改革40年，损害最大的还是这个组织和大国的人民。这个组织本是大国最优秀的一个组织，没有更优秀的，因为没有正确的可持续的党纲和制度，已经沦为贪腐的集体没有羞耻的提款平台，大国的人民也因为社会福利的不足，布满了有碍进步创新的怨气和戾气。大国与国际社会的矛盾日益加剧，有时为了平衡国际关系，又不得不委曲求全，损失国家利益。

大国面临的政治制度的改革在历史上从来都是相似的，而美国经济自由主义的内心也从来没有改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