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史评:过河卒子 忠而获咎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胡适不足26周岁,全国“暴得大名”,盛名之下,其实可副,其实亦累。他曾以“暴得大名,不祥”一语自警、自省,仍躲不过各种势力怀着各种目的,将他作为一个标靶、箭垛,进行滔滔不绝的攻击。其情其景,正所谓:“誉满天下,谤亦随之。”
过河卒子 忠而获咎
蒋介石一笔抹杀,“使美四年,对于国家与战事毫无贡献。”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既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升级,又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起点。8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国防参议会最高会议,为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援助,压制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决定派胡适出使美国。
《纽约时报》曾载文欢迎:“凡是知道胡适的美国人,都会因为胡适的新使命而欢呼。”日本媒体也非常关注,东京的《日本评论》曾献策:“日本需要派三个人一同使美,才可抵抗胡适。那三个人是鹤见祜辅、石井菊次郎、松岗洋右。鹤见是文学的,石井是经济的,松岗则是雄辩的。”
二战初期,美国反战情绪高涨,孤立主义盛行。1938年12月,陈光甫、胡适想方设法绕过美国中立法案,为中国争取到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1940年3月,陈光甫、胡适又为中国争取到2000万美元的滇锡贷款。两笔巨额贷款,鼓舞了中国军民士气,提升了中国国际信用。
胡适受命于国难、败军之际,又是“半路出家”干外交,凭借坦诚、学识、人脉,在美国学界、政界、舆论界声望甚隆。最深的人脉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同窗──罗斯福总统。为促成桐油贷款、滇锡贷款,胡适多次游说罗斯福。1939年9月8日日记就记载,会见罗斯福时“请美国再打一强心针,作二次之借款”。
胡适与罗斯福总统。图片来源:网络。罗斯福对胡适的印象极好,说:“胡大使名遍世界,今出任大使,必能更进一步促进中美之谅解。”王世杰也说,他亲见罗斯福给蒋介石的信上写有“于适之信赖备至”的赞语。
1941年12月7日,罗斯福直接打电话给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次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全面抗战4年多,一直苦撑待变,也不单独宣战,如今终于松口气。12月9日,国民政府跟随美国正式对日宣战。
胡适日夜奔波,为国尽忠。他告诉夫人江冬秀:“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也谢绝英、美大学的高薪聘请。
胡适在送“抗日战友”陈光甫的照片上以《自提小照》诗明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但他抗战时的言行,当年即受不少指责。概括有三:
其一,“汉奸”说,幻想对日求和。
“七·七”事变之后,国民党高层、学者有主战、主和两派。汪精卫、周佛海、顾祝同、胡适、陶希圣等属于主和派,即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胡适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1937年8月5日,他通过陈布雷向蒋介石上条陈,有条件地放弃“力所不及之失地”(即东三省),承认“伪满洲国”,从而“根本调整中日关系,消除两个民族间敌对仇视的心理”。8月6日,胡适再向蒋介石递交书面建议,强调与日本“有和平希望”。
8月7日,蒋介石在国防会议上,以“某学者”为名介绍胡适的主张,清醒判断“日本是没有信义的”。参谋总长程潜直斥为“汉奸”。会议以全体起立形式决定抗战,否决胡适等人的“主和”意见。
国力悬殊,主和派认为“战必大败”,主战派也对前景悲观。胡适在1937年7月31日的日记中记载,当日蒋介石夫妇约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吃饭,“蒋宣言决定作战,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
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中国政府意志坚定,士兵英勇顽强,民众同仇敌忾,“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粉碎日本“一个月内,解决中国事变”的阴谋。
胡适深受鼓舞,对抗战结局不再悲观,倾向“主战”。9月8日,他对汪精卫表明,“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近代以降,日本对华狼子野心。甲午海战大胜后,更是贪得无厌,咄咄逼人。胡适幻想与日本求和,无异缘木求鱼,但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后期叛国罪行完全是两码事。陈布雷向蒋介石转交胡适、陶希圣“主和”之见时,附信明确反对,同时中肯评价是“忠诚迫切”。胡适使美之后,更以“过河卒子”自许自励,“低调同志”转变为“抗日斗士”。
(本文为《“一个处女怎好和一群强盗打交道”──胡适史评三部曲之非议篇》第1节,《“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胡适史评三部曲之文化篇》、《“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胡适史评三部曲之政治篇》已在本栏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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