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尔古纳河右岸】书评：请将岁月年华藏在风里！

风葬。从哪里来便要回哪里去。生命回归最原始的静默，与初始的啼哭相悖。鸟语盈耳，微风拂面，躯体轻如羽翼，肉为飞禽而食，骨为风月而蚀，似化为春泥而更护花。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故事、神话很多，人物也很多，经历七八十年的历程，跨越了世纪，有过几代人的繁衍生息，支脉不是很复杂，每个人的名字都和风啊、火啊，山啊、水啊相关联，加之少数民族，名字长，看着看着，有点想不起经纬和辈分了。

不过不影响你看，你怎么看都有一个完整的故事；你怎么看都是一篇令人向往的神话；你怎么看都有前仆后继充满血性、透漏个性的人物。读书的时候能够读进去，和作者一起共鸣。恨最终要化解，爱要永恒。

深入大兴安岭由伊图里河开始，我在莫尔道嘎见识了激流河的纯净；在室韦与额尔古纳河（名副其实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在拉布大林（额尔古纳市）陷入环抱整个城市的湿地之中；在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躲避于街道上慵懒散步的猎犬······我确信我这次行程走过了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描述的大部分地区，我甚至相信我在满归大街上遇到的那些人其中就有达玛拉和林克的后代。 

迟子建用细腻的笔触展开了一部鄂温克百年生活变迁画卷，那是一个真正与森林和驯鹿融为一体的民族。当我在根河听到当地汉人仍然把不愿退出自己的领地而被迫生活在奥鲁古雅民族乡的鄂温克人称作“野人”的时候，我感受到的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和耻辱。

到底是谁破坏了鄂温克宁静的生活？不是野兽、不是土匪、也不是日本侵略者······当森林开始成为重要的建设物资，瓦罗加说：“他们不只是把树伐了往外运，他们天天还烧活着的树，这林子早晚有一天要被他们砍光、烧光，到时，我们和驯鹿怎么活呢？”没有一个鄂温克人愿意走出那片林海，他们是这个世间最纯净的民族。曾经有一位汉族乡长动员他们下山，并游说他们驯鹿离开你们在山里一样能活下去，山下可以养猪养牛······鄂温克人这样回答那位乡长：“我们的驯鹿，他们夏天走路时踩着露珠儿，吃东西时身边有花朵和蝴蝶伴着，喝水时能看见水里的游鱼；冬天呢，它们扒开积雪吃苔藓的时候，还能看到埋藏在雪下的红豆，听到小鸟的叫声。猪和牛怎么能跟驯鹿比呢？”也许这就是人类最原始的认知自然的方式，而如今我们听到这样的话语时，却像是触摸到一块冰冷的化石。 

《额尔古纳河右岸》通篇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宗教色彩，做为“萨满”的妮浩每每用自己的神力救活一个人的同时，她自己的亲生骨肉便会在另一场灾难中死去。妮浩在面对生死或者选择生死的时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困惑，与其说妮浩的抉择来自于母性的伟大不如说是冥冥之中自有神灵让妮浩做出只有鄂温克人才能理解的巨大牺牲。小说中，妮浩不仅挽救了亲人的性命，也让“马粪包”这样的“坏人”乃至“部落敌人”的生命得以延续。当妮浩个人的生死观超越了世俗的界限，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鄂温克民族千百年来与森林共进退、与驯鹿共存亡的生存态度和生命价值了。小说中的种种神秘意象和暗示其实也照应了所谓文明社会的道德认知，那是人类社会需要具有的共同的底线。

我去大兴安岭的时候，真正的原始森林离我的脚步仍然很远，据说仅存的几片已被保护起来，但在林区的砂石路上，我还是能看到运载着直径可疑的新鲜木材的卡车在林区深处出没。《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如果你70年前来到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森林，一定会常常与树间悬挂着的两样东西相遇：风藏的棺木和储藏物品的“靠老宝”······当然，这两样东西我都无缘遇上，不知额尔古纳河左岸的森林是否还会保存这样的风景，那边也曾是鄂温克人的故乡······ 

我满足于我如今所拥有的，我也羡慕自己无限向往却无法得到的。我知道，时间在考验我，也正是这样，我继续存在才有了意义。这不是借口，是种信念，一种坚持一直在路上的信念。若问我为什么，我也是不清楚的，应该什么都不为，或许答案就在路上，不必强于思考，一切自在我心。

我承认我写不出迟子建那样纯粹的朴实无华的文字，她是作家，我是个自由言论者。前者高尚而感染世人，后者只是自言自语而无伟大情操，这并没让我觉得自卑。每个人活着的方式不同，重如泰山固然伟大，但轻如鸿毛也是对生命完整的诠释。一切不求甚解。写此文的初衷是早就有的，但感情的基调是《额尔古纳河右岸》赐予我的。我为此思考了整整一天。写文字的时候我喜静，这是个让我享受的过程，最好是在黑夜里，在他人的睡梦中独醒。

迟子建让我成长，这是毋庸置疑的。她的故事让我爱上夜空，爱上夜空里的星星、弯月、银河以及月光下的鸟鸣、山涧、丛林以及呼啸的风声。她的文字让我顿悟，这无法明了也说不清楚，我有感知。我很庆幸能够遇见她，我相信这是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