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秦之变为何是中国的生存逻辑转折点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王贲率军攻打齐国,齐王建不战而降,标志着秦国一统天下,从此中国社会由分封制转向了君主集权制,史称“周秦之变”。
史学家张宏杰称“周秦之变”为“中国的生存逻辑转折点”,秦制的精华与糟粕深深烙印在后世每个人心中。
商鞅塑像百代皆行秦政治,万年咸用始皇心,可秦帝国从建立到灭亡,只有短短十四年,如何能对中华民族有如此大的影响呢?
话说赵、魏、韩三家分晋标志着彬彬有礼的春秋时代结束,弱肉强食的战国拉开序幕,无力的周天子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存在。
战国之前农业工具大部分还是木石结构,所以粮食产量不高,人口稀少,城池稀疏。比如宋国和郑国之间有空地六邑,相当于今天三个县的面积,整整600年一直没人要。
但是到了战国,铁器普及,粮食产量翻了数倍,人口爆炸式增长,荒野开辟,各国的疆界开始连接,国土的争夺越来越激烈。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虎狼之师
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讲礼法没有用,只能比拳头!变法图强成了各个诸侯国的主旋律。
魏国的李悝变法最早(公元前445年),其次是楚国的吴起变法(公元前386年),随后齐国邹忌(公元前357年)、秦国商鞅(公元356年)和韩国申不害(公元前355年)相继发动改革。
李悝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赏必行,罚必当”。他将无功而食禄者称为“淫民”,要“夺淫民之禄以来四方之士”。
李悝的举措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当兵的老传统,使底层老百姓也能参军入伍、拜将封侯。
他颁布了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成为六十年后商鞅变法的蓝本。
在魏国,国君魏文侯、宰相李悝、大将军吴起上下一心,共同打造了一只特种部队——魏武卒,成员要求:
“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李悝塑像
魏武卒都是精挑细选的精兵强将,战斗力极强。吴起带领魏武卒南征北战,创下“七十二战,全胜六十四,其余均解(不分胜负)”的战绩。
公元389年,秦惠公欲夺回河西失地,发兵五十万伐魏,史称“阴晋之战”。结果被五万魏武卒猛揍了一顿,魏国占领泾河以东,立为河西郡。
秦国的地盘从洛河退缩到泾河一代,从春秋五霸之一跌落至落魄的关中小国,秦人自称“百年国恨”。
魏国占领大片秦国土地看到了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后实力大增、华丽逆袭,秦孝公也急切变法。此时正巧商鞅来到了栎阳(当时秦国的都城),开始创业之旅。
商鞅带着李悝的《法经》上任左庶长,俨然是一个加强版的李悝,他的政令分三步。
秦孝公回见商鞅
第一步弱民:
“有道者治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他解散宗族,彻底粉了地方势力的生存基础。严厉打击“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鼓励亲人相互告发。把宗族变成一个个孤零零、无依无靠的个体。
第二步,给这些无依无靠的人指两条路,要么种田,要么打仗,颁布二十等军功制:“杀敌一人者,获爵位一级、田宅一处和仆人数个”。
最后,严刑峻法,告别“礼乐治天下”。一切政令的实施全凭“奖罚”,有功之人,可从一介布衣升至三公之列。
经过这一番变法,每个人不必服从父母,只需服从君王,把天下所有人打造成君王的附庸。泯灭个人意志,不允许独立人格存在。国家政令,百姓只能服从,没有批评的资格,没有夸奖的权利,正如黑格尔所说:
“中国人除了皇帝都是奴隶,没有自由人”。
商君书
有了李悝、吴起、邹忌、商鞅和申不害的大力推广,人们变得更加功利。
春秋时期的战争带有礼仪性,颇有欧洲中世纪骑士的风采,比如在泓水之战中的宋襄公主张:
“不擒二毛,不重伤,不击半渡,不逐北,不鼓不成列”。
而商鞅攻打魏国时,却是诱骗敌将公子昂赴宴和谈,在会谈中趁机擒获,从而大破魏军。
人们愈加信奉“成王败寇”、”“兵者诡道”、“兵不厌诈”的信条。在战场上,绝无信义和仁义可言。
战争规模和惨烈程度开始迅速升级,春秋时代的战争规模通常很小,“未有杀人累万者”,很少有超过三天的大战。而在战国时代,战争旷日持久且十分惨烈,为了胜利,不惜以屠杀来消灭敌国有生力量。
公元前293年(秦昭王十四年),秦军在伊阙龙门(今日河南洛阳)全歼韩魏联军24万人,史称“伊阙之战”。
公元前279年(秦昭王二十六年),秦军深入楚国腹地,攻陷鄢(今湖北宜城)、郢(今湖北江陵),溺死10万楚军,史称“鄢郢之战”。
公元前273年(秦昭王三十四年),秦军在华阳(今河南新郑北)共斩杀魏赵联军15万 ,史称“华阳之战”。
公元前260年(秦昭王四十七年),秦军于长平(今日山西高平市)之战大败赵军,全歼45万,邯郸都城内的满目缟素,史称“长平之战”。
惨烈的长平之战
一场场战役杀敌人数之多,即使放置在世界古代史中也十分罕见。从此,关外六国再也无力对抗秦国的统一之路。
商鞅助秦完成了大业,同时也为天下人铸造了一个“帝王梦”,既然爵位可以自己挣,既然任何人都能称王称侯,何不富贵险中求,赌一把呢!
即便今日很多人仍会幻想穿越到古代当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帝王的诱惑从古至今从未衰减。
陈胜大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周文带兵冲进函谷关打到了骊山脚下,刘邦见到秦始皇的仪仗队,不禁感慨“大丈夫当如是也”。
公元前206年,汉中的刘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奇袭关中,变成了秦国的翻版,灭魏、赵、齐、西楚,沿着嬴政一统六国的路走了一遍。
一个秦帝国倒下了,无数个“秦始皇”站了起来。没有贵族的约束,没有地方宗族势力的掣肘,商鞅的变革让君王拥有了无限的权力。
到了汉武帝,严刑峻法,盐铁专营,北击匈奴,南服夷越,大肆修建宫殿,活脱脱的又是一位秦始皇。
自此两千年,司马家、赵家、杨家、李家、朱家、爱新觉罗,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古代农民起义与改朝换代之频繁,世界之罕见。
汉武帝刘彻塑像
既然法家思想能让秦国战无不胜、一统天下,那么后世君王岂能弃之如敝履。秦朝灭亡后,商鞅和嬴政成了自私、刻薄、残暴的代名词,没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兜售法家思想,但是董仲舒有办法。
董仲舒表面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设五经博士。但背地里却掺入韩非的主张“民之从主,如草木之应四时”,意思是皇帝永远正确、臣民绝对服从,这与孟子的“民贵君轻”、孔子的“君君臣臣”大相径庭。
法家思想披上儒家外衣,借尸还魂,大行其道,直至明清两朝发扬光大。
秦国通过二十等军功制笼络了所有将士,明清两朝又凭借科举制控制了所有文人。天下仅此两条路,一文一武,使得天下英才尽入帝王彀中。
随着琅琊王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的没落,中国再无贵族。皇帝一句话便可以使子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可以使人“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后世人无数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皆由此而生。
商鞅变法引起的周秦之变,作为历史上最剧烈的一次变革,在两千年前影响了中国的走向。宋代改革派王安石赞之、保守派司马光贬之,至今仍然难说对错,只能任由后世评说。
参考文献:
《商君书》 战国 商鞅 北京联合出版社 2017年
《战国策》 汉 刘向 中华书局 2012年
《简读中国史》张宏杰 岳麓书社 2019年
《秦崩:从秦始皇到刘邦》 李开元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