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 荷戟彷徨——重读《祝福》

高中学习《祝福》，主要从小说三要素，即人物、环境和情节，来梳理祥林嫂的遭遇、分析其悲剧命运的社会根源：鲁四老爷所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对祥林嫂的压迫与摧残。进而得出小说的主题：批判封建思想的黑暗腐朽，揭露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表达对受压迫人民的同情。其间，详细分析了几次环境描写的作用，比较了祥林嫂两次来到鲁镇外貌描写的异同，赞叹了“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不失为神来之笔，等等。但，也多是就一般意义上小说的写法而谈，分析较程式化，显得“放之四海而皆准”，或者只是为已经规定了的主题服务，有故意贴近之嫌。

大概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已有了“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样历史的定性，那这个时期的“政治正确”的文学作品，也必然是要表达反封建、反传统的主题了。陈丹青认为今天的青年不愿谈论鲁迅，是因为看待的方式已被规定，“鲁迅先生的文章与思想，已经被长期困在一种诠释模式里，后来研究鲁迅的人‘斤斤计较’，一天到晚根据鲁迅的著作‘核对’鲁迅的思想。”[①]他认为“核对”二字实为中肯，中学生对此或更有体会。高中语文教育严重滞后于研究界，对于主题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写下“揭露封建礼教吃人本质”之类的答案，大抵不差。不说同一时期的作家具有独特性，同一诉求下也有着风格与思想的差异，单说同一作家在不同的时期，也有思想上的变化，用作品“核对”某种既定的思想，显然是单调狭隘且说不过去的。

大学不修文学，不研文论，我便也不谙关于鲁迅的前沿研究成果。大一暑假，听了场赵晓力老师的讲座。老师从法律研究者的角度细究文本，由各种时间线索推测出祥林嫂是童养媳；并由婆婆出卖寡媳、大伯收屋赶人，反问我们，鲁迅真的是旨在批判封建礼教吗？前面还只是信息的补充，这一问，就是对我以往所学的颠覆了。

细想导致祥林嫂悲剧的原因，有丧夫、丧子之痛，但这不是直接的人为原因，是偶然性灾祸，不归咎于封建礼教。[②]人祸当中，首先是原先婆家将她卖给贺老六，使她不符合封建礼教中寡妇守节的规定，烈女也做不得，受到鲁镇人的鄙夷；其次是儿子死后，大伯来收屋，将她赶走，无家可归，来到鲁镇打工，备受精神打击。照正统的重视节烈的封建礼教，祥林嫂是不该被婆婆强卖的，中国最末的封建王朝——清朝，最重要的法典《大清律例》中也规定：“其夫丧，服满，（妻妾）果愿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强嫁之者，杖八十；期亲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妇人及娶者俱不坐。”[③]孀居妇女自愿守志，母家夫家抢夺强嫁，是要受到重罚的。所以，即使是在封建社会的礼教内，祥林嫂不嫁的权利是受保护的——虽然目的是为了提倡妇女守节。再者，孀妇虽然没有完整的财产继承权，但若不改嫁，她可以共享或管理夫家的财产。《大清律例》中，“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④]无子寡妇应该立嗣，并且有一定的选择权，以继承夫家的财产。如果是无子无财，愿意守节，依封建礼教，也应该由宗族赡养终老。鲁迅的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的堂兄拼命想要将儿子过继给他，是为了获得他的房屋。皆是为财的小人嘴脸，但魏连殳的堂兄还算遵循了封建宗法礼教，而祥林嫂的大伯是连形式也没有要了。

依循礼教或法典，祥林嫂都不该受这样的人祸，但“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⑤]。在偏僻的农村社会，更是有旧式的习惯与结构代替了道德。周作人回忆道，“中国过去礼教上强调贞洁，但社会上一般人家寡妇再嫁也是常有的事。”[⑥]“除了礼教代表的士大夫家以外，寡妇并不禁止再嫁，问题是没有她的自由意志，必须由家族决定，换句话说即是怎么出卖，卖多少钱，这样办好的再嫁是不触犯礼法的。”[⑦]这个“礼法”，不同于士大夫推崇的“封建礼教”。至于大伯来收屋，是“因为收屋比争取财礼更好，利之中取大”。[⑧]他认为， “祥林嫂的悲剧是女人的再嫁问题，但其精神失常的原因乃在于阿毛的被狼所吃，也既是失去了儿子的悲哀。”[⑨]在沉重的悲哀中，给以礼教上的打击的鲁四老爷，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时，最明显的原因，不一定是最致命的原因。我们看到的祥林嫂一生的悲剧，有封建礼教的参与，但不是始终由它直接摧残致死的。不可忽视，中国的乡土社会习俗与传统的士大夫之道是并行的两套伦理体系，中国传统的乡村土俗世界的伦理道德与传统士人所推崇的社会上层文化理念，不是一样的内容与体系，乡村自有乡村的道德。祥林嫂的悲剧恰在于她被视为物品而被乡村土俗世界所利用，这是无可逃避的现实，精神上又被中国传统的礼教思想和迷信的宗教不净观所鞭笞。上层文化伦理体系在乡村发生流变，拥有乡村命运的祥林嫂，来到鲁镇，来到士人礼教代表和迷信并存的鲁四老爷家，在宗教、乡村世俗、封建礼教的夹击中求生，这是命运对她的戏弄，是导致她悲剧的必然冲突。在山村，她无法生存，来到鲁镇，她得到生活资料，却毫无精神上的立锥之地，不堪重荷。那些苟且生存与乡村土俗世界，却又在文化上对他人进行道德上的谴责，凸显自身的优越性，或者赏玩别人的痛苦的“看客”，也是悲剧的制造者。他们带有封建礼教所指示的成分，但更多的是交织环境下所产生的劣根性。

《祝福》不是单纯地批判封建礼教的流弊，而是审视封建礼教与迷信的同时也审视着对封建礼教与迷信的批判。众所周知，小说中的“我”不是作者本人，但高中学习时，我还是把“我”之所想当成是作者所想了，老师还分析了“我”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次重读《祝福》，才发现，“我”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参与者，更是被作者纳入观察范围的形象，这其中，也包含着鲁迅对自我的拷问。

开篇，“我”作为一名新式知识分子回到鲁镇，三天之后便决定要走了，这既是由于与鲁四老爷话不投机，也因为“遇见祥林嫂的事，更使我安不住”。我说不清人死后有无魂灵、有无地域、死掉的家人能否在地域见面。其实这一切对“我”而言无所谓，“我”支支吾吾说不清，是因为“我”害怕担负我的回答所造成的后果，即使是良心上的负罪感。“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烦恼，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支吾踟蹰，以至匆匆逃走，“心里很不安逸”，都是源于“我”怕答话于她有危险，所以不敢下定论，以免不符合她希冀的回答陨灭了她最后稀薄的生命。孔庆东说这里表现出鲁迅特有的“迷信可存”的思想。[⑩]叙述者不封建不迷信，但又深深明白封建迷信在民间所具有的顽强根基是不可能被一举拔除的，而且，“我”甚至犹疑有没有拔除的必要，一旦完全扫清，会带来科学的解放，还是带来更深重的苦痛？怎样才能使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叙述者对此是无法断定的。夏志清说，“叙述者对封建信仰对人们的安慰作用也抱有尊重的态度，所以才感到不知如何回答祥林嫂绝望的问题。”[11]我认为不错，叙述者全然明白乡村的文化伦理与他所接受的新伦理秩序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不可弥合的差别。正是在这不可调和的矛盾中，叙述者显得无措与迷茫。他无法改变鲁镇的文化环境，也就无法从精神上拯救祥林嫂。无法认同乡村旧有秩序的旧观念却又根本无法以新观念进行“反抗”，所以想要逃避。国家玮进一步指出，“‘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在回答祥林嫂关于灵魂有无的提问时最终站在了她的立场而不是代表了‘进步’或‘启蒙’精神的‘我’的立场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对启蒙或进步立场在潜意识中的不自信。”[12]也许旧有的某些因素，具有安慰剂效应。在怎样才能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新秩序上，叙述者没有找到坚定的路径。赵晓力也提到，“小说中的‘我’，一个‘新党’，也并没有做好重建新的伦理的准备。”[13]

对“我”的观察，带有作者审视自身的意图。鲁迅本身是一个在绝望中抗战、在空虚中肉搏的人，他接受过比较直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也受到繁多的西方思想的影响，博采众长，独立思考，不懈尝试，反而更加矛盾困扰。鲁迅不是什么主义者，他是在实践中检验理论，又往往到达绝望的地步。正如汪晖所言，“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14]也造成了《祝福》中我们所看到的深层次的思想漩涡，“故事的内容和明确的批判指向与故事的叙事形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悖论关系：叙述者的态度自身遭到怀疑，而故事的反封建内容恰恰又是由叙述者来叙述的。”[15]《祝福》文本就是作者思想矛盾的显露。

《祝福》写于1924年，此时鲁迅的心境正是彷徨于无地。用《彷徨·题词》的话来说——“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在《<自选集>自序》中也讲到：“心境是凄凉的，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16]这自然与当时的生活状况有关。1924-1926年，是鲁迅一生中的彷徨期，兄弟失和，团体论战，《新青年》团体也已分化，各有前途各有归所，鲁迅在这种环境下于思想上重新审视自我。钱理群认为鲁迅是“把启蒙的外部危机转化为自身的内部危机。”[17]“把困惑或绝望沉入自己生命的最深处，进行自我拷问。”[18]鲁迅严酷地拷问自我，得不出医治的法子，但他始终没有停止揭露社会的病痛，抱定“为人生”而做小说的主见——“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9]

虽然彷徨，但依然抗战。荷戟彷徨，并没有放下武器，他依然是投枪的战士。只是对投向的靶子，对周围的环境，有了进一步的思考。

[①]陈丹青：《鲁迅先生是怎样一个人》，《同舟共进》，2006年第10期，第14页。

[②]参考杨志：《<祝福>释义：启蒙、宗教与幸福》，《 鲁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11期，79-86页。指出祥林嫂作为女人迫婚、再婚遭歧视，不幸根由是封建政治经济文化，但作为人丧夫丧子，不幸的根由是偶然性灾祸。

[③]《大清律例》卷一〇《户律·婚姻》，四库全书本，第672- 673册。转引自夏爱军，许彩丽：《对<大清律例>中与孀居妇女有关条款的分析》，《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5期，第28页。

[④]《大清律例》卷八《立嫡子违法·条例》，第527页。同上，第32页。

[⑤]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页。

[⑥][⑦][⑧][⑨]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02页、203页、199页。

[⑩]孔庆东：《孔庆东评点鲁迅小说》，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1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4页。

[12]国家玮：《启蒙与自赎——鲁迅<呐喊><彷徨>的思想与艺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页。

[13]赵晓力：《祥林嫂的问题——答曾亦曾夫子》，初稿发表于吴飞编：《神圣的家：在中西文明的比较视野下》，宗教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173-180页。

[14][15]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呐喊><彷徨>研究》，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4页、283页。

[16]鲁迅：《鲁迅杂文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594页。

[17][18]钱理群：《和钱理群一起阅读鲁迅》，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页。

[19]鲁迅：《鲁迅杂文全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6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