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立诚 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解放思想实录》 读书笔记3│1

    -3-  1997年冲破姓“公”姓“私”

1.四份“万言书”

第一份“万言书”：把“社”与“资”变成“公”与“私”

1995年春天，一篇文章《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借助昔日“小道消息”亦或“手抄本”的流传渠道广泛散布于京城，又由京城传递出去。此文的主旨是想全面地证明，改革开放正在中国造就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且正在同共产党内部的坏蛋沆瀣一气，对国家的安全产生着严重的威胁。此种威胁自1992年以后与日俱增，变本加厉，已全面占据了上风。

此文题目之选择，行文之风格，在许多人看来，有着“上书”党中央以影响决策的明显动机，所以人们私下将它看做一份“左派纲领”，甚至看作是一份声讨中国改革开放之“檄文”。其行文策略：以偏概全，以一当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夸大“局势”的危险性，从而显示出自己的重要性。

这份“万言书”在京城引起了恐慌，一些私营老板转移财产，甚至捐款而走。

“公”与“私”成了束缚改革进程的一条新的精神枷锁，也成为一场新的争论的重大缘由。

第二份“万言书”：以“反和平演变”为纲

题目是：《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大约出现在1995年夏秋之间，仍未具名，但由题目的选择以及行文风格来看，其作者和第一份“万言书”的作者是同一些人。同第一份一样，不仅先期在海外报刊公开发表，而且在国内广泛流传。其主旨与第一份“万言书”一样，仍在于论证我国的安全已经面临严重威胁。但这一次，作者所关注的焦点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的国际形势。这是与第一份的不同之处。作者对邓小平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也开始说些好话，不像第一份那样根本不提。作者分析当时我国面临着国际国内的四大威胁，其全部评论的焦点也是两句话：一句是，“和平演变”是最严重的威胁，一句是，“党内资产阶级化的利益集团联盟”是最大隐患。按照这样的逻辑来考虑中国的事情，就不仅给改革套上了一条新的思想枷锁的问题，还要完全地取消改革，回到“阶级斗争”的年代去。这是第二份“万言书”较之第一份“万言书”更加彻底的地方，他们观点的要害是不承认对传统的体制和观念要进行必要的改革，固守的立场是全面否认改革的必要性。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

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这一系列“万言书”中作者唯一注明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订大纲，10月-12月10日写出初稿，12月21日-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其中主要观点在1996年第4期《当代思潮》杂志公开发表。

“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这份“万言书”思想倾向、观点和行文风格，与前两份“万言书”一脉相承，但又有了一些改变，在文章中注重引用邓小平、江泽民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可见作者已经懂得使用“借钟馗打鬼”的战术。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

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大约完成于1997年1月到2月间。这是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一批人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报刊，每日精心研读，把它们认为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寻章摘句”的成果就是这第四份“万言书”。这种环绕意识形态斗争的尺度寻章摘句、分类合并的方法，令人难免想到那个专门搜集整理走资派“反动言论”以“供批判用”的年代。

在第四份“万言书”的作者看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报刊都不再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了，甚至还有不少舆论机构已经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把持。但是，在国外新闻媒体上撰写文章的一些人却认为，中国国内的舆论宣传不仅没有“自由化”，而是“向左转”。

伴随着第四份“万言书”的出现，1997年早春发生的另外一件事，就是对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的批判，这一次，批判的矛头不是特区“该不该继续‘特’”这样的问题，而是针对厉有为在中央党校写的文章《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

由1997春季的情势来看，对厉有为的批判只是一系列行动中的一环，在随后的几个月“大批判”似有升级的迹象。这轮“大批判”的特点：

一、选择的批判对象具有相当大的知名度，但全都不牵涉全局。

二、批判火力集中于一些具体事实和论点，不再泛泛而论。

三、不再将争论拘泥于学术或者理论的范围，而是着眼于政治，上纲上线。

四、着力引起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对他们的批判对象的不满。

平心而论，1997年中国思想领域的形势，很有些像1978年。那一次，持有“左”的理论的人，大都不是身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不能体会经济的濒临崩溃，更不会透彻地了解人民公社的破败以及农民的艰辛，只一味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以为只要令中国的现状适应毛泽东的理论，便可以万事大吉。这一次，“万言书”的作者们和一些持有“左”的理论的人，仍然不是身在经济建设的第一线，因此仍然不能体会经济建设中无数的难题，不会了解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正在给人民的财产带来怎样的损失。只一味拿着马克思的“本本”作标准来对改革的实践说长论短。从“主义”出发，或者可能连“主义”的问题还不能准确说明，只能说是从“条条”出发，无时不在告诫别人“应该怎样做”，却不问实际的情形究竟怎样，以及究竟“能够怎样做”。

2.“五·二九”讲话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后来的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讲话全文共2万多字，但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新闻，紧紧摘要其中4000多字。按照已经公开的部分，主要讲了四个问题：

一、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

四、关于党的建设。

其要旨有二：一个是高举邓小平的旗帜；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两个严格来说不是全新的东西，第一个党的十二大已经提出；第二个党的十三大有过详细的阐述。其中所包含的新鲜的含义，在另外的地方。

通过阅读公开的信息，可以发现，讲话中包含了很多明显针对“万言书”的论述。比如，讲话中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一定是针对“万言书”里明显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比如，谈到“学风”问题，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万言书”的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吓唬人的做法。比如，“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显然也是针对“万言书”指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万言书”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讲话中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是从全部论述可知，讲话的主要倾向是在防止“左”。

因之可以说，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音立即就强大起来。

北京理论界认为，“五·二九”讲话为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带来了历史契机。

3.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十五大报告的主旨也就是江泽民在“五·二九”讲话当中阐述的精神。报告说，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尽。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最有新意。

第一，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重申10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

第三，确定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

其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应当说是理论方面最具突破意义的一段。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力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十五大报告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其中所包含的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10个方面：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使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的，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

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摒弃。

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十五大召开期间，零点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3个城市进行了调查，结论是：十五大提出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以及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造的思路，在这3个城市的企业经营者中被广泛的认同。

1997年下半年，关于所有制的新思想新论述一起涌出，成为中国经济理论舞台上的主旋律。从表面上看，这些阐述还不能说是系统的和成熟的，其中也还带有某些仓促上阵的味道。但是，有一个局面已经不能置疑：所有制从此不再是一个理论的禁区。在这里，任何人都可以发表意见，也可以发表任何意见，包括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说过的话和没有说过的话。

思想的解放正在带来理论的解放。

在这里，简要摘录吴敬琏的一些思想。

他说，社会主义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和国家控制下的集体所有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的论断，是由斯大林在20年代末期苏联党内的严酷斗争环境中强行作出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定义带有明显的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烈批评过的“国家迷信”的色彩，但是它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仍被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我国改革开放以前数十年追求“一大二公”的错误方针，显然就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提出的。正因此，邓小平尖锐的指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过去“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吴敬琏列举出了不少事实证明增加国有制的比重，并不能自然地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苏东国家在政权易手时，国有经济的比重都高于我国，如，苏东阵营经济最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11月政权易手，当时只有1.2%的劳动力、2%的注册资本和可以忽略不计的国民生产总值属于私营部门，较不发达的罗马尼亚，在政权易手两年之后的1992年，人均GNP771美元，其中只有25%是私有部门创造的。吴敬琏说：“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的多寡决定的。只要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有效地防止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无论国有经济成分是多是少，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都是有保证的。”他说：“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思想。”

4.总结：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以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三个年份为标志，改革开放的前二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其中冲破“所有制崇拜”包括两大思想成果：其一，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其二，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新理论。

回顾这三次思想解放的历程，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解决那些阻碍改革和发展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其中，防止“左”与反对“左”，是贯彻始终的一条线索。

第二，每一次思想解放，都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摆脱枷锁般的解放感，给九州大地被压抑的生命带来跃动的复苏。

第三，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上台阶”，催动经济发展出现新高潮。

第四，思想解放不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反复。一个高潮过去了，还会出现新的高潮。

对于下一次思想解放的“反复”乃至“高潮”，将在什么时候出现？

作者猜测，可能出现在十五大报告所说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