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家书”看国人的教育观

“家书”二字最早见于《宋书·武帝纪中》：“皇后寝疾之际，汤药不周，手与家书，多所求告。”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题材，在国人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唐代诗人杜甫有诗云“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在那个通讯不发达的年代，薄薄的一封家书背后不仅承载着国人深厚的家学渊源也寄托着沉甸甸的家国情怀，这当然是与中华民族重视教育、家庭、集体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在古代大家族聚居的农业文明社会便有了所谓的“家训”传统，家规和家训共同约束着农业伦理下的个人，以期实现儒家文化所追求的修身、齐家的理想，承担着通俗意义上的大众教育的职责，这或许也是家书产生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背景。近现代出版业发展以来，大量的家训、家书被集结整理成册，类似于《朱子治家格言》《傅雷家书》，《曾国藩家书》等大规模的发行和刊印可以看出社会的需求量也从侧面反映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人文化上的传承关系。

        书香门第，耕读传家可谓是国人千百年来对于完美家庭氛围的向往，重家教、重家风，即从根源上率先塑造和培养家庭成员的品德，这种自我优化内省式的文化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大大降低了社会教育的负担，对比我们当下单元式家庭的教育模式，这种大家庭下的集体规训更能以最低的教育成本完成高效率的人格教育。

      与中国现代教育重视分数、个人能力的知识技能性培养的倾向不同，中国传统家庭教育首先便是重视人格与品德的培养，《论语》有云：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儒家伦理下的教育观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把人放在一个集体的社会关系中去考量，孝悌、谨信、爱众、亲人都是先要学会把自我的部分融汇到社会关系伦理中以塑造一个良好的集体生活的状态，拿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先要学会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