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夜里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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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三里乡的花
从市区出来沿着国道平坦的的沥青路行驶50公里，在一处竖着巨大招商广告牌的路口拐入灰尘扑扑的水泥路，穿过那座破败的桥便进入三里乡。支持乡镇建设的款项这两年终于拨到了三里乡，十多年来都不曾修整的坑坑洼洼的路面，前些日让人开着机器打碎、掀开，露出下面青灰色的混泥土地基，那是属于上个世纪的建筑工事。这项转变如同长着青春痘的小姑娘的面皮某一天突然耷拉下来，变得如迟暮老人一般垂垂老矣。硕大的水泥块堆在邮局旁、超市前、学校门口，近处的菇农拉着小车将这些沉甸甸的废料运到自家地里，等着搭菇棚的时候用来垫架子。
三里乡的人们靠着种植香菇木耳发家，十多年前刚引进香菇种植技术的时候便养出一个跨国公司。乡亲们起早贪黑地料理菇棚里爬满白色菌丝的菌包，盘算着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下掀开薄膜，香菇黑黑的伞盖便像开花一样绽放出好看的白色纹路，这些好看的白色花纹很快就会变成人民币上更耀眼的红色、绿色和棕色，依次躺进外公的口袋里、老师的书桌里、小卖部的抽屉里。如今的菇市虽然过了最鼎盛的时候，乡亲们拼上一年的汗水种菇的收入也远远胜过种十年地。
陈家村是三里乡下辖15个行政村中最无关紧要的一个，位于区域地图的西南边陲，周姓又是陈家村里最不起眼的一个姓氏。外公周少华去世之后，这个坐落在三里乡陈家村山坳坳里的外来族系彻底失去了活力。今天是对门寨子周光显家做菌包的日子，外婆早早地起床喂完鸡鸭，从冰箱里翻出一串冻得邦硬的排骨和腊肠，迈着蹒跚的步子去给周光显媳妇帮忙。
周光显去年因为参与网上诈骗进了牢，家里读高三的女儿和料理家务的媳妇断了收入，还凭空多出来几万块钱的欠债。村里几户沾亲带故的人家一起凑够了孩子读书的钱，并劝周光显的媳妇早做打算。这个名叫乔玲的胖女人挨家挨户地倒苦水，眼泪哗啦啦流了三里地，她顶着肿成轮胎的眼眶回家躺了几天，之后便扛着斧头上山砍树，为来年种菇预备木料。
砍树是一件顶辛苦的事，女人抡着斧头砍小树，男人则扛着油锯放倒大树。常年打拼在外的父亲每年年初都要在家逗留小半个月，仗着满身的力气把山顶刺林和山坳旮旯里最难砍的树先扫荡一遍，卸掉枝丫和树叶，只余直挺挺的树干，堆在石头上，等日后母亲慢慢将它们运回山脚的家里。母亲常常用饮料零食将我骗上山，指挥我将几捆用藤条绑好的半粗的木头运回去。彼时不过八九岁的我在母亲一声声“小男子汉”的夸赞中迷失自我，拖着比自己还重的木头艰难地行走在杂草丛生的林间，肩膀被磨出血来也不肯轻易松手，仿佛那藤条捆着的不是木头，而是我从大山中长出来的尊严。如今我家已经摆脱了靠种菇养家的生活，我也失去了许多轻易做英雄的机会。
做菌包的原始材料是木屑和小麦麸。先用粉碎机将数万斤木头粉碎，小山一般堆在屋前的空地上；再从河里抽水，一遍遍将一人多高的木屑山淋透；之后混入几千斤小麦麸，用搅拌机将两者均匀混合，准备完这些才开始正式装袋、码堆、高温蒸透灭菌。因为小麦麸极易变质，从搅拌这个步骤开始就要抢时间。在以前纯手工作业的年代，做菌包要举全村之力，人力和设备都需要协调，挨家挨户地装完前前后后要折腾一个多月。现在机械化水平提高，从粉碎木屑到装袋码堆，三五个人足够。
我和外婆到的时候，操作搅拌机的师傅已经准备拌料了。棕褐色的木屑堆上铺着一层米黄色的小麦麸，像一只巨大的焦糖布丁。我儿时喜欢爬上布丁的顶端，让自己小小的身体比那些光着膀子的健壮男人高上一截。我光着脚丫在粗糙的小麦麸上划出一道道纹路，三伏天里潮湿的水汽氤氲在眼前。待我追随着这些纵横交错的沟渠在时间的长河里走过一圈，再次正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才发现，那些健壮的肩膀已经让岁月压垮，有的被埋进土里，我再也不需要站在高处来短暂地获得身高上的优越感。
外婆进院子帮乔玲杀鸡，周家几个死了丈夫的女人陆陆续续到了，她们帮不上忙，挤在屋檐下的阴凉处扇风。搅拌机嗡嗡地开始工作，将木屑吞进去再吐出来，师傅翘着腿坐在旁边，偶尔将机器挪动一下。阳光落在空处，土地呈现出一种死气沉沉的苍白色调。
周光显的女儿周琦玉走出来，擦着手上的水问我现在方不方便送她上街买菜。我用外婆那辆二手小电动车载着她驶出寨子，半人高的波斯菊和青蒿横在路中间，锯齿状的叶子扫到皮肤上带着些酸涩的疼。她靠在我背上说了什么，风像刮刀一样将那句话裁成一片一片，传到我耳边时零碎又模糊：“瀛洲，你……你带我走吧。”
一呼一吸间，我的视野变得模糊，那些故去的日子石子儿一般迎头砸过来。
“对不起，”我从伤痕累累的胸腔中艰难地挤出一个词汇，不知所谓地重复一遍又一遍，“对不起，小玉。对不起……”
02 名字的故事
我的母亲名叫周银兰，她下面有一个妹妹叫周金兰。我起初好奇为什么金银的长幼顺序是颠倒的，某年过节，从老太太们的茶话会中我了解到，外公周少华当年一心想要儿子，我母亲降生之后，周少华固执地把算命先生许给老大的“金”字换成了“银”字，他要把最好的留给这个不存在的传家子。外婆怀的第二胎确实是儿子，可她在忙月里跟着男人们挑草垛的时候流产了，第三胎的女儿诞生之后，外婆的身体已经不允许她再怀第四胎了。
我对母亲的记忆是从七岁开始的，这一年她终于肯放弃在广州餐饮店洗盘子那点微薄的收入，回家照顾我的起居。我在奶奶家的角落里看见这个娇俏的女人，她的脸上可能抹了粉，嘴唇红扑扑的，眼珠又黑又亮，身上带着一种与庄稼人截然不同的活力。奶奶将我推到女人面前，说：“这是妈妈。”
我害羞得不敢看她，也不愿意叫人。她把我拢到怀里，拿出山楂条和桔子软糖。没见过世面的我成功被唬住，懵懵懂懂地跟着她来到陈家村，开始了她种菇我读书的生活。多年之后，即便生活的富足让我不再眷念廉价香精的味道，她还是可以轻易用水果糖将我哄住，只是她已经不愿意在我身上废一点功夫了。
我在七岁这年才正式入学读书，因为此前借住的亲戚家都距离幼儿园有一段车程，那个年代的交通工具是奢侈品，他们只能委屈我晚一些从课本里了解人类文明。我所受过的教育仅仅是从草木灰里翻出木炭条，在土黄色的墙上自己出题自己答。
所以，当母亲把崭新的练习本交给我时，我指着姓名栏上复杂的三个字，疑惑地问：“这个人是谁？”
母亲一时间分不清我是真傻还是假傻，拧着眉毛说：“高瀛洲，是你呀。”
我把头摇得像在风中打滚的鸢尾草，“我不叫这个名儿，”说着，我拿笔在姓名栏下面歪歪扭扭地写下“黑毛”两个字，然后仰起头来，邀功似的笑呵呵地说，“这才是我的名字，我叫黑毛儿，要像我这样写才对。”
那一刻，母亲的表情变得很难看，我当时不知道怎样形容那种难看。那个表情囊括了自责、忧虑、愤怒、怜悯、无望这几种复杂的情绪，就像过了水的卫生纸，皱巴巴的抻不平。她严肃地告诫我：“你叫高瀛洲，记住了，以后再有人叫你黑毛儿，你不许答应。”
我不明白母亲为什么要突然给我改名字，但我隐约知道“黑毛”这两个字并不好听，因为亲戚们用这两个字叫我时脸上总是带着轻浮的笑，像在唤一只小狗或者小猫。
我的新名字有些难写，在认真练习了两天之后，我还是只能把它们写成三团形状不同的墨水球。一年级开学做自我介绍，我指着黑板上糊成糯米饼的三个字，信誓旦旦地说：“大家好，我叫高瀛洲，‘瀛洲’是海外仙山的意思。”
教室里发出一阵意味不明的唏嘘声，坐在后排的一个皮肤黑黄、块头很大的女生举手说：“老师，他说谎，他叫黑毛儿，我爷爷告诉我的。”
唏嘘声变成了爆笑。
我的脸不由得红了，对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说谎”是很严重的指控。我羞愧得从粉笔盒里抓起一大把粉笔头，用力朝后排扔过去。学生们发出尖叫，老师冲上来按住我准备继续抓粉笔的手，粉笔灰上下纷飞，教室乱作一团。
七岁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节点，这一年我认识了母亲，她把我的名字还给了我。这一年我也遇到了周琦玉，这个时候的她是一个又黑又胖还喜欢出风头的坏孩子。见她的第一面，我就开始恨她了。
03 误入歧途
我被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单人单桌，和清扫工具做邻居。小学一年级的教室毗邻垃圾堆和厕所，屎尿的骚臭气味和垃圾发酵产生的酸腐味从红砖墙壁渗进来，混合着教室里浓烈的辣条味、脚臭味、体液味，熏得人发昏。我捂着鼻子一扭头，撞上前排一个男生的视线，他也捂着鼻子，正好奇地打量我。
这节课上美术，母亲没有给我准备彩笔，他早就观察到了这一点，指着自己桌面上的彩笔问我：“要用吗？”
我点头，他把彩笔递给我，我们的友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我叫陈燃，”课后，他趴到我桌边说，“今天晚上有一个游戏，你要来和我们一起玩吗？”
“好呀。”我接住了他抛出来的橄榄枝。
陈家村小学建在街道边，住在乡野里的孩子没有条件每天回家，只能住校。晚上吃完饭有一段自由活动的时间，我被陈燃叫过去，和几个年纪稍大的高年级的学生一起讨论“游戏”规则：潜入教室，在不被人发现的情况下拿到指定物品，最先回来的一组获胜。我和陈燃一组，我们的目标是一盒彩笔。
陈燃说：“我白天探查过了，教室第一排坐的那个最瘦最矮的女生，有印象吗？她的桌子里有一盒很新的彩笔，彩笔盒子是蝴蝶结形状的，特别好看。一会儿你在外面放风，我去拿。”
我对不上号，摸着头说：“班级里最瘦最矮的人应该是我呀。”
那时的我刚刚摆脱七年饥寒交迫的日子，严重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又矮又挫，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不见黑板，因为害怕老师向母亲告状，从来不敢开口调座。
陈燃这时像一个大人一样扶着我的肩膀，语重心长地说：“你会长成一个大男子汉的。”
因为这一句话，我感到全身充满了力量。我跟着陈燃进到教室，里面刚刚打扫完成，地面的水渍还没干，椅子扣在桌面上，陈燃弯腰，像一只老鼠一样穿行在桌子腿中间，很快就找到了目标物品。他抱着战利品冲出教室，我跟在他后面，兴奋地去争夺游戏的第一名。
这种“游戏”我们进行了很多次，起初无往不利。东西丢多了以后，老师开始出面干涉：“听说班级里有人偷东西，谁做的自己主动承认，要是让我查出来，后果可是很严重的。”
教室里鸦雀无声。
老师做了一个手刀的动作，说：“这要放在以前，偷东西是要被砍手的，哪只手偷的就砍哪只……”
老师的目光有意无意地飘向我，我不安地看向陈燃，他正低着头抠手。我拍着胸口安慰自己说老师只是吓吓我们，他不知道是谁干的，但我还是忍不住去想斧头落到手腕上的感觉。我会疼得发疯，血像自来水一样滋出来，我也许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即便不死，当别人看见少了一只手的人时就会明白，这个人以前是一个小偷。
在我如坐针毡的时候，班级里我最讨厌的女生又举起了手，指着我说：“老师，是黑毛儿偷的，我看到了。”
班级里所有的目光都转向我，我的脸被刺得滚烫。老师以为人师长者高尚的威严质问我：“高瀛洲，是你吗？”
人在这种情形下是没有勇气撒谎的，我被恐惧压垮，“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我还是被请了家长。
母亲到的时候，我正站在办公室的角落里背书。这节课检查背诵情况，语文老师会在学生背过的课文后面用红色钢笔画小红花，只有我课本上的小红花是我自己用红色彩笔画的。因为我不敢去讲台上找老师背诵，我觉得他讨厌我。
老师将我偷东西的前因后果，连带着我做自我介绍时拿粉笔砸人、伪造小红花的斑斑劣迹一起抖了出来。母亲唯唯诺诺地听着，她来得匆忙，没顾上打扮，凌乱的发丝上沾着木头屑，穿的是父亲带回来的劳保服，和老师身上那件得体的黑色休闲夹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不由得想起几个月前第一次见到的母亲，她那个时候还是周银兰，只是周银兰，不是谁的母亲，也不是谁的妻子，更不是谁的女儿，她是一个靠着自己的双手活得骄傲自在的女人。
母亲依着老师的要求把我带回家停了两周课，教育我以后不准随便拿别人的东西，没有说更重的话，也没有施行任何有震慑力的惩罚。她给我买了彩笔，耐心地告诉我，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就开口，被欺负了就告诉老师，打人是不对的。我囫囵地应着，从这以后我没有再参与过偷盗游戏，也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其实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小孩，只是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怎样做才是对的。
04 一出好戏
“瀛洲，看。”陈燃指着前排小声地说。
我将视线移过去，看见前桌认真听讲的周琦玉。她还是和以前一样又黑又壮，比我大一码的校服穿在身上依然显得局促，裤子结结实实地绑在腿上。现在是夏天，校服的料子很薄，迎着阳光，周琦玉校服下面穿着的儿童内衣一览无余。
陈燃对我做了一个嫌弃的表情，我用鬼脸回应他。
这是我读四年级的回忆，这时候班级里的女生很多已经开始发育了，周琦玉是最早穿儿童内衣的一批人。男生们好像从出生起就知道怎样让女人难堪，并以此为乐。他们时常三五一群围在楼梯口，看见女生走过来就开始起哄，嘴里说着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下流话，戏谑的目光追随着她们的敏感部位，非逼得她们尖叫出声才肯罢休。有些人甚至会动手去扯她们露出来的肩带，或者摸一把她们尚未显现出形状的胸部。
周琦玉是少数几个敢反抗这种暴行的人之一，她的力气特别大，强壮的身体就像一俩小坦克。她可以把伸向自己胸部的手全部钳住，拽山羊一样把他们弄进老师的办公室。她的强大让男生望而生畏，但这种震慑力也催生出更大的征服欲，挑战她成了男生们证明自己魄力的最佳手段——男人尤其喜欢做这种勇敢但无意义的事。
这一年，电视里播了一部国产偶像剧，里面穿着校服的男男女女在楼顶谈情说爱，在操场牵手表白，在雨里拥抱轻吻。女生为爱情哭泣，男生为爱情发疯。总之，我们在还不理解爱情的年纪就已经对爱情的形式了如指掌了。学校里开始有人模仿电视剧的情节互相传情书，男女生关系稍微近一点就会被大家起哄，讨论八卦成了一种风尚。反观处于舆论中心的主角们，他们要么羞怯，要么懊恼，严重的被请了家长，这样的哄闹像苍蝇一样让人生厌。
我对周琦玉的恨意随着时间的积累越来越深，她在我眼里是一个只会和老师告状的狭隘的人，我总想着通过什么手段给她来点教训。偶像剧的套路给我提供了点子，在大家对男女关系避之如蛇蝎的当下，我让陈燃帮我散播一条谣言：高瀛洲喜欢周琦玉。
谣言就像春天的草籽，借着风，一夜之间便能长满整个平原。起初大家半信半疑——高瀛洲是班级里的透明人，周琦玉却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这两个人的组合就像玻璃瓶子扣了金盖子，怎么配合都不合适。他们跑去问陈燃是不是真的，陈燃点点头，还顺便编了两条我喜欢周琦玉的理由。
没过多久，我喜欢周琦玉的消息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实。他们一次次找陈燃打听，做贼一样偷偷摸摸地讨论，然后神秘兮兮地看一眼我，再瞥一眼周琦玉，噗嗤一声笑着跑掉。他们从不找我确认，也不问周琦玉的想法，在这场游戏里，我和周琦玉是最重要也是最不重要的演员。
一周以后，谣言已经演化得很成熟了，有人催促我采取进一步动作。他们的想象力毕竟是有限的，没有情节的持续刺激，这场闹剧就只能止步于此了。
这天晚上，我决定“表白”。我听取陈燃的想法，在晚饭之后的休息时间里，把周琦玉堵在从厕所通往寝室的路上。和我一起行动的还有十几个看热闹的男生，陈燃觉得我需要壮胆，毕竟周琦玉比我壮得多，她一拳头就能把我放倒。
周琦玉被我们围到墙角，她看着眼前一圈黑乎乎的人影，有些不知所措。和她同行的另外两个女生被拉到一边，她们嬉笑着说了什么，然后自动融入看戏者的队伍。
垃圾堆和厕所就在不远处，令人作呕的臭气经过空气的稀释，一阵阵隐隐泛着臊腥气。我看着周琦玉圆滚滚的脸，因为光鲜变暗的原因，她的皮肤不像白天那样又黑又黄，五官的优势显露出来。她的眼睛很亮，是我第一次见到母亲时看到的少女的眼睛，我突然有一瞬间的茫然，我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真正的周琦玉。我身处人群之中，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这里。
看戏的人按捺不住，有人小声催促我：“快表白！快表白！快表白！”
人群跟着起哄，声音越来越大，周琦玉终于听明白了他们的讨论。我看见她的眼里闪过一丝错乱，接着滚出两点泪，她用一种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悲悯的语调说：“高瀛洲，你没有羞耻心吗？”
我惊愕得说不出话来，事实上，在这个属于我的表白的夜晚，我没有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我惊讶于那样的话是从一个和我一般大的孩子的嘴里说出来的，我更惊讶于她叫了我的全名，在此之前，她一直固执地叫我“黑毛儿”。
人群一片寂静，周琦玉从中拨开一条路，擦着眼泪慢慢往宿舍走。站在外围的一个男生没明白发生了什么，走上去准备拦住她，被陈燃阻止了。
这场我自编自导的游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赢家，因为周琦玉哭了，班级里暂时没有人达成这个成就。可是我高兴不起来，因为在那立着丰碑的地方还埋着一根暗刺，可能正如周琦玉所说，我心底那颗名为“羞耻心”的种子发了芽。
05 家门不幸
进入青春期之后，我像喝饱了水的杨树苗一样，一天一个身高。周琦玉也变了样，她的肤色不黑了，脸上冒出两颗青春痘，挺拔的五官带着点英气。她还是有点胖，但不同于小学生肩膀连着脚踝的胖，那是一种散发着女性柔美气韵的丰满。
每年夏天，大人们做菌包，孩子们也要跟着挨家挨户地帮工，我和周琦玉免不了要天天见面。这个时候我的身高已经超过她了，和她挨得近的时候，我的视线总是不自觉地落到她的胸前，然后假装若无其事地移开。我可以很轻易地从她领口窥见成熟女人的风韵，因为我们年纪都还小，这种窥探带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禁忌感，让人心惊胆战却也乐在其中。
晚饭前，母亲打发我上街买西瓜。那时我刚学会骑电动车，她不放心我一个人，让周琦玉跟着我去。我不知道母亲的安排是不是别有用心，我开始反思自己盯着周琦玉的目光是不是太肆无忌惮了。
周琦玉没多说什么，乖巧地坐到电动车后座，两只手牵着我的衣摆。她那天穿着一件浅紫色菱形格短袖，胸像小山一样隆起来，下身是一条略旧的蓝色牛仔短裤，肉态的双腿被裤脚勒出两道浅印。我载着她走在满是鸢尾草和青茼蒿的乡间，风从四面八方吹来，空气中的草木香清新宜人。
我猛吸一口草木香，让胸腔充满力气，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对着天空大喊一声：“周琦玉！”
周琦玉被这声音吓得从座位上蹦起来，电动车扭了几下。她有些恼，愤愤地回应我：“干什么！”
“我们冰释前嫌吧。”我说。
晚间的风开始凉了，蝉鸣也偃旗息鼓，橙红色的霞光暗淡下来。周琦玉像是犹豫了好久，才下定决心开口说：“高瀛洲，你知不知道，你爸妈离婚了。”
我握着车把的手突然松开，车头在石子路上乱晃，电动车像一只发狂的骡子一样，载着我和受惊的周琦玉一头撞进路边的竹林。周琦玉的腿擦伤了一大块，脚被车身砸了一下，沾不了地。她一瘸一拐地从地上爬起来，惊魂未定地看着同样一身是伤的我。
我黑着脸把电动车扶起来，跨上去。电动车右边的反光镜折了，挡风板裂开一条很大的缝隙。我右边肩膀没有知觉，掌着车头的手臂不住地发抖。
“周琦玉，我知道你讨厌我，但你不能咒我。”
说完，我骑着电动车折转回去，留周琦玉一个人在夕阳和晚风里不知所措。
屋外，人们正围着木屑堆装菌包。满身尘土的我一出现，他们的目光就齐刷刷地贴过来，被我一个眼神恶狠狠地瞪了回去。人群里有人骂我小王八羔子，我感到一股血气涌上头顶，骂了一句更脏的话，那人便停了嘴，不可思议地拍了拍自己的耳朵。总之，当我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起来¹。
母亲刚把米饭闷入锅里，见我空着手进了厨房，问：“这么快就回来了，西瓜呢？”
我直截了当地问：“你和我爸离婚了？”
母亲眉头微动，点头说：“离了。”
我没想到她会如此坦诚，但我内心其实很清楚，她是一个有想法就去做的人，从不拧巴，也不自欺欺人。
和许多传统家庭一样，我的父亲常年在外打拼，只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回来一趟，尽一尽父亲和丈夫的责任。母亲在家照顾我的生活，顺便种点香菇补贴家用。两个人分居得久了，在一起难免产生矛盾，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春节，香菇爆棚，母亲在菇棚里上蹿下跳地采摘，忙得脚不沾地，摘下来的香菇摆了满满一个大堂。
新鲜香菇摘下来需要尽快剪掉菇脚上沾的木屑，然后送进炉子里烘干，否则就会烂掉。那天晚上我帮着母亲熬夜剪菇脚，但那些香菇就像吸水之后会膨胀的米线一样，越剪越多，无穷无尽。母亲心疼我被剪刀磨出水泡的手，逼我上床睡觉。夜里我起床上厕所，听见大堂里母亲和父亲的争吵。
父亲刚从亲戚家喝酒回来，醉醺醺的准备回屋睡觉。母亲埋怨说他只知道自己喝酒享乐，不顾家里的老婆孩子，也不帮忙料理香菇。
父亲打了一个酒精味十足的嗝，以一种带着兴奋的神气，不屑地说：“不是我说，你这一屋子的香菇能卖几个钱？我出门上两天班就能给你全部挣回来。我和我那大舅哥是十几年的交情，喝点酒怎么了？我在外面挣了钱，吃了苦，回来还要看你的臭脸，凭什么！”
母亲难以置信地骂道：“高启仁，你是不是没长良心？”
高启仁是父亲的名字，母亲对父亲没有那些肉麻的爱称，从来都是直呼其名。不知怎么的，母亲的这句话让我想起周琦玉对我的质问：“高瀛洲，你没有羞耻心吗？”
他们那晚吵完架就睡了，第二天起床，我看见大堂里的香菇都不见了。我疑惑地走出门，看见母亲提着一把铁锹站在田坎上，下面的麦田里撒的全是香菇，黑压压的盖住了一大片地。父亲只穿着薄薄的红秋衣和红秋裤，光着脚站在麦田里。他踩着香菇和泥，深一脚浅一脚地往田坎上走，刚要抬脚往上爬，母亲就举起铁锹将他推回麦田里。
这样循环往复了几次，父亲才抬起幽怨的眼睛，小声骂道：“悍妇！”
男人总喜欢挑战女人的底线，奈何母亲的底线太高了。从那以后，我没再见过他们两个人吵架，即便有一点小摩擦，父亲也会率先让步，心情不好就出门喝酒，在家待得烦了就早早出门上班。母亲对父亲的怨言也越来越少——在农村生活十几年的经验告诉我，越幽静的水区越危险，热闹的浅水湾反倒掀不起波浪。
06 在黑夜里呼喊
你不能苛求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原谅成年人的任性。于是，我以一个小孩的特权逼问母亲：“你们离婚了，我怎么办？”
“我和高启仁商量过了，我照顾你到小学毕业，之后就是他的责任。”母亲绕到灶台后面看火，于她而言，这锅饭似乎比我重要得多。
我气急了，用作文课上学到的论调高声谴责他们：“像你们这样做父母，是不负责任的！”
母亲不可思议地抬起头，反问我：“谁告诉你我想做一个合格的母亲了？”
我震惊了。
炉灶里的竹子被火烧得炸开，发出尖锐的响声，铁锅里的柴火饭散发出焦香。母亲起身准备掀锅盖，我拦在她跟前，白炽灯的光被我挡在身后，我高大的影子将母亲整个罩在里面。我低头看见她眼角细密的皱纹，她的皮肤不似从前那般光滑白净，呈现出庄稼人特有的黄棕色调，太阳晒出来的黄斑遍布全脸，让人想起太平洋上形状不规则的海岛。
我幼稚的行动让母亲想起我还只是一个孩子的事实，她有些无奈地抬头，双手放在我比她高一个海拔的肩膀上。像以往很多次一样，她用无比温柔的语气对我说：“瀛洲，你已经是一个大男子汉了，你不需要我了。”
屋外有人喊着开饭，人们擦着汗陆陆续续进来，厨房吵闹起来。乔玲一边端菜盘子一边拉长嗓子问我：“瀛洲，小玉呢？她不是跟着你一起上街去了吗，怎么没见回来？”
我再也抑制不住积蓄已久的委屈，挣脱母亲的双手，转身跑出厨房，泪水不知不觉糊了满脸。我骑着电动车在寒凉的黑夜里狂奔，小石子儿被车轮卷起来，敲在挡风板上啪啪地响。突然，黑暗中有人大声呼喊我的名字，我猛地刹车，车轮打滑，电动车连带着我一起翻倒在地。
周琦玉一瘸一拐地跑过来拉我，车灯打在她被风吹得泛白的脸上。我拖着腿坐到地上，感到虚脱无力。电动车躺在一边，我们暂时都没有心思管它。
黑暗是最好的镇定剂，当我坐在硌人的地上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大脑就像短路了一样。母亲说话时的表情、语调、动作，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我回忆不真切，我只能想起墙角的蜘蛛网、米饭的焦香、白炽灯下飞舞的蚊虫。我的胸口堵着一块石头，石头下面汹涌的愤怒叫嚣着，可当我沉下心思去探究愤怒的来源，这愤怒就自动消停了。
我挣扎着站起来，周琦玉小心地问：“你没事吧？”
我被这句话刺痛了。今天晚上我狼狈得像一条流浪狗，但是没有一个人问我有没有事，好不容易憋回去的眼泪决堤一样从眼眶漫出来。我死要面子连连摆手，扶起车子含混不清地说：“上车。”
周琦玉艰难地爬上车，软绵绵地靠在我背上，她太累了。被我抛下之后，她沿着石子路慢慢往回走，山林里的黄鼠狼、猫头鹰、野猪发出骇人的叫声，星星和月亮被乌云雪藏在身后，整个世界里只有萤火虫忽闪着一点点光亮。我知道她不信任我，但在这种情形下，坐我的车回去总好过自己走路，最严重的后果不过就是再被扔下来一次。
这次我特意骑得很慢，山间的风挽着我们的手臂，钻进领口里，轻抚着布料下的伤口。周琦玉的呼吸声又轻又缓，我试探着叫她：“周琦玉。”
她懒懒地答应了一声。
“对不起。”我小声说。
“没听见。”她晃了晃头。
我轻轻“哦”了一声。
周琦玉不饶人：“你再说一遍。”
我的耳根子红了，大声喊着：“我说，电动车左边的镜子也断了。”
周琦玉咯咯地笑着。
她笑累了，用没受伤的那条腿撑着身体，抬起下巴凑到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我笑了起来，像一只采食的野猪，对着黑色的田野大声嚎叫：“你说什么？我没听见，大声一点！”
周琦玉清了清嗓子，以足够穿透耳膜的声音在黑夜里呼喊：“我说，我们冰释前嫌吧！”
07 我的天才朋友
母亲信守承诺，将我送入中学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外公外婆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只有银行卡里每个月到账的两千块钱表明他们的女儿还生活在世界的某一处。我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上学以外的时间都住在奶奶家，每周定时去银行取款机拿生活费。时间久了，我觉得自己可能是取款机的儿子。
没有母亲的管束，我回到了七岁之前的生活，不用担心老师请家长，也没人在乎我是不是长歪了。不同的是，这个时候的我手里有钱了，爷爷奶奶也已经老得管不动我了，我可以尽情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三里乡中学坐落在三里乡街道最繁华的地段，我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网吧、KTV、炸鸡店和面包房。我毫不意外地成为了网瘾少年，和陈燃的一群哥们整天混迹在网吧的游戏区。父亲和母亲为了补偿我缺失的亲情，每周打给我的钱足够让我成为学校里有名的富人。
这种酒池肉林的生活我一直过到了初三，距离升学考试不到一年，老师开始整日给我们打鸡血，不断拿往届差生逆袭的故事激励我们。每当这种时候，我和陈燃都会默契地扇一扇耳朵，靠在椅子上像两摊烂泥，只有在讨论游戏的时候才支棱一下。
某个周一，我正在网吧里把键盘敲得冒火星子，陈燃突然紧张兮兮地叩了叩我的桌面——一般来说我是不记周几的，我不像好学生一样关心课程表，我之所以知道那天是周一，是因为周银兰和高启仁约定在每周周一给我打生活费，而那时候我刚收到款项到账的短信。
我摘下耳机疑惑地看向陈燃，他朝门口努努嘴，我便看见站在门口同网吧老板交涉的周琦玉——她不知道进网吧之前要向成年人借一张身份证，然后给老板带一包烟，恳请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板不让她进，她就只能在门口焦急地站着。
我戴上耳机又开了一局，心思却已经不在游戏上面了。这个网吧里的同仁有一半都是三里乡中学的学生，时常有老师突击检查，一抓一个准儿，但除了通报批评和请家长，他们再也想不出别的有效的惩罚手段了。我不怕老师，更不怕家长，比起那些惴惴不安、害怕随时被抓包的学生，我多了一份气定神闲——我很清楚这种令人羡慕的心态背后的代价。
周琦玉还在门口，老板准备轰人，我忍不了了，拿掉耳机走过去。
就像海上航行的船找到了岛屿，看见我，周琦玉飘忽不定的眼神终于聚焦了。
“回去考试。”她说。
“我不会写。”我说。
“不会的题我教你。”
“你教不会我的，因为我不想学。”
周琦玉沉默了。
我觉得对话进行得差不多了，转身准备回去继续打游戏。
“黑毛儿！”身后的周琦玉突然大声喊道，声音在逼仄的网吧里转了几圈。
我被这个羞耻的名字激怒了，回过头来破口大骂：“周琦玉，你有病吧！”
几颗好奇的头颅从电脑屏幕后面探出来，周琦玉无所畏惧，继续揭我的伤疤：“黑毛儿，你想过没有，你不读书怎么办，你以后怎么活？靠种地吗。还是去偷，去抢？”
小时候不好的记忆涌上来，我咬着牙愤愤地说：“你才是小偷，你全家都是小偷！”
这下换周琦玉愤怒了，可她表达愤怒的方式和我不一样。像我曾经见过的那样，在听清楚我的话之后，她的眼睛里闪过一丝错乱，然后滚出两点泪，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悲伤的语气哭喊着说：“不是，不是小偷，我爸爸不是小偷……”
我意识到这句话刺痛了她，慌乱地将她拉出网吧，边走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提的。你别哭了，我听你的话，现在就回去考试，你给我讲题吧。你别哭了……”
周琦玉哭得像一个泪人。她从小就有泪失禁的毛病，一哭就停不下来。只是因为她多数时候都表现得太坚强了，很少落泪，就算哭，她也会很快地低下头，离开人群，避免泪珠被看见，所以几乎没有人了解这一点。
周琦玉忍着抽泣，说出了第二段影响我一生的话：“高瀛洲，你要说话算数。你必须读书，你是我最无法割舍的朋友，你要比别人都聪明、勇敢、正直。命运待你太严苛了，只有通过读书，你才能一直走在命运的前面……”
我点点头。
我深深地点头。
——我说过了，我其实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只是很少有人教会我怎样做才是对的。我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这样说虽然有王婆卖瓜的嫌疑，但它是事实。在周银兰还是我母亲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因为成绩太差被请过家长。所以，如果一年之后你听说了我考上高中的消息，请不要惊讶，这不是一个差生逆袭的励志故事。
08 养家之人
周琦玉的父亲名叫周光显，这个后来因为参与网上诈骗锒铛入狱的男人，我只在读初二那年的春节见过一次。周光显是一个很瘦弱的男人，他站在那里，脊背深深地佝偻着，正值三十多岁的壮年却像一个小老头，和肥胖且意气风发的乔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光显的右手是断的，没有指头的关节常年缩在袖子里。据说当年刚结婚的时候，周光显还是一个条顺盘靓的小伙子，他把又高又壮的基因遗传给了周琦玉。不幸的是，他在工厂操作切割机的时候被压断了手掌，从此他骄傲的脊梁就弯了下来。
为了养家，周光显去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待遇很好，家里的乔玲和周琦玉不需要像别人一样起早贪黑地料理香菇，也能过得油光滋润。唯一不好的点就是经常加班，节假日也不能回来。周琦玉读初二的这个春节，周光显破例请假回家过年。我看着他缩进袖子里的手，想到一年级老师曾经吓唬我们说，偷东西是会被砍手的。
周琦玉没有察觉到我的异样，兴奋地和我分享她的喜悦：“瀛洲，爸爸答应带我去上海玩，明天就出发，我就要看到大城市了！”
她这天穿了一件崭新的亮红色棉袄，鼓鼓的腮帮子被寒风吹得泛红，眼睛弯弯的，像一个喜庆的年娃娃。我笑着恭喜她，祝她路途顺利。
第二天，周琦玉跟着父亲坐了两夜的火车到上海。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她看着火车途经平原、穿过隧道、跨越长江，兴奋得说不出话来。周光显给女儿买了两份火车上的高价盒饭，周琦玉吃得很小心，就连在家里挑出来不吃的青椒和肥肉也不想浪费。
到上海之后，周光显带周琦玉坐地铁。这条卧在地下的长龙，干净、敞亮、舒适，比火车更稳更便捷。周琦玉正好奇地东张西望，突然，她的眼角余光捕捉到了一只鬼鬼祟祟的手。那是一只精瘦的手，手背上的血管凸出来，手指又细又长，灵活地伸进乘客的口袋里，勾出钱包或钞票送进自己的口袋。
周琦玉的大脑一片空白，她不敢抬眼去看那只手的主人。她不敢想。
晚上，周光显带女儿到外滩看东方明珠。今天来观光的人很多，但是老天不赏脸，天气非常差，东方明珠塔只露出下面的大球，乌云挡住上面的小球和塔尖，像被人故意从中间折断了。
周光显察觉到女儿状态不好，以为是没看见完整的东方明珠的缘故，于是哄着说：“小玉，东方明珠可以上到顶部去看的，视野很震撼，我们现在去还能赶上买票……”
周琦玉摇摇头。
周光显也不勉强。
站在黄浦江边吹了一会儿风，两个人准备回出租房，突然，周光显的口袋里传出一阵刺耳的铃声：“小偷小偷你在哪儿，还我手机，快还我手机！”
喧闹的人群一瞬间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到周家父女身上。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从人群中钻出来，指着周光显喊道：“这个人是小偷，他偷了我的手机！大家快翻翻自己的钱包，看有没有丢别的东西！”
一阵窸窣声。
“没有，我不是小偷，”周光显镇定地从口袋里拿出当时还不算常见的智能机，递到年轻男人手里，脸不红心不跳地说，“就在刚才，有一个人从我身边挤过去，然后我就感觉衣服变重了，我不知道是手机。那个人才是小偷，不是我拿的。”
年轻男人拿回自己的东西，冷笑一声，显然不相信周光显的辩白，说：“坏人都不承认自己是坏人。”
周光显露出自己断掉的手，说：“我确实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好人，我挣钱不容易，家庭条件不好，比不上你们。但如果条件不好就是坏人，这个世界早就乱套了。”
年轻男人固执地说：“你哭穷没用，装可怜也没用，你偷东西就是不对！”
周琦玉感到自己的肩膀被父亲拍了一下，她扭头看去，这个瘦弱的男人狡诈地露出一个慈爱的笑容，以一种独属于父亲的魄力张口说：“这是我的女儿，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特意赶过来的，就想看一眼东方明珠。你可以不相信我，但你不能不相信一个父亲以身作则的决心，最无耻的小偷也不会当着自己儿女的面盗窃。上海是一座包容的城市，我女儿说，她喜欢上海。”
年轻男人还想理论，这时，人群的愚昧发挥了作用。
一个人说：“东西还回来就行了，这对父女也是受害者，就别钻牛角尖了。”
“就是啊，人家父女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还闹得不愉快。说出去，别人以为我们这座城市多排外呢。”
“这位父亲是残疾人，挣钱不容易。要是我，手机送给他们都行。”
有人指着周琦玉劝年轻男人说：“你看这小姑娘都快哭了，你再抓着不放，就不地道了。”
附和声此起彼伏，年轻男人没了主意，周光显趁机带着周琦玉退出视线中心，混进人海。
两个人回到狭小的出租屋，这天晚上，周琦玉无数次欲言又止。曾经，父亲在她心里的形象是伟岸的，他用残缺的身体让妻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村子里很多健壮的男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但这个神一样的父亲居然是一个小偷，他口中的“上班”就是混迹在人群里，从他们的钱包里搜刮出血汗钱，周琦玉和乔玲花的每一分钱都不干净。
周光显节假日的时候从不回家，因为人潮汹涌的日子最适合偷盗。他清楚自己的女儿是一个正直的人，她聪明乖巧，一直是学校里的模范学生。这次周琦玉闹着要出来玩，周光显本该控制住偷盗的欲望，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藏好自己，但在习惯性评估好环境的那一瞬间，手的速度快过了脑子，他最阴暗狡黠的一面暴露在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女儿面前。
周琦玉想劝父亲金盆洗手，但她开不了口。以周光显现在的条件不可能找到一份正经工作，只能回家和乔玲配合着种香菇，但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村子里每年夏天都有人因为做香菇菌包中暑，或者因为重度劳累送去抢救。体力劳动得多了，腰肌劳损、心血管疾病接踵而至，这两年村子里的污染问题也严重起来，白血病和癌症患者越来越多。农村人挣钱的法子不多，多数时候都在拿命换钱——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周琦玉这一年刚满14岁，她没有权利、更没有能力决定父母过什么样的生活。
第二天，周光显送周琦玉上火车，两个人相对无言。在临上车的最后，周光显把双手放在周琦玉的肩膀上，两个人的视线刚好平齐。
周琦玉听见自己的父亲说：“小玉，你要读书，才能知道我们为什么穷。”
09 尾声
后来的故事就是我和周琦玉考上了不同的高中，然后我们分开了。前些年，高启仁工作的领域有了惊人的发展，他大胆承包项目，赚了一大笔钱，足够在我就读的学校旁边买一套房。高中三年我没有回过三里乡，也没再见到周琦玉。
今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一所相对不错的大学，我突然很想回到这个令人伤心的地方看看。我在这里听到了很多悲伤的故事，谁家的男人患癌症死了，谁家的女儿下了学，谁家的儿子离了婚，老人去世了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出去了一波又一波，昔日热闹的陈家村变得冷冷清清。
我又见到了周琦玉，她比以前更漂亮了。她穿着母亲的旧衣服从屋子里走出来，脸上满是疲惫，但黑亮的眼睛里依然闪着少女的神气。
她要我带她走，去看更大的世界。
我点点头，和她说了声对不起。
对不起，小玉。
对不起，我的朋友。
黑夜漫长寒凉，我不该留你踽踽独行。
（全文完）
注：
1、此句出自余华老师的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
附一张被乌云吞掉一半的东方明珠塔（天气真的非常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