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评张爱玲:堪称曹雪芹知己

张爱玲曾言：“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鲥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地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

周汝昌曾写过《定是红楼梦里人》一书，在第五部分“人间恨事多”的“字比笆斗大”中，盛赞“只有张爱玲，才堪称雪芹知己”。

西方意象主义诗人休姆认为“意象诞生于诗歌”，张爱玲对于意象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是源自她对传统文学的长期沉淀，尤其受《红楼梦》的影响，小说中出现了大量的诗化意象，这些意象中流露出的阴森和凄凉的气氛，却同样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曾对其做过如下评价：“她小说里意象的丰富，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台湾学者水晶对张爱玲小说运用镜子意象发表了这样的看法：“镜子和传奇一书的关系，真可以说日虹屏中碧，碧彩烟灼，自成为一个世界。”

张爱玲一直自称《红楼梦》是她写作的渊薮，她八岁就开始读《红楼梦》,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从不中断。她谦虚地说：自己做考据“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由一个小说家来做考据，正是《红楼梦魇》最大的特色。

她“十年一梦迷考证”,表现出的探索热情及丰沛的想象力是其他同类书籍中无法找到的。“我这人乏善足述，着重点在‘乏’字上，但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工夫就这样掼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

这些是她写作的动机和忘我的姿态。她现在已经尝够了名利，地位，甚至情感的甘苦，喜爱的只是安静下来回忆过去。

想着自己十来岁时捧着厚厚一大册的小字石印《红楼梦》,坐在熟悉的房间里，看得像在梦中忘了自己，也没有能力辨别续书的真伪；待看到《胡适文存》上的一篇《红楼梦》考证，方知有个《旧时真本》,写湘云为丐，宝玉做更夫，雪夜重逢结为夫妇“,看了真是石破天惊，云垂海立，永远不能忘记”。三十年过去了，现在她要来做自己的考据工作了，把这个一生追随者的梦做完，为它画上一个美满的句号。

伴随着张爱玲的思索想象,分析推断的过程，就是《红楼梦魇》的主线。张爱玲移居美国后，沉潜10年于《红楼梦》文本及版本的繁琐考据，1977年由台湾皇冠出版社结集出版专论《红楼梦魇》，算作她经年痴红的自证，这在作家张爱玲的作品系列里，是个特例。

张爱玲以“《红楼梦》未完”、“高鹗、袭人与畹君”、“论全抄本”、“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是创作不是自传”、“改写与遗稿”、“旧时真本”为专题，对《红楼梦》进行了评点和考据；自设疑点，多版本比较，校勘辨伪，大胆假设加小心求证，以“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的辞简义丰用字，完成了她的“张看”。

书中考据谨慎细致，想像发挥则胆大放恣，这正是熟读红楼的小说家论史的特点。对《红楼梦》许多章节更迭改写的动机，时间次序，以及脂批年代的先后等，做了翔实精细的考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确是红学的宝贵资料。

最富有意趣的则是穿插其中的作者本人的想象和随心的发挥，读者似乎看到了张爱玲又回到她早年阅读《红楼梦》时逸兴遄飞、激动喜悦的境界。至于读者是否明白，这些在张爱玲看来并不重要。她本来无意做出什么定论留给后人，她但求读者跟着她走一遍，然后自己去寻求应有的答案，就像她当年跟踪曹雪芹二十年悼红轩中的生活那样。

她只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在于完成她心目中一往情深的一件创作，了却她多年来一个未偿的心愿。这样一种格调的考据工作，在近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中自然别成一格，堪称创举。在红学的文库中有两种类型，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是从史学角度出发多年研究的大成。

另一方面是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它是以欣赏为目标，对读者所做的示范。王蒙认为，正因为《红楼梦》是一部未完的书，“它也成了一部永远读不完，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的书”。它给读者留下充分的空间，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像去鉴赏和尽情发挥。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则介乎《红楼梦新证》和《红楼启示录》二者之间。她做考据时，逻辑推理力求严谨“,一层套一层，直推到自己头发昏……像迷宫又像推理侦探小说”。

至于读者是否明白，这些在张爱玲看来并不重要。她本来无意做出什么定论留给后人，她但求读者跟着她走一遍，然后自己去寻求应有的答案，就像她当年跟踪曹雪芹二十年悼红轩中的生活那样。她只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在于完成她心目中一往情深的一件创作，了却她多年来一个未偿的心愿。这样一种格调的考据工作，在近百年来的《红楼梦》研究中自然别成一格，堪称创举。

在红学的文库中有两种类型，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是从史学角度出发多年研究的大成。另一方面是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它是以欣赏为目标，对读者所做的示范。王蒙认为，正因为《红楼梦》是一部未完的书，“它也成了一部永远读不完，读后想不完，回味不完的书”。它给读者留下充分的空间，让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象去鉴赏和尽情发挥。

张爱玲的《红楼梦魇》则介乎《红楼梦新证》和《红楼启示录》二者之间。她做考据时，逻辑推理力求严谨“,一层套一层，直推到自己头发昏……像迷宫又像推理侦探小说”。

张爱玲在300年前的《红楼梦》及作者那里，感应到了某种精神契合。张爱玲对《红楼梦》的深切解读与其身世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同曹雪芹一样，张爱玲她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祖辈的煊赫遮掩不了父辈的衰落。

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是康熙的亲信，曾祖曹玺之妻孙氏当过康熙的保姆，后被康熙封为一品太夫人，父辈曹曹颙、曹相继承袭父职，三代四人前后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康熙每次南巡，都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寅曾亲自主持接驾四次。他们的文人品格非常接近，他们都有从经验世界里得到的身受感同，当家族大势已去，荣华不再，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世态下，用书写的方式为虚幻莫辨的生活、病态的心理、审美观与情爱观等找到宣泄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