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对诸葛亮说：历史人物的成败，符合趋势是至关重要的
有的时候，成功或者失败，并不仅仅是自己的事，它还关联着时代。如果你能认识到时代流向哪里，而你又能与它一起流出去，你就可以成功。如果是相反，就算你是天才，结局也不会好。
对于正在寻找强盛道路的国家或者奋斗者集团来说，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诸多人才之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高效能天才所能达到的智力高位，往往决定着本行动集团的成功可能性。他们在诸多人才中居于核心地位，往往能决定国家或者奋斗者集团的最终成败。对弱势秦国来说，商鞅就是这样的决定性的天才人物。
战国时代的秦国，地处中华侧翼边缘，在战国前期又被魏国等国家长期压制而持续弱势，甚至一度面临亡国危险。在弱肉强食的大争时代，有实力的国家都在奋勇前进，弱势国家得到生存的可能性往往就那么几次机会。特别是在其他强势国家对本国已经形成紧盯格局后，一旦错过历史翻滚出来的战略机遇期，等待它们的就是错时而亡。
所以弱势国家会更加迫切需要生存。接手秦国以后，为在历史烽烟中抓取到稳固的国家生存权，秦孝公发布《求贤令》，吸引商鞅入仕秦国，开始推行千古闻名的商鞅变法。商鞅在变法过程中展现强大的高位智力和个体能动，设计足够高效的变革体系，并借助整个秦国的变革支持者的支撑，高效推行变革措施。商鞅变法取得了巨大的变革成果，不仅秦国焕然一新后硬是在历史机遇闭合之前抢夺出了能够保证生存权的免死金牌，更一举奠定了秦国新型制度根基，而为以后统一全国奠定了国家实力。
在秦国由弱转强的过程中，商鞅作为法家集大成天才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在历史关键时刻，处于中心的关键人物的智力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将直接决定该国家是否能够改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商鞅是秦国更新的决定性天才。但是秦国变法的成功，仅仅是因为商鞅的决定性天才的发挥的结果吗？
显然不是。可以想一想，如果商鞅处于晚清光绪帝所处的时代，还能够变法成功吗？当然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晚清国家处于衰亡期，既得利益集团对体制内变革者已经形成了密不透风的包围和扼杀能力。即便商鞅再世，对于已经成为定势的国家衰亡也无能为力。从此可以看出，天才发挥自己的高位智力，只能在国家发展趋势所提供的现实可能性中去落实。处于国家上升期的时代，显然更有利于发挥天才高位智力；衰亡期的国家，则会形成闭合环，会限制天才的发挥。
天才必须碰撞时势，从中分别出三种结果。如果能顺应时势要求，天才的高位智力就能够得到最大化发挥而使天才建立不世功勋。如果能小幅度合乎时势要求，天才发挥才华可以适度建功立业。但如果逆反时势要求，即便天才高位智力发挥地再充分，也难以发挥自己的才华而建立多大功业。也就是说，天才人物能在多大程度上顺合时势，将决定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自己的才智。
对于在后汉末年与世争雄的刘备谋权集团来说，诸葛亮也是一位具有决定性的天才。在被刘备三顾茅庐从隆中请出山之后，诸葛亮兢兢业业为刘备集团服务，辅佐主公建立了三国之一的蜀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高能天才，最终却因为疲累而病逝在五丈原，令人不禁唏嘘。
说他被累死，是有事实根据的。据记载，当时军内20杖的军罚，他都要亲自过问。试想，需要全盘统筹北伐大业的战略统帅，如此这般怎么能不被累死？无怪乎司马懿听说诸葛亮吃得很少而整天熬夜，就知道诸葛亮已经不久于人世。带着对天才早逝的惋惜，一个问题会长久地萦绕在读史者心间，为什么诸葛亮会被累死？
表面来看，是因为能够被信用的人很少，只好由他自己事必躬亲。实际上，这深刻反映出蜀汉后继无人的窘境。在刘备一代灿若群星的人才群逐渐逝去之后，蜀汉的人才明显捉襟见肘，以至于后来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了。那么问题就转为，为什么蜀汉没有源源不断的人才呢？
究其原因，这除了反映出原有人才凋零，如在五虎上将逐渐死去后，年轻将领难以填补留下来的空白；更加表明蜀汉在存在的几十年时间里，并没有采取真正有效的制度措施，发掘人才、吸引人才和培育人才。在已经掌握的史料中，我们很少看到蜀汉在人才制度上的建树。如姜维等后来名噪一时的大将，也是诸葛亮在战争中偶然遇到并吸纳的，体现出强烈的人才偶然性，而非基于制度的必然性。
就是说，蜀汉并未有或者即便有也并未长期推行足以吸纳人才的制度。就其实质来观之，蜀汉本身是利用后汉末期群雄并起大肆争夺而形成的权力空白，利用一帮忠于汉朝的杰出人才而勉强建立的偏安政权。
那么，为什么蜀汉缺乏发掘人才的机制呢？说到底，还是顺势与逆势的问题。一个政权如果能顺应大势，就会获得一种深沉的功业自信。不仅是其政权的君主，就是一般参与者也会因为有很深厚的未来盼头，而从各个渠道要求国家建立人才发掘机制。人才机制，实质上就是要把对人才的发掘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上。在本政权符合客观必然性趋势即国家处于上升期的时候，这种制度就会建立起来。
而当一个政权背反趋势即处于国家衰亡期的时候，它从上到下的统治者就因为缺乏心中底气，而看到的景象往往是人才凋零，也就没有必要建立表达人才必然性的制度了。具备深厚现实必要的活水必然性，是建立人才机制以促进人才喷涌的根本基础。也就是说，人才选拔制度，本身只不过是人才多生的催化剂与显微镜罢了。如果客观上缺乏人才喷涌的大势，即便建立人才选拔制度，也难以有效运转，最终也会形同虚设。
蜀汉政权的建立，本身就是缺乏深厚历史必然性的产物。对于已经延续四百年的大汉王朝，其在延续过程中所积累的制度负面因素，使其本身内部已然崩坏，以至于各种外力趁机挑起战乱，入侵中央政权如董卓玩弄汉献帝于股掌之中。
一般来说，政权架构支撑相应的制度容量的发挥。任何政权在它的架构内制度所能释放的容量发挥殆尽之后，崩溃是必然的结果，也会促成社会结构再造的基本趋势。当时不少人说，大汉王朝的气数已尽，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属于它可以容纳的制度容量已经基本丧失。与之相应，天下民心已经不再思汉。
刘备集团却以恢复大汉基业作为基本目标，这本身就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正义合理性。如果他们自己很有能力，也可以快速凝聚人马，以暂时挽回汉朝败局。可是，早先只有刘关张三兄弟来赤手空拳打天下，后来也缺乏源源不断的人才，更缺乏具备战略眼光而能带给他们胜势谋划的高位智者。
这样，就被曹操占去战略先机，挟天子以令诸侯。即便如此也还有胜算，结果他们连个徐州都守不住。因为自己的局限性，如囿于所谓仁义而不愿意接管徐州，结果丧失诸多战略机遇，他们在诸雄逐鹿的过程中也失去了先机。
最终，就失去在北方这个建立功业的中心富域立足的可能性，只能转战南方以寻找立足可能性。这实际上，就是只能被逼无奈地在边缘区域一步步寻找自己的立足之地。即便后来因为请到诸葛亮并与孙权联手而获得一些政权空间，其建立的政权更多呈现出来的，是基于天才的高度能动的偶然态势，而并非根基稳固的必然结构，即刘备的蜀汉更是一个弱势政权。
逆势虽然能短暂获得成功，终究还要暴露其本质。所以，刘备在托孤给诸葛亮时说“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刘备的遗命，反映出他内心感觉到的只有快速取得天下才能真正建立政权的内心焦灼。
这种焦灼延续到诸葛亮身上，更加被放大。刘备在白帝城去世时，留给诸葛亮的是家底基本消耗殆尽的危险残局。在残局之上要谋取整局，所遇到的困难将倍增。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良性循环一旦被破坏，就很难真正恢复原来的样貌。
留给接盘者的，除了困难更是捉襟见肘。诸葛亮一边治理国家，一边准备北伐，本来已经非常消耗他的能量。如果能有源源不断的人才辅助，他也是可以有很多种布局来中兴大汉。可是，历史在这里发生了必然的转弯，即逆势政权最终必然气血枯竭。
表现在诸葛亮身上，各个方面都没有人能够真正为他分忧解难。最终，诸多事情都要靠他自己去做。逐渐被累死，似乎已经成为他必然的结局。对诸葛亮的天才能力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悲剧。从他个人的选择来看，忠于大汉似乎是必须要坚持的价值原则。
如果他辅佐谁都可以，投奔曹操未尝不是最佳选择。有一种论调，认为诸葛亮之所以不去投曹操，是因为怕受排挤而没有好位子了。这个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也对。但对天才如诸葛亮，要在曹魏政权中谋取一个关键位子恐怕也并非难事。而且，曹操对关羽都表现出如此深刻的诚意，不能说他对人才不上心。固然曹操的心胸也不怎么宽阔，却也能容纳可以给他打江山的诸葛亮吧。
从大视野观照之，刘备、曹操和孙权固然均是汉末风云枭雄，实际上都不具备一统天下的雄才大略。这恰好契合了汉朝末年分裂的低位政权的需求。所以，从个体才略上来看，曹操似乎还更加有可取之处。
难以调和的是，诸葛亮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加上自己的忠诚秉性，以至于更加不能接受篡权逆臣曹操，而更倾向于接受号召匡扶大汉的刘备。同类相吸，这也符合人才聚集的规律。然则，逆势而动的后果，即便天才如诸葛亮也最终被累死。可见，个体基于高位智慧的高度能动，最终也抵抗不了来自历史深处的趋势引力。也许，这就是水镜先生所说，诸葛亮虽得其主但未得其时的真正含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