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丨三面红旗（4-15）

第四章  大跃进

第十五回  三面红旗：谭震林首肯徐水县  张国忠发起大锅饭

【导读】“一五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带给了中央决策者们一个的信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可以即刻到来。1958年，彭真给毛泽东送去一份材料，说明这是最早使用“跃进”一词的地方。毛泽东当即写信赞扬说，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一、三面红旗

1、赶英超美

1957年11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庆典。他在同英国共产党负责人谈话中了解到，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从现在的2000万吨增长到3000万吨。因此，毛泽东认为，作为主要工业产品的钢产量中国赶上或超过英国是可能的。他在讲话中公开表示，在15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加上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他又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的论断。

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连续召开会议，讨论他正在思考的如何取得经济建设更高发展速度的问题。多次对反冒进进行了严厉批评。会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昌县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中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后来被社会流传成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2、总路线

1955年12月6日，毛泽东讲话中说，中国农民比英美工人还好，因此可以更多、更快、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稍后，毛泽东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后边加上了一个“省”字。

1958年，《人民日报》在《乘风破浪》的新年社论里说，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发表后，历史学家周谷城对毛泽东说，这篇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赞成周谷城归纳得好。他把“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

1958年初，毛泽东与陈伯达谈话时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陈伯达受此启发，撰写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第一次在中央级刊物上出现了“人民公社”四个醒目的大字。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年五月以后被称为“三面红旗”。​

二、农业大跃进，即人民公社化

1、兴修水利

许多北京人都记得毛泽东等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的场面。1958年5月修建的十三陵水库，从此给首都北京带来了福音；1958年11月，海河拦河大坝合拢，使华北五条内河的淡水不再流入大海，从此咸淡分家；1958年12月，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全部结束；1960年1月，黄河刘家峡水库胜利截流，黄河水患基本上被根治。各地大大小小的水库的建成和疏浚渠道的兴建，靠天吃饭的局面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其中，丹江口水库是亚洲第一大人工水库，后来的国家重点工程“南水北调”就源于此。"饮水思源"，可以说没有大跃进运动，就没有现代工业、现代城市所需的大量的充足的淡水资源。

2、徐水经验

1957年底，全国农村掀起了大办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一批大中型水利工程开始动工。农田水利工程很大一部分是民办。由于这些工程超出了社、乡的界限，需要集中众多的劳动力进行“大兵团作战”，并且吃住在工地，公共食堂也就应运而生。

徐水县隶属河北省保定，古时称武遂。在1957年至1958年冬春之际，徐水组织了一支十多万的劳动大军，打破社、乡界限搞大协作，实行全县劳动力的统一调配。为此，徐水县委提出了“行动军事化，作风战斗化” 的口号，把全县能调动的劳动力集中使用，按军事编制组成大队、中队，在工地搭棚宿营，组织了随营食堂。

接着，徐水又开展了大规模的抗旱春种，成立了田间指挥部，划分“战区”，实行劳动力集体吃、集体住。全县人民苦战3个月，实现了农田水利化，治理了27座山头，挖了2400万土石方。这些土石方如果铺成1米厚3米宽的路，可从北京通到武汉。

1958年2月，负责农林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听完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所做的农田水利建设方面的汇报后，给予高度评价。《人民日报》社论介绍了徐水的经验。由此，徐水县成了河北省乃至全国“大跃进”的典型。

2、大办食堂

1958年5月，中共八大四中会上，有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办食堂的问题。参加会议的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听后大受启发，立即给县委打电话，提出要大办食堂。此后，公共食堂在徐水迅速普及。

8月4日，毛泽东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全县平均亩产达到2000斤，总产量达到12亿斤。此外，山药亩产120万斤，一棵白菜520斤，小麦亩产12万斤，皮棉亩产5000斤。 毛泽东高兴地问：“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粮食多了换机器。”

“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那我们用山药造酒精。”

“那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 

当问到生产社改什么名字时，有说叫“农庄”。毛泽东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从此，“人民公社”就在全国普遍开花。

当天夜里，徐水县委召开了全县大型电话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全县30多万人敲锣打鼓，欢呼雀跃。各个乡社都向党中央宣誓，保证当年粮食亩产超过2000斤，各个战线都要有无数卫星发射上天。毛泽东视察过的大寺各庄，当天夜里就宣布成立人民公社。徐水县共有248个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

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通报了党中央要在徐水县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决定。《人民日报》连载了河北文联副主席康濯撰写的长篇通讯《徐水人民公社颂》，除了全面介绍吃公共食堂等经验，还宣布了徐水将要发射的“高产卫星”：小麦亩产12万斤，白菜一棵5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山药亩产120万斤。

文章发表后，康濯发现见报的数字有出入，便向报社查问怎么回事。原来，编辑部觉得他写的数字太低，就直接打电话到徐水，把数字往高处加。康濯问张国忠：亩产万斤粮食能达到吗？张国忠回答：是达不到。但只有这么喊，才能喊出大家的干劲来，要紧跟形势。

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康生拟写了一幅对联：“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先把人民公社这座桥梁架起来，过了桥就是天堂了。

《人民日报》发布消息：“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期间，把社员带向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那‘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徐水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然而，过了没多久，徐水就从“仙境”回落到“人间”。 百姓就连基本的生活用品也难以兑现了。第二年就开始吃糠咽菜了。

3、对徐水经验的否定

​1958年8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说：“这个决议上有一句话，是不是妥当，请同志们考虑一下。就是讲，快的地方三四年，慢的地方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可以看出，毛泽东已开始对“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10月中旬，毛泽东到天津视察，听取了河北省委的汇报。当听到说徐水是“全民所有制”时，毛泽东明确表示，徐水的全民所有制和鞍钢的全民所有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他当即要求河北省省长刘子厚到徐水进行调查。

10月21日，毛泽东在北京听取了刘子厚对徐水调查结果的汇报。刘子厚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2000斤，徐水有关方面却说可以产8000斤。

11月2日至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郑州举行（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对徐水进行了批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中办机要室关于在徐水县劳动中所见所闻情况报告又重新读了一遍。他将报告批转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此件是说徐水县的情况的，长处短处都有，请你们研究一下。此种情况，可能不止一个社有。”写完这段话，毛泽东觉得意犹未尽，又加了一句：“此件，你们带回去，我不要了。”毛泽东对徐水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

三、工业大跃进：大炼钢铁

​1958年8月17日，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的公报。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各部门、各地方都为“钢元帅升帐”让路，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全民大炼钢铁的熊熊火焰，燃遍全国，甚至在中南海里都建起了小高炉。

北京、上海等11个城市的18所大学，每年可以炼钢69.2万吨，相当于1949年全国钢产量的四倍；济南市的中学在一个星期内建成77座小高炉。最离奇的是，哈尔滨市19中学有10名少先队员5天学会炼铁，一天盖起小厂房，又用一天零半夜安起炼铁设备，在全校少先队员支援下，三天挖出3000多斤废铁，办成一座“少年卫星炼铁厂”，在7月中旬，炼出第一炉铁水。这个小工厂一年的产品够1800台拖拉机零件使用。少先队员十多天就成为冶炼工程师。

医科大学总医院的医生、护士，顾不上诊治病人，在医院里砌高炉，也出了钢。尤为奇妙的是，一家手工业社，大胆试验用中药炼钢，在小土炉内，加入中药槐角、鸡胃和龟甲等，说是这些中药可以起到去氧脱硫、调解炭素的作用，中药炼钢据说已试验成功。看起来中药治疗痔疮的槐角和治疗消化不良的鸡胃，竟然有炼钢功能，应该获得诺贝尔奖金。

经突击蛮干，1958年12月19日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 08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土铁根本不能用。

四、文艺大跃进：新民歌运动

1958年春，在大规模兴修水利的群众运动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曾选编了一本《农村大跃进歌谣选》，其中有一首《我来了》的民歌：

“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皇！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毛泽东读到了这首民歌，对于这种气魄十分欣赏。1958年3月成都会议时，印发了一本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词。毛泽东对此不甚满意，说印了一些诗，尽是老古董，搞点民歌好不好？他要与会者负个责，回去搜集一点民歌，下次开会印一批出来。他又说，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是民歌，第二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

在4月的武昌会议上，他又一次提出：各省搞民歌，下次开会各省至少要交一百首。大中小学生，发动他们写，发给每人三张纸，没有任务。军队也要写，从士兵中搜集。有了这样的的指示，各地闻风而动，《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大规模地收集民歌》的社论。

《惊动天上太白星》：“一阵锄声卷入云，惊动天上太白星，拨开云头往下看，呵！梯田修上了南天门。”

《人民公社是金桥》：“单干好比独木桥，走一步来摇三摇；互助好比石板桥，风吹雨打不坚牢；合作社铁桥虽然好，人多车稠挤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

《擂鼓鸣金除四害》：“老鼠奸，麻雀坏，苍蝇蚊子像右派。吸人血，招病害，偷人幸福搞破坏。千家万户快动手，擂鼓鸣金除四害。”

这样的民歌，的确唱出了“大跃进”的豪迈与气势。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柯庆施发言时，讲到十五年后中国的文艺时说：到那时，新的文化艺术生活，将成为工人、农民生活中的家常便饭，每个厂矿、农村都有图书馆、画报，都有自己的李白、鲁迅和聂耳，自己的梅兰芳和郭兰英。整个文艺园地处处“百花齐放”，天天“推陈出新”。

柯的这篇讲话，后来以《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为题，发表在《红旗》杂志的创刊号上。各地纷纷提出“人人会写诗，人人会画画，人人会唱歌”，“一县一个郭沫若、梅兰芳”。纷纷改地句，改单位名，改人名。1958年出生的孩子，名叫“跃进”的，不下数万人。

五、刮五风

人民公社化运动后，5亿中国农民抛弃了各自的小锅小灶，集中到公共食堂吃起名副其实的大锅饭。群众沉浸于集体的狂欢，许多问题逐渐露。

所谓“刮五风”一般是指共产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风。产量放卫星，亩产最高报到三千多斤，实际只有二、三百斤。

干旱、暴雨、台风、寒流等灾害轮番袭击，而“五风”盛行更是为纣助虐，雪上加霜。那时运动不断，干部人人自危，噤若寒蝉。基层干部说假话，虚报浮夸，征了过头粮，食堂开不了伙，农民口粮严重短缺。家中藏的一些陈粮很快吃完，只能“瓜菜代”，“瓜菜代”也吃完了，吃榆树皮等，黄肿病、青紫病多起来，于是开始饿死人。

1962年中央召开六级干部七千人大会，开始调整农村政策，取消公共食堂；纠正“五风”；自此农村形势开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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