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母亲梳头
这世上有生离，当然也有死别。亲情实难割舍，但我们总有一天不得不面对。面对逝去的亲人，我们是要一直沉浸在悲哀中，还是要尽快从中摆脱出来？
今天是个很平常的日子，窗外是明晃晃的如火骄阳，室内是让人透不过气来的难耐燥热。
听着不知藏在哪里的知了一声不息的长鸣，我忍受着内心的煎熬，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
看着看着，眼睛里流出泪来。我不愿让家里人看见，也懒得解释，倒在床上假装睡觉。
躲在一个人的卧室，激情难抑的我泪水肆溢。
我的心早就回到几百里之外的老家，那座已经开始变旧的坟墓，安葬着我去世十四年的母亲。农历七月十一，是我母亲的生辰忌日。拿老家的风俗，应该给母亲做冥庆。
母亲如果活到现在，也才七十八岁。在现代社会，这个年龄并不算是高龄。按母亲的性格外貌，以及已经履行了生育五个儿子的种种艰辛，母亲无论如何都应该活到现在，理所当然地享受到儿子们的反哺 。
但母亲却在病魔的折磨下，和我们永远分离，此生此世，我们是再也不能开口叫“妈”的孩子。
回想母亲在世时，似乎没有享受到一丝快乐。
搜索所有的记忆，母亲最大的哀荣是去世时的葬礼和周年忌日。
还记得母亲在历经病痛折磨十年之久后的那个春季，大哥打电话给我，说病卧在床的母亲突然嚷着要穿新衣服。这在老家，对于久病卧床的人十分忌讳。民间传说是“突然吵闹着要穿新衣服的病人病情会加重，基本难有回天之力”。
我们按捺着忐忑不安的心，回去老家城市里的医院，在病房里与母亲过年。
母亲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清醒的时候，让我们把她送回家，说是“我好了，你们都在养家糊口，不能再拖累你们了”，我们劝阻，母亲就泪流不止；糊涂的时候，母亲就昏睡。我看见母亲头上的白发，在长期卧床不起时卷曲杂乱，拿了梳子去帮母亲梳理。我看见闭眼昏睡的母亲眼角有大颗大颗的泪珠滴落下来。
这一生，我第一次给母亲梳头。不知是我不会梳头，还是母亲的头发板结，梳着梳着，梳子竟然陷在母亲的头发里，我不敢使劲拉，害怕扯痛了母亲，但不使劲，梳子只有取出来，那还未“疏通”的头发怎么办?
我用一只手抓住母亲的头发，一只手用力拉木梳。可能是心切，或者自己太笨，我竟然把梳子拉断了。
我愈发感觉不妙，认为梳子折断预兆不好。
母亲或许觉察到什么，睁眼看我手里握着一截断木梳，呆愣着像一个傻子，可能以为我还是像小时候顽皮，把她的梳子弄断了害怕挨打，或者是因为我用力过猛，握木梳的手打在自己的鼻子上，母亲看着我的眼睛，歉意而小心地笑。我从母亲的眼神里，读懂了母亲对我小时挨打的愧疚，还有我被自己“误伤”了的安抚。
母亲不知道该怎样表达她的感情，默默停顿了好久，才艰难地动了动手臂，我以为母亲要翻身，赶忙帮着去扶她的手臂。这时，母亲顺势抓住我的手，然后缓缓往上抬。
我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是把手臂拿出被窝，还是要用手来摸我？母亲不能大声说话，也表达不清楚她想要表达的意思，一般情况下，她就用她粗糙的手，一遍遍地摸她想要表达爱意的人。
但母亲的手继续往上抬，往上抬，我的手扶着她的手臂，也跟着往上抬。
母亲艰难地把自己的手伸到了自己头顶，五根长满老茧的粗壮手指已经张开，呈钉耙状，像挖地一样，靠近头发，然后极慢极慢地，几乎是从一根一根头发里穿进去，等五根手指都扣进头发里，再慢慢慢慢往下滑。
我陡然记起，小时候我把母亲的梳子不小心折断，家里一时拿不出钱再为母亲买新梳子，母亲就是这样，把手指插进头发里，一下又一下，以指代梳，把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然后再出门去干活。
原来，母亲今天也要这样“梳头”。
但母亲打结的头发，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柔润滑顺，手指也再也不像年轻时那样灵巧有力，插进头发里的手指，像生锈了的耙钉陷进板结的土地，艰难地往前移动。
母亲真的老了！
我心如刀绞，一只手捧着母亲的头，一只手帮着母亲的手往前移动。
母亲的手艰难地、艰难的往前，一点一点移动，像蹒跚走路的老人。每移动一点，都异常吃力，但紧凑的眼角，慢慢舒展开来；然后，随着手指的移动，眼角又紧凑起来，随即又舒展开来。
我不知道母亲是在受苦还是享受。
看她吃力的样子，我有些于心不忍。我放下扶住母亲手臂的手，我要用我的手去替母亲梳头。
母亲望着我，缓慢但坚定地摇了摇头，插在头发里的手又开始艰难地动起来。
母亲啊，您就让我代您梳一回头吧，就像我，代替您走一段人生艰难的路、吃一回人生悲凄的苦。
母亲不再看我，手指在头发里无力地动。我不能拂了母亲的心意。母亲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增加我们负担。生活中的所有悲苦，母亲从来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承受，从不抱怨。
握着母亲的手臂，让她那仍然张开的像钉耙一样却不再有力的手指，在卷曲散乱的头发里，艰难地往前移动。就像母亲曾经在她的人生旅途中，艰难无比地跋涉。
我苦命的母亲啊，您一生就这样，艰难地行走，艰难地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日子，艰难地托付着苦难深重的家庭和嗷嗷待哺的儿子们，使尽一生的力气，尝遍人世的悲苦，耗尽生命的全部，没有人看见您曾经是儿子们心目中永远的主角，您的人生终于走到尽头。
母亲在医院里还没有捱过生命中最难忘的二月，在记忆中青黄不接的饥饿日子里，永远地离我们而去。
母亲的葬礼终于齐聚了我们兄弟五人，母亲的周年忌日则是大哥和我回乡，盛大地放了无数的烟花爆竹。
除此之外，再也记不起母亲在哪个场合被当成主角，隆重地被人朝拜礼敬。
母亲的生日在逐渐长大了的我们是记得的。
但在我们要为母亲庆生时，母亲总是说：“生日是母亲的苦难日，儿奔生娘奔死，我们更应该为生身之母感恩，而不是只顾为自己庆贺。”不要我们为她祝寿。有几回实在推脱不过，母亲又说：“再过一月是你父亲的生日，到时一起过吧。”父亲的生日刚好是一个月之后的八月十一，但到时往往总是只有父亲接受朝贺，母亲俨然忘了一个月前说的话，我们似乎也不曾记起。
当然，我们亦可以用彼时的艰窘为自己开脱，甚至在很多年之后的今天，对这个于母亲最重要的日子，我们也可以随岁月流逝而淡忘。
但在我们生而为人或者省思生命来源时，我们是否问心有愧？
每个生命都来之不易，每位母亲都饱受煎熬。
杨绛先生一代大儒，她是比我母亲更具有知识和见解的女性。她在九十多岁写作《我们仨》，那种和万万千千普通家庭相同的相守相助、相聚相失，那些每个家庭都有的艰难和痛苦，与我母亲何其相像；她给予女儿、丈夫、家庭的爱和眷恋，与我母亲何其相似。
同为母亲，她们都承受了这世间育子相夫操心劳累的苦楚，我的母亲，还要承受更多的悲哀。
母亲是文盲，比杨绛先生少了见识这世界的机遇和眼界，多了更多生存的不安和艰辛；少了子女辈的悉心呵护，多了更揪心的牵肠挂肚；少了看书写字以文慰心的快乐，多了田间地头披星戴月的辛劳。
母亲的悲哀是还来不及享受儿孙们的孝顺，最终以花甲之年早逝 ，母亲的安慰是在百年之后，还有我们体味她在世时的那些伤痛，把她的善良、慈悲、仁厚、坚韧传播出来，让更多的母亲感知世间的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