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史官生涯
那年,我从市文化局副局长的岗位,调任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当上了名符其实的史官,尽管只是个最基层的小官。
上任前,我让我的老朋友石匠,给我写了4个字:“秉笔直书”。顺带着让他刻了一方石印,也是4 个字:“资政育人”。他是金石家,刻印章是他的主业。
带着这4 个字,我信心满满地去了新单位。
都说党史部门是个清水衙门,那又何妨,没有清水,何来正气?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史官,哪个不是在清水里泡出来的。“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我要像先贤那样,心无旁骛,握好手中的笔,直书当权者的善恶。
我的满腔热情,在我上任后的第二天就开始直线下降。单位的老同志向我介绍工作情况,有哪些工作要做,哪 些工作正在进行,哪些工作还没开张,林林总总一大堆,唯独没有及时记载市内大事要事和领导人行踪的业务,与我原先的设想相去甚远,心情不免有点失落。
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现,所谓“直书当权者”的工作,根本就没有可能也用不着我去做。书记、市长从来就不进我的办公室,我也掌握不了他们的行踪,想写都没法写。市委办公室有个专门的内设机构信息办,专事重大事件的信息收集和发布,把史官的常设职能分担去了。
那么,作为正式的治史机构党史研究室,份内事又是什么呢?当然还是记史,但不是记当下,而是记过去,当代人不写当代史。历史需要沉淀,沉淀了才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正因为如此,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直到80年后的2002年,才有了一部真正具有“正史”价值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个第一卷的时限是1921年至1949年,记的全是解放前的事。
2002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真是隔行如隔山,同在机关工作,我过去对党史部门的认知,却如此驴头不对马嘴,可想而知,机关以外的社会人士,对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产生误解,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曾在中学当过教师,一天,有位中学的老同事来到我的办公室,说有事找我,又神秘兮兮,把我拉到门外偏僻处说话。他说他现已退休,新办了一个高考补习学校,来找我的目的,是要我做他学校的兼职老师。我说,我在上班呢,哪有时间去上课啊。他笑了笑,说,有报酬的,不会比你那点死工资少。看来他是误会了,只得给他解释说,你那个报酬我想拿也拿不着,我自己班上的事都做不完,哪有工夫备课,不备课,那不是误人子弟吗,人家都指望着上大学呢。
他摇摇头,显然没把我的话当回事,“你就不要唬我了,我来之前可是打听过了,你这个新单位叫党史什么来着,名字怪长的,不就是个冷板凳吗?编党史是中央的事,下面的不就是发发书,宣传宣传这点事吗?这书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发,人家都告诉我了,你这里的人一个个都闲得蛋疼……“
“你这都是听谁说的?”我连忙打断他的话,“简直是一派胡言!”本来还要发一通火,想想自己原先对党史工作也有诸多误解,将心比心,渐次释然,想了想,说:“我俩就不要躲在这里说鬼话了,还是到我办公室来,再慢慢说。”其实,说什么都是多余,就把我们的年度工作计划甩给他,让他仔细看看。
同事有一句话还是说对了,就是”冷板凳“。在这里当领导,倒不用担心有谁惦记着你的位子,不像那些热门单位的领导,稍不留意,不定那天就被书记市长身边的红人取而代之。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在这个单位不存在送礼之说,本人自视清高,从不向谁送礼,上行下效,我的下属员工也不向我送礼,过年过节烟酒那点意思账也没有,这在别的单位是难以想像的。但这里确实是个能让人心宽体胖的好地方。
板凳冷,事却不少。编党史不光是中央的事,地方党史就要靠地方上来编,省、市、县都要编写出自己的史书。要编书就得有资料,这不是写小说,必须立之的据。要资料,就要去征集。征集的资料分为三大类: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实物资料。光征集这一项工作,就是个永远干不完的活儿。
我室征集来的地方武装指挥员使用过的望远镜 我室征集的我军在战场上缴获的日军防毒面具 我室征集的解放区各种有价证券和工作证征集来的实物资料,实际上就是文物,革命文物。革命文物是无价的,是不会进入市场的。我有个朋友,热衷于收藏古钱币,那次他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们单位有征集来的解放区货币,便想一睹为快。当我从档案室把这些东西取出来一张一张翻给他看时,他眼睛都直了。看后提出,他想作价收买,或者以别的古钱币交换。我说,你开玩笑吧,这是文物,打死我也不会卖给你的。这件事对我有所触动,家有珍稀不可示之于人,免得让人惦记着,便选出几张放在一起拍成照片,今后若有人一定要看,就让他看照片好了。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革命文物,1959年建国10周年前夕,被南京军区征收,送往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这个文物,就是渡江战役中的“渡江第一船”。由于体积过大,当时的交通工具无法承运,便将船体拦腰锯成两截,分段运输,运到北京后再粘合起来。
进京前的渡江第一船革命文物是党史资料中的实体,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它和文献资料、口碑资料(访谈录)三位一体,互相印证,保证了记史的真实性。
在资料征集基本齐全的基础上,开始进入编写阶段。编写过程一般都要几易其稿,要反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尤其是亲历者老干部的意见。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意见都照收照接,即便是老干部,由于受到年事已高、个人好恶等因素的影响,也难免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党史工作者的责任,就是要始终把握住“以史实为准绳”。
前些年,我们按照中央党史工作的统一部署,开始实施第二卷(1949——1978)的编纂计划。在资料征集得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先编写了一个粗线条的《大事记》,然后发下去征求意见。
一个月以后,发出去的征求意见稿连同反馈的意见基本上都收回来了,只剩下老书记那边还没消息。老书记五六十年代是这里的县委第一书记,后来调别处工作,并在那里离休、定居。我打电话过去问他,寄过去的《大事记》初稿收到没有。老书记说,收到了,还没来得及看。我说,请您务必抽时间看一下,就等您的意见了。老书记对党史工作很关心,编书前还特地赶来参加座谈会,现任书记市长对他也很尊重。
仅仅过了四五天,老书记就回电话了,出乎意料的是,老书记的态度前所未有的严肃,话语中明显带着责难:“这个稿子,我不同意。内容严重失实!”
短暂的静默后,我冷静下来,试探地问:“老书记,您能说具体点吗?”
“大跃进时,我们县根本就没有浮夸风,工作都是实打实的。”老书记也干脆,没有转弯抹角。“你们说的那些高指标、放‘卫星’的事,根本就不存在。这种事怎么能随便写呢?怎么不实事求是呢?怎么……”
一连串的反问我已无心再听,明白问题所在,心里反而坦然了,回答也提高了声调:“老书记,这件事可不是我们凭空想像出来的,档案馆还存有当时的县委文件,白纸黑字在案,红彤彤的大印醒目,这难道还有假吗?难道当时的县委把你这个第一书记架空了吗?背地里又另搞一套?这种情况大概不可能发生吧……”
老书记可能也听出我话中有话,没让我继续解释,十分镇定地打断我的话:“我保留我的意见。我这里写了一份材料,马上寄给你们,我要求,这个材料,存档!”我立即回答:“放心吧,老书记,您写的材料,您不吩咐,我们也会存档的,这是规矩。”
通话结束了,但事情还没结束。老书记不但准备了文字材料,还到处打电话告我的状,一直告到省委党史研究室。我也做好了准备,等着人来找我麻烦。不过麻烦没等到,却等来了市委分管书记和省委党史研究室领导两个方面的安慰,意思惊人地一致:按规矩办。
事情明摆着,全国都在刮共产风、浮夸风,我们这里又不是山高皇帝远的偏僻山区,岂能独善其身。而且县委都已经发出了放“卫星”的专门文件,一些执行这个文件的人还健在,又怎能掩盖得了这个史实。
让老书记光火的那条大事记。这本《大事记》最终定稿出版后,我自己留下一本,并把石匠题写的“秉笔直书”,夹在这本书的扉页处。
零零散散地说了这么多,最后集中归纳一下,算是对我们这个行业认知的普及——
党史部门的职能,就是6个字:存史,资政,育人。存史,就是征集资料,编纂史书。资政,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政治服务。育人,就是以先辈的高贵品德和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教育青少年和广大党员。
党史工作的价值,表现为4个字:以史为鉴。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正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历史这面镜子,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不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克服无数艰难险阻,逐步成长状大,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政党,并胜利地带领全国人民迈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代。
诸位,现在看明白了吧。要了解党史研究室是干什么的,记住这上面10个字就行。
(本文图片,均出自本室。除渡江第一船外,其余都是自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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