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是如何形成的？

        1992年，我即将参加中考。我的父亲在参加考试前的家长会时才发现我的成绩很一般，在此之前我很确定他对我的学习情况一无所知，既不关心也不担心。那个时候可能读完整个小学或初中都不会有一次家长会，而如果中间有家长被老师叫到学校，等待这个孩子的大部分都不会是好事情。我父亲从班主任嘴里得知我考上普通高中都困难，（那时候已经有重点班和普通班的划分了）这时候，他才联系了一个沾亲带故的数学老师对我进行一下辅导，希望能有所提高。在我接受基础教育的年代，补课是真正的补课，是因为跟不上才补。那个时候也绝无专门的补习机构，班里的同学中也从未听说有谁在进行补课。

        而在前几个月，我问了下我的大娃，“你有知道你们班上有谁没在校外补习班补课的吗？”她在脑海里搜索了一会儿，对我摇摇头。

        或许个别也还是有的，但情况和我读书那时候完全相反了，我那时候从没听说谁用补课来超越别人，而今天你不敢相信谁可以不补课还能跟上学校的进度。

         我们一直都在私下诟病，现在你不去补课就别想在学校里正常上课，校外辅导机构俨然成了“影子学校”。而一个孩子如果在成绩上经常垫底，相比较成绩而言，打击更大的可能是心理，而如果一个孩子心理没有了支撑的动力，那几乎就肯定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成绩不理想导致心理受挫-学习热情与动力消失-进一步带来成绩下降。

         从我那时候的全民不补，到现在的全民大补，究竟是什么力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想起来小时候看露天电影的场景，貌似和现在的疯狂有点类似。我小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高端豪华的影院，听说村里放电影，那是比过年还高兴。露天电影，有一片空旷场地即可，也根本没有座位，凳子自带，先到先占。由于无人维持规则与秩序，而各家凳子也不是统一制作，更没有村里标准，于是乎经常也无可避免的出现前面的凳子高于后面的情况，后面的人要想舒舒服服地看到荧幕那就困难了，于是就会站起来，或者想办法抬高自己的凳子。“恶性竞争”自然而然地一触即起！而随着站起来成为抬高自己视线的最高手段，更后面的人开始使用更加激烈与极端的手段，站在凳子上（危险系数开始拔高），爬上旁边的树枝（不但累，还有更大的风险）。

        而这一切换来了什么？有没有使得电影的内容更加精彩？电影还是那部电影，女演员不会更漂亮，情节也来不及改变得更激烈更精彩，大家依然是得到了和原先所以为的坐在凳子上看完这部电影的结果。而真实的“露天电影”往往都会伴随着一些意外情况：身体失去平衡踩翻了凳子，摔伤了自己，还带倒旁边一片，于是惨叫声、谩骂声成为那时候的“尿点”，从树上爬上爬下轻则破衣重则破皮也会有更严重的摔伤，看电影的人付出的代价完全不同而电影依然是那部电影。

        是不是感觉很熟悉？大学还是那些大学，考上大学还是那考上大学，而我们今天付出的代价和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你不跟可以么？或者说这场电影咱们不看了吧！那怎么行，这是无论如何不肯放弃的。

        我也曾经象许多人愤恨的那样把矛头对准高考制度，认为就是因为设了这种唯一出口才导致出现教育的“踩踏”现象。考什么考！素质教育多好，你瞧瞧人家国外，从小玩儿，不照样玩儿出很多天才来？

        虽然“人为筑墙”的确是产生竞争的首要原因，但这高考从1977年恢复以来其制度本身并没有变化，所以也不能说是造成当下基础教育出现极端的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在对孩子的教育领域对“看到这场电影”的心理迫切越来越重。我读书那时候，父母普遍的对孩子读书情况无所谓，虽然也经常念叨要努力学习要加油以后考上大学有好工作有好生活，但肯定没有放在日常生活的首位。我记得我中考前经常复习到夜里十一二点，但我的父母天一黑首先记挂的肯定是正在播出的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导致我现在对它的主题歌还是非常喜爱。

        出现如今越来越激烈的补习竞争，是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有钱了！

        或者说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让我们所注重的事物从以前的吃穿用攀比转移到今天的内实力的比拼。而以前虽然对大学生也很羡慕，但还没有成为一户家庭的标配，没有考上大学不至于很没面子，大概属正常。而今天，如果连大学也考不上，基本上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情，以致于同学会都要考虑考虑是不是找个借口。

        剥开层层外象，出现当下极端状态，其实质和市场规律没有什么区别：需求的极大释放和竞争的千（bù）方（zé）百（shǒu）计（du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