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对我国哲学和我国无科学的深度分析，真的太对了！

秦朝以后，中国思想中没有了人为的路线，之后来了佛教，很长一段时间，国人的心灵徘徊于儒、释、道之间，直到公元10世纪，一批新的天才人物才将儒、释、道三家合一，注入了新的教义，重新输入了民族的魂魄。这种新的教义，就是宋学。其核心主旨是存天理，废人欲。

《大学》中，开宗明义的讲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就这几句，将儒家的生命目的和方法，讲的极为通透。宋代的哲学家采用这些精华，但是加入了佛老思想，提出了天理，以反对人欲，这些存天理反人欲的提出，实际上借鉴了佛家的“法”和“无明”等观念。

宋代以前的儒学认为人性本善，善是个种子，是个萌芽，或用孟子的话讲是一个“发端”，我们要做的就是用心培养，发展和完善她。但到了宋代，天理是完全的实体，认为是人的欲望把天理给遮蔽了，因此，只有清除了人欲，真正的善心才会像钻石一样放出光芒。人并不需要保持一种完全否定生活的状态，他需要做的就是按照天理来生活，而且只有在天理中生活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完善。

如何获得天理呢？宋代的理学家们认为就是格物，但什么是物呢？中国人理解的物是不是像西方那样的自然和科学呢？很显然，不是的。在宋代新儒家那里，物指的是一切外界的物和事。如果我们一下子把一切事物都格了，谁能做到呢？按照朱熹的理解，物还可以指我们心中的现象或者对生活的印象。无论是朱熹，还是二程，实际上都意识到了经验的基础和物质应用的可贵，但是遗憾的是，他们的思维还是停留在认识和控制心灵上，而对技术和物质领域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不然中国现在的科技水平，肯定要比欧洲更发达和先进。

何为善？西方从外部理解，而我们从内部

人类历史中，中世纪的整个欧洲一直在基督教的统领下力图找到幸福和善的本质，对此，圣·奥古斯丁认为人活着最大的目标就是追随上帝，进入上帝之城，这样才会获得幸福。而近代的培根以为，所谓的幸福在于人力，在于人本身的努力。简单点说，西方在追求善的过程中，实际上分为了两派，一派认为通过人心的润化和感化寻求幸福和善，要学会认识上帝，为了得到他的帮助而祈祷，这派可称之为唯灵派。另一派是自然科学派，认为要获得幸福和善，就要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甚至于征服和控制自然，此派可称之为唯物派。

而当时的中国，更倾向于前者，宋代的儒家也是力求认识隶属于我们内部的东西，即在心灵内部寻求永久的和平和善。这种倾向导致了什么结果呢？就是把科学给彻底遗忘和放弃了。

很早以前，有人就问过，科学有什么用？对此，笛卡尔给出的答案是：确实性。而培根的答案是：科学知识是力量的代名词。但如果用唯心者的观点看，这两个答案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心里的东西是无法做到确实的，这个人心里想的是这样，那个人心里想的是另外一个样子，怎么能做到确实或肯定呢？心里的东西很难确实，大都是含含糊糊，永远不会像1+1=2那样肯定。比如人内心的情绪。

伯格森就曾经说过，欧洲之所以发现了科学方法，掌握了很多科技发明，是因为现代欧洲科学是从物出发，而不是从心出发，正是从物的科学，欧洲才养生了精确、严密和苦苦求证的逻辑看世界能力，把哪些事物归于可能的，哪些归于确实存在的，他们已经形成了基本的统一和良好的习惯。而这些，却是中国极度缺乏的。

可见，中国在民国之前之所以没有科学技术，是因为中国思想从心出发，从个人自己的心里所想出发，而这些并不确实，也无法统一。如果中国人从一开始就遵从墨子的善即有用的思想，或者是荀子的制天而不颂天的思想，那么我们可能很早就有科学了。当然这也只是猜测而已。但是墨子的部分思想确实彰显了中国科学最早的萌芽，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再者，中国哲学家喜爱的知觉的确实，不是概念的确实，因此他们无法把具体的所见所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科学发明或科学创造。说白了，中国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在一切哲学中，中国哲学最讲人伦日用，而西方哲学以清楚的思想、确凿的数据求证、科学的知识为其发展的根基。

为何欧洲在中世纪后期，能够将注意力从天上（基督教）转到人间，而中国却没有在那个时候由内转向外呢？这可能跟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有关。

西方的中世纪，人们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侍奉上帝，但上帝是外在的，人不再是一个自足的存在，而是成为了一个带有原罪的人。由此，那时的欧洲也是不重视自然科学和自然现象的，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安排，只需重视上帝即可（就连更早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其用逻辑和科学求证的方法研究自然现象，目的也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但到了近代，这种认识转变了，西方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开始把认识外界自然和证实外界理性当做了目标，把上帝换成了自然，把创世换为了机械和其他众多自然发明，从认识内心转为了认识外在。所以，这注定了他们会有科学，会为了确实性和力量性假设人性不完善。人是愚蠢的、柔弱的、无助的，这个假设很伟大，因为为了变得完善、坚强和智慧，就需要人为加上一些东西，即知识和力量，需要社会、国家、律法和道德，人一旦有了这些，就有了获得幸福和善的资本。此外，还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上帝的帮助，所以我们现在理解的上帝，都是经过西方人格化后的上帝，与最早犹太人信奉的上帝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信念或仪式甚至是相反的。

但科学和物质发展就一定能解决幸福和善吗？答案是否定的，纵观现在的西方，依然没有能很好的解决掉善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因为自然一旦过度征服或控制（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异常、地球资源过度开采……），就会反过来惩罚人类。按照宋代儒学的理解，如果万物永恒的皆备于我，我们又何必向外在世界寻求幸福和善呢？所谓的公道和正义，是不是只在人心呢？西方所孜孜以求的科学的确实性和力量，究竟对我们的幸福和善有什么作用呢？

结语——

用抽象、一般的语言来谈论事物，是有一定危险的。如果你能意识到这种危险，你就不会轻易的下定论。如果把西方比作一个人，东方也比作一个人，那前者是外向的，后者是内向的。西方总是强调我们有什么，而我们强调的是自己是什么。如何把二者调和起来，做到身心都幸福，这是一个无比纠结的大问题。

无论如何，中国现在的科技已经迎头赶上了，发明专利也在逐年增加，中国人从历史中总结的经验和教训不会白总结，也许在整体把握人生和世界方面，我们的认知仍需要完善，但如果人类想要和平共处，想要变得更加开放和智慧，想要得到他们内心的平和和幸福，他们必须来转过身关注中国的古代哲学智慧。如果他们不，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心力也不会白费，因为这种失败的本身会警告我们的子孙后人不要在人心的荒原上过多浪费时间，他们定会朝着幸福和善的路上，勇敢的转向，之后坚定的继续求索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