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项原来不读书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这是唐代章碣的“焚书坑”。读史多了，又过了不惑之年，人很容易顿悟。许多以前云里雾里不怎么明晰的道理，忽然如电光石火般，在脑海中变得分明起来了。明白了事理，世事固然清晰了，但也丑陋甚至可怖了。

    例如曾国藩，近些年很受国人的推崇。按照史书所载，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但其最大的功业，无疑是击败太平军，挽救满清于即倒，为后来的回光返照般的“同光中兴”打了一针兴奋剂。

    但是不用讳言的是，“曾剃头”这个绰号曾经戴在这位文质彬彬的封疆大吏头上。其胞弟曾国荃就曾说过，一生快意事，就是杀人如麻，挥金如土。而以曾国藩为师的李鸿章杀降更是让人发指。一声号令，已经投降了的上万太平军将士，就丢了脑袋。苏州杀降惹得自以为文明的洋枪队的统领英国人戈登都勃然大怒，要到处跟李鸿章拼命。

   一位刚投奔曾国藩的太平军叛将，和曾尚未谋面，但曾闻及此人“杀人如麻、爱兵如子、挥金如土”，惊叹“真良将也！”初读这段史记，惊讶以至于怀疑。现在再想，原来曾也是同道中人，因而惺惺相惜！

    当然，非常时期必行非常之事，身处战乱有不得已为之的难处。但是，在太平军大势已去的苏州之战及其此后的攻陷金陵，犹然大开杀戒，不改嗜血恶性。有道理吗？抑或本性如此？！

    读史一多，才发现古之名将，嗜血者多矣。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白起坑杀降卒四十万；项羽于邯郸之战后，杀秦降军二十万。都是史册上的惊人怖人之行。西汉之霍去病、安史之乱之李光弼、明代开国之常遇春，这些彪炳史册的名将，都以性严厉（残忍）出名。

    古之用兵，以至于治民，所谓恩威并用。但其实，何以为威？杀鸡儆猴，多杀无辜，足以立威！何以为恩，不杀之则为恩，赦之以买恩！譬如养恶犬以噬人，邻人相惧，道路以目。一旦约束自家之犬，不再随便噬人，邻家多以为幸，赞之以恩。养恶犬之原罪，何人追究？

    人是可以圈养的，这是心理学已经得出的公论。于是先驱之以暴，人多屈服。然后驱之以少暴，人忘其仇，苟且之心渐起，渐渐被驯服。于是古代君王，多伴以酷吏当道。先以酷吏打杀拷掠，冤狱横生，制造一种人人惧怕的气氛。然后帝王再出手，赦免施以恩惠，令被赦免者感激涕零，不胜惶恐。酷吏虽然做恶多端，广招民怨，偶受君主训斥甚至罢免，但是其忠心与苦衷根治主人心里，多免于祸。

    再回到将帅身上。古之英明君主，知人善用，用将帅时多搭配一恩一威。汉武帝之卫青霍去病，安史之乱之郭子仪李光弼，明开国之徐达常遇春。前者多宽仁厚物，后者则严厉勇猛。前者如水，以施恩；后者如火，以立威。前者多以帅名，后者多以将显。于是相得益彰，各尽其才。因为明君知道，仅靠嗜杀，不足以平天下，安民心。前者长平之坑，并未如白起所设想的，震服赵国，反而引起信陵君窃符救赵之一幕，五国联军于邯郸城下击退秦军。项羽坑杀秦卒，致其尽失秦人之心。当刘邦暗渡陈仓时，三秦奉汉为主，关中成为楚汉争霸时汉王的大本营。

    所谓仁义之师，多是溢美之词。师怀仁心，不容于杀戮之场，难立不败之地。因此，胜者多为虎狼之师。宋末元军灭宋，攻下苏州后两名元军士兵因为拿了百姓家的斗笠抗雨，为统帅伯颜所斩杀示众。史书于是捧元军为“仁义之师”。殊不知在灭宋之战中，虽然较之两次蒙古西征，蒙古人不怎么屠城了，但毕竟也不绝于史书。仁心一起，祸莫大焉。如项羽鸿门之放刘邦，苻坚之佑慕容。

    戊戌变法中毅然走上刑场的谭嗣同，是位清醒的思想家。他在《仁学》中说：“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两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暴力压人，谗言媚上，是两千年的常态！

    人性贪婪，软弱，苟且自满，因此驱之以暴，诱之以利，绐之以愚。可以成事！真真可怖！

    不过，报应之说，对于嗜杀者，性恶者，机心者，足为约束。机心太多，做恶过甚，杀戮太烈，必然违背天道。白起临刑而悔长平之戮，项羽之新安杀秦卒成为楚汉争霸时一大污点，霍去病、常遇春均暴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观之于卫青、郭子仪、徐达，可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