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前夜》
《三国前夜》
01.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王莽，刘秀和他的子孙在设计东汉的政治制度时，设置了三重防范机制，分别对应王莽身上的外戚、三公、儒生这三个标签。但这套“理想政体”，在东汉中期以后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最终在汉末走向了崩塌。
02.在东汉，熟读经典的“士”和出将入相的“大夫”真正挂上了钩，形成了士大夫这个新阶层。士大夫奉儒学为圭臬，为皇权服务；皇帝也必须按照儒学行事，才能赢得士大夫的尊重。儒家礼教成为帝国的精神内核，影响了之后上千年的历史。
03.梁冀和汉桓帝，是破坏东汉政治制度的两大罪魁祸首。在他们治下，东汉的皇权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和儒家士大夫完全站到了对立面。这是东汉衰亡的重要原因。
《三国前夜》副标题叫“士大夫政治与东汉皇权的崩解”，东汉政权的瓦解，三国乱世的到来，和士大夫有关。这是怎么回事呢？
先回到东汉王朝的开端。
作者张向荣上一部专著《祥瑞》的主人公是王莽，他以外戚和儒生的双重身份，在公元9年篡夺了西汉政权，登基称帝。但王莽的统治并没有维持很久，汉朝宗亲刘秀利用纷乱的时局，兴兵举义，在短短几年内扫平各方势力，恢复了汉朝社稷。这就是东汉的由来。但刘秀的考验并没有结束，因为王莽的例子显示：西汉中期兴起的儒家学说，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它对秦朝开创的律法政体形成了挑战。另外，王莽身为外戚，竟然能一路平步青云，兵不血刃地篡位成功。这显示，西汉的权力制衡机制也存在严重的缺陷，亟需改进。
为了避免出现第二个王莽，刘秀和他的子孙在设计东汉的政治制度时，可谓煞费苦心。皇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它不仅削弱了外朝，还牢牢控制了武装力量，对外戚势力形成了钳制。儒学也不再是政治上的威胁，因为它被巧妙地吸收进了国家机器。一个人是否推崇儒学，是否按照儒家道德行事，成为他能否出仕为官的重要考核条件。上至皇帝、百官，下到郡县里的年轻才俊，都尊奉一套标准化的儒学经典。秦朝和西汉的“律法帝国”体制，现在得到了儒家礼教的助力，两者相辅相成。儒家士大夫这个群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在人事和舆论层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么一套新体制，总该延续得长一点，总该能确保长治久安吧？偏偏并没有。东汉政局的诡谲怪诞，比西汉还要夸张。皇后专权，西汉只有吕后等两三例，东汉却几乎代代如此。外戚出身的梁冀，公然毒杀皇帝，死后抄没的家产相当于铜钱30亿。宦官成为重要的政治势力，也是在东汉。他们不仅操纵皇帝废立，还替皇室打理私人财富。士大夫与王朝的联盟，也从最初的亲密无间，走向了决裂和对抗。两次“党锢之祸”，成为汉末乱世的先声。而从刘秀复国成功，到董卓把持朝政，东汉在政治上比较有序的时间，只有160多年，比此前的西汉短了整整半个世纪。
为什么纸面上极尽完善的东汉体制，实际运行起来，却出了这么多问题呢？皇权和士大夫，为什么会从盟友走向对立？在《后汉书》里被塑造成反面典型的桓、灵二帝，真的是单纯的昏庸之辈吗？
01.“理想政体”的憧憬
儒家学说形成于春秋末期。西汉武帝时，朝廷开始大量任用儒生为官，史称“独尊儒术”。但西汉中后期的儒学，充斥着“天人感应”、谶纬之学等等带有神学色彩的成分，和我们今天理解的四书五经并不一样。谶纬之学的特点，是重视预言、灾异和祥瑞，它对政治稳定未必是好消息。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时，就借助过谶纬的力量。光武帝刘秀在建立东汉时，也用流行的图谶给自己造过势。换句话说，篡位、造反，都可以用到谶纬。
王莽可以说是东汉开国之际，皇权最恐惧的一个幽灵。王莽明明只是一介书生，却篡夺了西汉绵延200多年的社稷，而且不费一兵一卒，这也太可怕了。因此，预防下一个王莽出现，就成了刘秀和他的子孙，在设计东汉政治制度时，最核心的关注点。王莽身上有三大标签：首先，他是西汉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侄子，属于外戚。其次，他做过大司马，是“三公”之一，还握有兵权。最后，王莽更是精通谶纬之学的儒生，有一整套政治哲学。
针对这三大标签，东汉的前三代君主，设计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当初，王莽的家族靠着老太后王政君，连续三代都能得宠，为篡位打下了基础。而刘秀在崛起过程中，同样得到了南阳的阴氏、邓氏，河北的郭氏以及西北的马氏、窦氏、梁氏六大豪族的支持。这六家人都是武将出身，本身男丁兴旺，又都想把自家的女儿嫁给皇位继承人。假以时日，其中难免会出现窥窃神器的野心家。有鉴于此，刘秀的孙子汉章帝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从他这代开始，皇后必须从六大家族里轮流产生，不使一家独大。六大家族也要相互联姻，形成制衡。大家都是一家人，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自然就没了篡位的动力。反过来，皇帝敲打起外戚来，也非常雷厉风行。像汉章帝即位以后，马上把他的三个舅舅打发到地方上，防止他们在京城经党营私。不定期转移恩宠的对象，成了东汉的帝王心术，相当常见。
第二项防范措施，是针对三公的。中国古代的君权与相权之争；西汉后期设置的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这三公，对应的就是相权，合称“外朝”。刘秀为了弱化三公的权力，把它们的头衔改成了太尉、司徒和司空，去掉了“大”字。东汉的三公依然是处理日常政务的高级文官，但职权相当分散。特别是负责军政事务的太尉，必须是文官，和出身武官、负责指挥的大将军形成制衡，这样就避免了一人独揽军务，把最终决定权交到了皇帝手里。皇帝还经常以“灾异”现象，比如地震、日食等作为借口，罢免三公的职务。可以说，三公的地位虽高，根基却不稳。
除了削弱外朝，刘秀还设置了尚书台，作为皇帝直属的文书机构，通称“中朝”。皇帝颁布的诏书、朝廷的人事任免，甚至将领调动兵马的命令，都要经尚书台加盖印信才能生效。可以说，这是一个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小内阁”；它既是信息枢纽，又是秘书室。就连三公也得加上“录尚书事”的头衔，申请定期到尚书台值班，才能与闻机要，参与真正的决策。但尚书台的官员都是文人出身，品级不高，和豪门大族也没有渊源。他们既架空不了皇帝，也没法真正替代外朝，只是一群“工具人”：这意味着他们不会威胁到皇权的地位。更何况，皇帝身边还有一个由宦官当家的“内朝”，这是外朝和中朝都鞭长莫及的。皇帝却可以在三个集团之间大搞平衡术，把实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第三项防范措施，指向的是儒学。王莽上台之前，就用谶纬学说给自己营造过合法性。他在位的十几年里，更是忠实地按照儒家学说，制定政治典章。王莽虽然败亡，儒学在读书人中却已经深入人心，不可能倒退回去。针对这种情况，汉章帝决定先将儒学标准化、统一化，再把它收为己用。
公元79年，汉章帝在洛阳的白虎观召开了一次大型学术会议，参会的除了儒学名家和朝廷官员，还有地方各郡的饱学之士。这场会议开了好几个月，办了两件大事。一是对流行的儒学观点做了盘点和统一，把它们整合成了一套旨在维护皇权，促进稳定的系统理论。像“三纲五常”，就是在这次白虎观会议上，被拓展成严丝合缝的理论的。按照这套理论，孝顺父母和忠于皇帝，在精神内核上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把公德和私德统一了起来，防止有人打着儒学旗号，质疑皇权的正当性。另外，白虎观会议还统一了对谶纬之学的解释。以后，不是所有人都能拿“灾异”和“祥瑞”随便说事了；它们只能由朝廷按照标准版本，做出诠释。会议形成的结论，由汉章帝亲自过目，再编成《白虎通》一书，在全国广为传播。
《白虎通》堪称“礼教中国的基本法”。它在意识形态上，把儒学和皇权嫁接在了一起，使儒家礼教成为帝国的精神内核，影响了之后上千年的历史。但光有这套理论还不够，还得让儒生看到：熟读经典，能帮助他们出仕为官，登堂入室，他们才会有动力践行和传播儒学。因此，东汉王朝把儒学变成了人才选拔的重要标准。
当时还没有科举制度，朝廷在中央和地方实行征辟、察举两种选官制度。这两种制度，决定权把持在高官和望族手里，倾向性非常强。不过，从东汉第八位皇帝汉顺帝开始，征辟和察举加入了考试环节，考的就是儒家经典和文字功夫。另外，朝廷还规定：只有年满40岁才能被举为孝廉。这意味着，即使是地方望族的子弟，也必须沉潜多年，熟读儒学典籍，对礼教了然在心，才能出仕。另外，汉顺帝还在首都洛阳重建了太学，作为全国最高教育机构，专门培养后备官员。太学每两年举办一次“明经”考试，成绩优异者可以直接授官，名气大的还会被高官延揽，成为他们的僚属。当时，不光平民家庭的才俊能靠奖学金入读太学，全国中级以上官员的子弟，都必须强制入学。洛阳太学最鼎盛的时候，居然有3万多名学生。他们每天点评时局，憧憬着自己未来的前程，是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到了东汉这一朝，熟读经典的“士”和出将入相的“大夫”才真正挂上了钩，形成了士大夫这个新阶层。士大夫奉儒学为圭臬，为皇权服务；皇帝也必须尊崇儒学，按照儒家礼教行事，才能赢得士大夫的尊重。困扰东汉王朝的王莽幽灵，经过这一番操作，好像终于被驱逐了。
东汉的这套“理想政体”，当真无懈可击吗？
东汉政治制度的缺陷，恰恰是从它的三项防范措施里滋生出来的。先说外戚。刘秀和汉章帝为了避免一家独大，搞出了“六大豪门轮流出皇后”的安排。按照西汉留下的传统，在位的皇帝如果早逝，储君年纪又小，皇后是可以临朝称制，执掌大权的。假如上一代皇帝没有子嗣，又没有指定继承人，那皇后还可以决定皇位接下来的归属。这样一来，皇后就具备了非同小可的政治能量。但皇后身为女性，不能随便召见大臣。她要掌控朝政，除了把自己的亲属提拔到外朝，就只能信任内宫里的宦官。而六大家族联姻的惯例，虽然避免了一门专宠，却也导致几大寡头建立了松散的联合阵线，共同影响朝政。结果，东汉外戚的“保质期”虽然比西汉要短，巅峰期的权势却丝毫不减，还出现了了皇后尾大不掉的新问题。宦官势力的崛起，也和皇后对内朝力量的倚重有关。
三公。刘秀设计的制度，是用尚书台这个中朝，牵制外朝三公的权力。但中国古代史一直有一个怪圈，那就是：只有权力意识明确，又年富力强的皇帝，才摆得平整个行政机器，并确保实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对个人素质的要求太高了。一旦皇帝精力不济，或者缺乏经验，政局就会出大乱子。东汉的情况也不例外。它的14位皇帝，有11位是年少即位，根本没有经过足够的历练。小皇帝成年以前，实权掌握在太后手里。等到他最终登基，中朝和外朝已经充斥着前朝旧臣或者太后的党羽，他压根就信不过。而把这批人换一遍，至少需要10年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尚书台这个机要部门，往往沦为外朝的附庸，起不到制衡作用。要是皇帝想尽快夺权，他要么只能信任身边的年轻宦官，要么就得扶植六大豪门里的新势力，制造新的政争。这显然背离了刘秀当初“求稳”的出发点。
儒学的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白虎观会议之后，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它颠覆政权的问题是不存在了。但儒生对皇帝和百官，也形成了监督压力。他们可以引经据典，批评政府的过失。尤其是洛阳太学，这里云集着名门子弟和声名卓著的大儒，其中一些人还和中央、地方的高官有直接联系。换句话说，太学发出的声音，不仅会影响民间舆论，对现实政治也有直接的推动力。本书作者认为，在东汉，皇权和士大夫看上去变成了“一家人”，但彼此间微妙的张力依旧存在。这些先天存在的制度缺陷，也是东汉这个“理想政体”逐步走向倾颓的深层原因。
02.皇权的变异与“党祸”
在前8位皇帝治下，东汉政坛虽然也出过一些风波，有过早夭的小皇帝和跋扈的外戚，但并没有经历多么紧张的危机。110多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到了公元144年，第一个麻烦冒了出来。29岁的汉顺帝意外病逝，太子刘炳还不到3岁。顺帝的皇后梁氏升格为太后，开始执掌实权。这位梁太后熟读儒家经典，不是无能之辈，可她最倚重的两位大臣，却在互相较劲。第一位是太尉李固，他个性正直，声名达于天下，是儒家士大夫的代表，也是外朝的掌控者。第二位是大将军梁冀，他是梁太后的哥哥，不仅飞扬跋扈，还睚眦必报。梁太后想让这两个人合作管理中书省，结果自然是一地鸡毛。
小皇帝刘炳刚即位4个多月，就得了重病，危在旦夕。从宗室子弟里选谁来当新皇帝，瞬间成了难题。按照李固的想法，汉家的新天子，应该是符合儒家标准的“贤君”，最好年纪大一点，有一点政治头脑。他主张立年长的清河王刘蒜。梁冀中意的则是7岁的乐安王世子刘缵，原因也很简单：新皇帝的年龄越小，梁家继续把持朝政的机会就越大。两位候选人都被召到洛阳，他们等到了刘炳去世的消息，却一直没有被告知，谁才是那个幸运儿。东汉的皇位就这样空缺了19天。
李固和梁冀每天都在争执，居中调停的梁太后却先扛不住了。她意识到，自己承受不了皇位长期空缺的后果。而如果继位的是年长的刘蒜，太后临朝称制的权力就会在短短几年内被收回。根据六大豪门轮替规则，下一任皇后是不能出自梁家的，自己的家族至少要失宠几十年。梁太后的自私心理占了上风。她顺从哥哥的意见，选择了刘缵。这就是东汉的第10位皇帝——汉质帝。
万万没想到，汉质帝虽然年幼，却极有主见。他不仅得到士大夫的拥护，还公开质疑梁冀，说他是“跋扈将军”。梁冀一怒之下，干脆毒死了即位还不到一年半的质帝。这一回，他直接踢开外朝，勾结内朝宦官的领袖曹腾，把自己的准妹夫、14岁的蠡吾侯刘志推上了帝位。曹腾就是曹操的养祖父，刘志则是臭名昭著的汉桓帝。为了杜绝后患，梁冀还把士大夫集团的领袖李固、杜乔先后下狱，罗织罪名杀害。民间舆论一时沸沸扬扬，对朝廷产生了质疑。
到这时为止，东汉在不到3年里，已经经历了4位皇帝，其中两位是梁氏家族挑选的，其间还发生了大逆不道的弑君事件。所有征兆都显示，东汉的“理想政体”，在特定条件下是会崩溃的。外戚只要搞定内朝宦官，再让执政的太后保持中立，那三公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尚书台这群“工具人”，只会和强者站在一边。至于汉章帝定下的轮替规则，它并不是成文的法律，对梁冀这样的挑战者毫无办法。士大夫倒是有点骨气，但只要没了领头的，还是一盘散沙。
防范措施陆续崩溃以后，梁冀就成了东汉权势最大的外戚。但他不像王莽，没有系统的政治理念，成天只关心聚敛钱财，修建私邸。13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梁太后已经去世，汉桓帝也到了亲政的年纪，可梁冀丝毫没有交出权力的意思。结果在公元159年，就发生了东汉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宫廷政变之一：27岁的皇帝领着5个宦官，让尚书台拿出调兵的符节，拼凑了1000多禁军，包围了梁冀的府邸。梁冀夫妇当场自杀，大权重新回到了皇帝手中。
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里，把桓、灵二帝并列，视他们为东汉灭亡的罪魁祸首，我们有时就会想象，这两个人都是愚蠢庸碌的昏君。其实并不是那样。汉桓帝的权力嗅觉异常敏锐。他精准地发现，梁冀虽然贵为大将军，却没有单独调兵的权力。只要兵符还在尚书台，只要皇帝身边有5个忠诚的宦官，能挟持尚书台，再招来1000个禁军士兵，那跋扈如梁冀者也不过是纸老虎。汉桓帝悟了：原来权力的游戏是这么简单！控制了关键节点，就掌握了全局。他马上下令，捕杀梁冀在外朝的党羽，并彻底废止六大豪门的皇后轮替制度。他要重新光大皇权。
问题是，汉桓帝虽然有极好的权力感觉，却和梁冀一样不学无术。他对儒家的道德理想根本不关心，只在意如何抓牢权柄。外朝的三公变成了彻底的边缘人，他们没有获得“录尚书事”的权限，参与不了核心决策。宦官成为政治新贵，地位最高的10个中常侍架空了外朝，成为事实上的行政发令者；地位稍低的20个小黄门则入侵了中朝，篡夺了尚书台的权力。皇帝不需要当初的三重防范机制了，他靠着几十个宦官，就可以有效地操纵帝国的权力机器。
外戚和皇后靠边站了，外朝和中朝被削弱了，东汉“理想政体”的第三道防线儒生又去哪儿了呢？其实，他们并没有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前面说过，梁冀当政时，迫害过李固、杜乔等人。有名望的士大夫，一部分选择和光同尘，另一部分则离开首都，避居地方各郡。梁冀倒台之后，他们重新恢复了活跃。公元166年，士大夫集团以太尉陈藩、司隶校尉李膺为首，上书汉桓帝，批评他对宦官过于放纵。桓帝在宦官的支持下，污蔑李膺等人“共为部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将李膺和他的200多位支持者抓捕入狱。这就是汉末的第一次“党锢之祸”。“党”这个字眼在古汉语里带有贬义；宦官集团的意思是，士人结成了一个谋取私利的政治小团体，企图削弱皇权。
以往的许多历史著作，把党锢之祸评价为“清流”士大夫与“浊流”宦官的斗争。也有观点认为，宦官作为皇权的附庸，是在和代表相权的“党人”争夺权力。这两种观点都不全面。“党人”争的不是相权，他们希望恢复的是东汉初年士大夫与皇权共治的状态，用儒家礼教和制度安排来约束皇帝。而汉桓帝并不是儒学的信徒，又尝到了假手宦官直接干预朝政的畅快，当然不甘心放权。如果说梁冀是破坏东汉政治制度的第一大罪魁祸首，那汉桓帝刘志就是第二大。在他治下，东汉的皇权发生了深刻的变异，它和儒家士大夫完全站到了对立面。大动乱为时不远了。
03.汉末乱世的降临
公元168年，在位21年的汉桓帝死了。他没有子嗣，由堂侄刘宏继承帝位，史称汉灵帝。灵帝即位时只有12岁，他背后的操盘手是皇太后窦氏和新的外戚家族。窦氏的父亲、大将军窦武秘密联络了士大夫集团，准备尽诛宦官。不料他们谋事不周，被宦官抢先发难，逼迫窦武自杀。李膺、杜密、翟超等100多位儒生出身的前高官，事后都被罗织罪名处死。各州郡受到牵连，被逮捕、流放、拘禁的儒生，更是多达上千人。这些人五族之内的亲朋故旧，凡有为官者，一律被免职，禁锢在家。这就是汉末影响深远的第二次“党锢之祸”。
第二次党锢之祸最大的影响，是士大夫从此远离了宫廷政治，开始寻求在地方州郡重新建立根基。东汉的士大夫其实是一个松散的群体，他们通过儒家学说连结在一起。在政治上，士人的出路要么是加入外朝和中朝，充当中央官吏，要么是担任官员的僚属。总之，他们必须被吸收进权力机器，才能一展抱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中朝和外朝已经残破不堪，皇权不再需要儒学的加持。士人们只能回到原籍蛰伏，一边观察形势，一边等待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已经消沉，更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日后在汉末乱世中，曹操、刘备等政治新贵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在地方州郡组建属于自己的政治班底，靠的就是这群士人。他们只是转换了效力的对象而已。
至于落入宦官手中的汉灵帝，他和之前的桓帝一样，也有基本的政治敏锐性。风光一时的大宦官侯览，就是被他亲自铲除的。但灵帝的个人眼界，却比桓帝更加不堪。他很快起用了新的宦官势力“十常侍”，放任他们卖官鬻爵，为自己聚敛私产。曹操的父亲曹嵩，就花1亿文铜钱，买到了太尉的官位。像三公这样的外朝要职，居然可以明码标价，可见当时的政治已经堕落到了何种程度。而汉灵帝贵为天子，成天惦记的却是私财，又是何等的粗鄙可笑。
正是在士人离心，皇权堕落的氛围下，东汉王朝的生命走向了倒计时。随之而来的是纷乱的三国时代和西晋的短暂统一，以及南北朝长达200多年的大分裂。皇权和儒学，在历史的长河中，重新寻找着自己的合适位置。最终，在时间推进到隋唐以后，出现了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新的权力和选官安排。中国的政治大一统图景，在翻过东汉这一页后，也以新的形态再度出现了。
以往阅读东汉这段历史时，关注的往往是一头一尾。“头”是刘秀开国的个人传奇，“尾”是汉末三国的英雄故事，中间的部分则所知不多。东汉从中兴到衰颓，背后有着复杂的权力逻辑。为了避免重蹈西汉的覆辙，刘秀及其子孙设计了复杂的政治制度，企图使皇权和儒学结成同盟，律法与礼教并行不悖。但这种理想化的设计，显然敌不过皇权本身的固有逻辑，也躲不开封建王朝一再重复的周期律。但东汉这场失败的政治“试验”，又为隋唐以降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和教训。历史总在持续的演化当中，即使是失败的尝试，依然会留下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