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态度，不同结果

受朋友的委托，准备找一位心内科专家出庭，作为专家证人，就一些专业的问题，回答一下仲裁委的提问。

案子是这样的。

一位保险人，在保险期内死亡。保险公司认为，被保险人是属于疾病死亡，可以赔付二十多万元，而家属认为，是属于意外死亡，向保险公司索赔一百多万元。就此，产生纠纷，申请人是死者家属，申请仲裁委进行仲裁。

保险公司的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出庭，但涉及到成人疾病的死亡问题，我的儿科专业，就显得有些捉襟见肘了。

我先找到一位民营医院的业务院长，她认真地看了我拿给她的所有材料后，和我分析了这位被保险人的病情和死亡当时的很简单的记录，我们都认为是疾病死亡的可能性，要大于意外死亡的可能性。但这位院长朋友，不愿意出庭，她认为，医师的几句话，就可能把几十万元的保险费给说没了，她于心不忍，坚决不出庭，让我再找其他人。不过，她还是给我分析了被保险人死亡的可能性。顺便说一句，这所民营医院的患者很多，这位心内科院长的患者也是排着长队找她看病，包括我认识的人，都是找她给看。

具体细节是，这位死亡的被保险人，是在冬天的凌晨出的问题，家属零时五十分打的县里的急救电话，救护车是在一时零四分达到的。

据保险公司给我提供的资料，也就是院前急救记录显示，急救人员到达后，患者呼吸、心跳均已消失，心电图呈一直线，所以，急救人员一时二十八分就离开了。

我还有一份资料，就是被保险人九年前，在一家市级综合医院，因为心肌梗死就诊时的病历。除此之外，我也没有任何其他资料了。

当我找到另一位公立医院也是业务院长的朋友时，她连所有的资料都不看，只是一个劲地问我患者的病史，我说你先看资料，看完我再告诉你情况。可是，这位靓妹就是不听，只是问我病史。

说句实话，我所知道的，也就是保险公司的朋友提供给我的那些材料，其他的资料，我也没有。

说实话，保险公司的朋友，就是让我们在这些材料中，去伪存真，去除噪音，找到有用的信息，那就是找到被保险人最大的可能的死亡原因，到底是意外死亡，还是疾病死亡。

那位公立医院的院长朋友，只给我提供了这位被保险人是“猝死”的信息，比起那位民营医院的院长朋友，在我的心目中，二人的差距更本就不是一点点，而是一个数量级。据我所知，这所公立医院，平时患者就诊的就少，真正找这位心内科院长看病的人，更是寥寥无几。

我想，作为一名医务人员，听取患者的病史，固然很重要，但如果对方不能给我们提供病史时，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不看病了吗？我们就是要从有限的、零碎的、杂乱的信息中，找到我们所需要的，再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确定一种疾病，或者可能性最大的疾病，给予相应的治疗，并判断出治疗效果和预后。这才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员的价值所在，也是我们这些专业人员的能力体现。

如果不能静下心来，认真研读手中的资料，只是心浮气躁地、一味地要求提供病史，提供全面的病史资料，如果没有，那就不工作了吗？我也知道，一个人的病史很重要，可以说，重要到一个人的生死。但是，如果患者或家属，真的提供不出病史，那该怎么办？

在二战期间，盟军和德军都对情报战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最终，还是盟军用多种情报，骗过了德军的监视，让德军相信盟军会在加莱这个地方登陆，结果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使二战趋势发生了逆转，最终打败了德国，取得二战的胜利。

由此可见，情报，其实就是信息，在医学上也就是病史的重要性。

我们的态度应该是：尽量从各个方面、不同途径、所有环节，来搜集信息或病史，尽量使信息或病史全面化。如果实在不能得到有效的信息或病史，那就要利用好已经得到的这些信息或病史，去伪存真，再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得出我们认为较为正确的结论，或者可能性最大的结论，这是对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最最起码的要求，也是其能力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