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盛世，亦须用重典

2018-03-29 本文已影响142人精气神806

1，人人都知道治乱世需用重典，也就是需要下猛药，才能矫枉过正。

典故见《周礼、秋官、司寇》，有”刑乱国、用重典“之说，上下文如下：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2，古代王朝在开国之初，为了建立新朝秩序，往往开始用重典把纷乱的人心给固定到一个王朝希望的轨道上。

最为甚者，莫过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朱元璋的诛杀功臣，和用重典酷刑惩治腐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惩治李善长一党，不仅是诛九族，朱元璋创造了瓜蔓抄。

所谓瓜蔓抄，就是不论贤愚老少，只要有所瓜葛，一律问斩。甚至于与之为邻的邻居，也受到株连。据说，为了李善长一案，朱元璋就杀了有5万多人。后来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受到株连的人数也都在数万人之上。

3，近代治乱世用重典有创新的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办理湖南团练，练湘军剿灭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就创造了“就地正法”的先例。

因为按照清朝后期的法律，审理定罪为死囚后，要到刑部复审。复审维持原判后，然后等到秋后，天下肃杀的季节，才能问斩行刑。

因为开始俘获的太平军太多，没有地方监押，也因为战事艰巨，胜负未料，所以面临一个两难：无处监押，放了等于资寇。所以，采取了只要确定是太平军，就一律就地正法的权宜之计。曾国藩，也因此获得“曾剃头”的绰号，后来史书也因此称之为刽子手。

到了后来，因为太平军太多，曾国藩的政策也有所调整，有的整建制投降过来的也收入湘军的麾下，然后再去攻打太平军，也不是一味的“就地正法”了。

现代革命时期，蒋介石叛变革命的时候，就曾借鉴曾国藩，也用过对抓获的所谓涉及“革命者”的人，用就地正法的情况。甚至还有“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一段白色恐怖时期。

治乱世用重典的另一面，就是治盛世用轻典，缓刑不杀，体现盛世宽容。

然也有例外，西汉就是一个这样在建国之初就用轻典缓刑而得到天下响应的例子。

1，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西汉之初的黄老无为而治

西汉刘邦建国之后，鉴于秦朝苛政猛刑的过急政策，才十几余年就与天下为敌。因此，采取的修生养息，与民休息的国家治理政策。

应该说，在天下经历了秦朝灭亡，天下楚汉相争，诸侯争霸的十几年大乱后，采取的这是一个最顺民心的国策。

这个国策，得到了天下的响应，也让西汉奠定了四百年王朝的基础。

实际上，刘邦是用与暴秦截然相反的政策，来与秦划清界限，来争取民心。

2，一般朝廷立国之初，往往用法律来给社会立规矩，然后再逐步用轻典

比如，明清建国之初。明朝朱元璋大开杀戒，惩治贪腐和杀功臣。清朝多尔衮立国之初，对于新征服地区大开杀戒，以及后来的圈地，强制汉民扎辫子。

面对反抗，清廷甚至发令“留发不留头”，把满清落后的民俗用刀架到了汉民的脖子上。

到了后来，都采取了一些缓和政策，比如任用汉族官吏，推崇孔孟之道等。

清朝有康永乾盛世，唐朝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两个高峰，然后是不断的大乱，再也没有缓过气来。

康熙属于千古一帝，擒鳌拜、噶尔丹，平三藩，收复台湾。天下平定后，康熙治国开始用缓刑不杀，姑息纵容跟随自己的大臣武将贪赃枉法，然后虽然是盛世，但其实到康熙晚年天下已经被掏空。

都说康熙选雍正即位有猫腻，实际上康熙是因为看准雍正的严苛能够纠正自己的宽纵，寄希望于继任者能够挽救王朝的命运。

应该说，雍正不负众望。用13年重典猛药，硬是把大清王朝弄得有府库充盈起来，朝廷的规矩也开始建立。

可惜，到了乾隆，所谓的“十全老人”，在执政60余年的过程中，又把老爹辛苦13年续上的命，给挥霍殆尽。

实际上，到了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带领英国女王的亲笔信来访的时候，盛世名称下的老大帝国，已经腐朽的不堪一击。

实际上，乱世因为乱，无法立规矩，所以才不得已用重典猛药去疾。

在所谓的盛世环境下，往往统治者不敢用、不敢言重典严刑，因此慢慢民不畏法，然后乱子越来越大，终于不治。

古代自孔子对于治理民众当用宽还是严，就有过思考。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 ——《左传·召公二十年》

这种宽严相济的思路对于上层统治者来说，是从制度设计者的角度来考虑的。对于民众来说，我以为越是盛世太平，越需要为社会立规矩在前面，然后法律钢线在后面。

这样，才能让大多数守法的公民，充分享有法律范围内的充分自由权利不受侵犯。

对于那些不知法者，也因为社会立法的普及，知道法律的威严，不敢挺身试法，因此让自己不犯法。

清朝中兴的名臣胡林翼曾说：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易经上说，小惩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治盛世，亦需用重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