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日本（7） 当代日本——历史与现实

2016年7月，友人赴日考察。

临行前，此人还是一枚资深愤青兼抗日神剧发烧友，半真半假地说此行有三个目的：一是要了解日本地形气候，二是要深入摸排风土人情，三是要明察暗访军事部署，力争把要“鬼子”老巢打探个底掉，为将来可能爆发的“抗日战争”作出力所能及的积极贡献。

近一个月后，友人遍历京都、奈良、东京、箱根、札幌诸城，拎着大包小包满载而归。

一众朋友相约小聚，为他接风洗尘。

酒过三巡，谈及日本之行的感受，友人很是感慨地说，真实的日本人与国内舆论宣传完全不一样，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友人言道，最初踏上日本土地时，着实有些战战兢兢和神经过敏，看谁都像是对华不友好的右翼分子，他们的每一个鞠躬、每一个微笑都被解读为笑里藏刀式的阴险狡诈。

可是，既然在日本，就不得不跟日本人打交道。

抵达东京的第二天，友人一行三人（均不懂日语）想去逛银座商业区，却在半途迷了路。三个臭皮匠一寻思，用中文在纸上写下大大的“银座”二字，试探着寻人问路。他们拦下一位60来岁、头发花白、有点络腮胡的痩老头，双方夹七夹八地比画了半天，老头笑着点点头，示意大家跟他走。一走就走了快20分钟，连着经过好几个红绿灯路口。友人心里没底了，暗自嘀咕准是碰上了不怀好意的右翼极端分子。行进间，三个中国人紧急磋商，拟定了好几套应急预案，连中国驻日使馆的电话都翻了出来，捏在手里预备着向祖国求救。三人刚刚会商完毕，小老头就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了，满面笑容地打着手势，告诉大家对面就是银座，末了还来个九十度的大鞠躬。三人一下子懵了，手忙脚乱地还了一个鞠躬。在过马路时，友人偶一回头，发现小老头还守在原地，直至他们抵达对面方才离去。

“真没想到，一位素不相识的日本人居然如此热心，陪着我们走了好几公里，这可是连装都装不出来啊。”酒桌上，友人大发感慨：“后来，我们还在京都、奈良和札幌问过路，既找过学生、家庭主妇和情侣，也找过西装革履的白领，无一例外，他们都很客气友好，那位主妇本来要去买菜的，放下手头上的事主动帮忙带路，这是我在国内从没碰到过的。”

友人还提到身边日本人的谦逊、礼貌和体贴，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提到下榻酒店的人性化服务，特别是在“温泉之乡”箱根的小旅馆里领略了塌塌米的极简风格、以及日式茶道的精致和禅味；他还提到日本湛蓝的天空、绿树环绕的城市、东京井然有序的交通、没有垃圾桶却异常洁净的街道，以及比国内桶装纯净水更甘美的自来水，对比北京的雾霾、已成痼疾的交通拥堵和恶劣的生态环境，认为这次旅行完全扭转了他对日本人的旧观，甚至不由得产生了丝丝好感。

听着他滔滔不绝的话语，我不禁陷入了沉思。

近代以来，中国与日本的恩怨纠葛错综复杂，以至于不能仅仅用一句“一衣带血”来概括。

日本曾是中国学习的榜样。

大清帝国“戊戌变法”和“庚子新政”，都是以日本为参照系，清政府一度打算聘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来主持改革。

日本曾给中国输送过先进思想。

看看现代中文词库，有许多词汇其实来源于日语，如政治、经济、科学、革命、政府、方针、政策、组织、纪律、干部、封建、共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日本也曾给中国以恩惠。

在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了侵占东北的沙皇俄国，又将东三省的大片土地交还给中国，这种国际主义精神让清政府感激涕零，大呼日本实在够哥们、够意思。

但是，日本带给中国更多的是恨意。

甲午战争后，日本社会流行着蔑华、辱华的风气，中国人被轻蔑地称为“支那人”，赴日留学生和旅日华人更是饱受日本人的欺侮和讥笑，归国后往往成为“反日”的急先锋，因而中国学界长期流传着一句话“留美亲美、留日反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了战胜国，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动辄一溃千里的表现令日本人鄙夷不已，战后对同为战胜国的美国、苏联和中国的看法截然不同。日本人对扔了两颗原子弹的美国顶礼膜拜，对占领北方四岛的苏联敬畏有加，对中国依然瞧不起。直至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日本人对打败“联合国军”的中国另眼相看，带有辱华意味的“支那”一词才彻底从日本官方用语中消失。

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出于对侵华战争的赎罪心理，启动对华政府开发援助，20多年累计发放贷款4批、32272亿日元，约合当时的300亿美元。这些贷款给予中国经济以极大助力，当时的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宝钢、南昆铁路、武汉第二长江大桥等均为日元贷款援建项目。同时也应当看到，1989年以前，日本媒体在报道ODA贷款项目时，语调大都带有居高临下的施舍心态，认为“中国穷”，应该“给予一点援助”。1990年后，ODA贷款更是偏离了经济援助的本意，逐步演变为政府间的外交手段。不过不可否认，1990年前的中日双边关系，总体处于和谐、友好的氛围，日本人也普遍对中国人抱有好感。据日本内阁府民意调查，19世纪80年代日本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人数比率，一直保持70%到75%的高水平。

1991年是一个拐点。

在这一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日本北方的威胁骤然消失，不再需要依靠中国遏制苏联；也是在这一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日本进入了20多年的经济衰退，至今未能走出大萧条的阴影。

在此同时，中国却在蓬勃发展。

1990年，中国GDP仅393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11位，排在巴西、伊朗等国之后，而日本GDP高达31037亿美元，正雄心勃勃地想要赶超美国；10年之后的2000年，中国GDP达到11984亿美元，日本则缓慢增至47311亿美元，两者间的差距悄然缩小，“中国威胁论”开始在日本和欧美滋生蔓延；又过了10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一跃攀升至59266亿美元，超过日本（54954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2016年，中国GDP更高达11万亿美元，同期日本仅有4.4万亿美元，已被中国远远甩在身后。

大国的崛起，必然伴随着其他大国的相对衰落。

日本看待中国，也经历了一个由俯视、到平视、再到仰视的过程。不过，中国崛起带来的心理落差一时难以缓解，被昔日援助对象超越的惆怅和苦闷自不待言。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对华强硬”、“遏制中国”的呼声上扬。2005年7月，日本对华外交研究小组完稿了“日本对华政策建议”，提出七点建议，其核心是“日本应该将对华政策立场调整至对等的强硬，而不能一味单方面妥协，这样…才能在将来达成一种战略和解”。该建议书提到“中国正在谋求亚洲霸权…反日行动不断升级…日本外交应当采取不怕冲突，又避免决裂的现实主义立场…应该加强向国内外宣传和解释日本在日中矛盾上的立场、观点和外交的能力”。这份建议书，是多位日本高级官员、将领、议员、专家、企业家联合撰写的，代表了日本精英阶层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他们的观点，影响了公众媒体，分化了社会舆论，进而操纵了日本的主流民意。中日关系也在民族情绪的激烈对立和对抗中，一步步陷入僵局。

自2005年以来，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组织分别在两国选取1000名18岁以上城市居民，每年组织一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不抱有好感”的日本人比例逐年上升，2014年达到93%，同期“对日本缺乏好感”的中国人比例也达到86.8%。

此类抽样调查看似公允，却有着很大缺陷，其客观性、公正性十分可疑。

首先，抽样统计作为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其准确程度源于样本选取的充分性与合理性。相对于14亿中国人和1.3亿日本人而言，1000名城市居民只是沧海一粟，连代表所在城市的民意都十分勉强，更无法代表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两大族群。

其次，1000名民众中，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去过中国或日本，对相互国家的了解只能通过新闻、网络、书刊、报纸等载体，信息获取渠道单一，易于被舆论所煽动。例如，一个人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仇中”或“反日”教育，看到的都是“日本右翼分子焚烧中国国旗”或“中国人暴力抵制日货”等片面报道，心中自然而然会带有倾向性，这在激情洋溢的学生和青年老师最为明显。

再次，根据抽样调查的数据，平均每100名日本人，就有90名以上讨厌中国和中国人。但大多数去过日本的国人对日本人印象还不错，感觉他们所遇见的日本人，绝大部分算是对中国友好的那10%，剩下90%“披着羊皮的狼”是伪装得太好，还是都缩在穷乡僻壤，从不与中国人照面呢？

民意总是容易被操纵的。

利用舆论引导，接二连三报道片面的事实，进而弘扬爱国主义，激发民族情绪，只会让中日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而两个国家、两个民族的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被激昂的爱国热情所支配的“主流民意”必然呼吁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

在互联网上，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打台湾我捐一个月工资，打美国我捐三个月工资，打日本我捐一条命”。这句话看起来像是愤青的情绪宣泄，出人意料地是，它竟然博得了很多国人的摘转点赞，甚至每逢甲午战争、南京大屠杀等纪念日时，“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东京大屠杀”等论调就开始甚嚣尘上。相较而言，抵制日货、打砸日资百货商店和超市，以及放火焚烧日系汽车，看起来更像是小孩过家家。

对日战争，是当前的必然选项吗？

从国家层面看，中日开战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潜在的最大获利者当属一超独霸的美国；从政治层面看，它关系到两个国家政治方略、军事战略、外交策略的全方位调整，不仅中国依靠发展经济和平崛起的步伐必然被打断，日本更将受到周边国家、特别是曾被日侵略各国的猜忌和孤立，获取国际支持的外交成本高昂；从经济层面看，战争必将导致两国的局部动员或全国总动员，涉及到国民经济平战转换、金融管控、国防动员、兵员扩编、装备征集等一系列问题，部分地区还可能实行军事管制，对国家经济绝对会带来重创，更不用说战争所带来的毁伤；从民生层面看，现代战争没有前后方之分，任何一点都可能成为被打击的目标，不仅沿海地区和战略要地需要构建防空工事，内陆大城市也要实行电力管制、防空演练和宵禁，甚至对居民生活用品、用水实行配给制，城市居民出于对战争的恐惧感，可能出现新一轮“上山下乡”的逃难潮。这些，仅仅是战前准备的片段缩影，真正的战争比我们在电影和电视中看到的要血腥残酷太多。更何况，战争的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连始作俑者都难以控制。在两个有着深重历史宿怨的大国，一场小小的局部冲突，极可能演变为不死不休的全面战争。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吗？

2017年4月25日，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001A下水,国人为之欢欣鼓舞，外媒也七嘴八舌撰文论证，认为中国海军已然跃居世界第二，还煞有介事地排出了赶超美国海军的时间表。很多人并不知道，早在95年前的1922年，日本就自行设计建成了世界第一艘标准航空母舰“凤翔”号，至1945年先后建成了25艘航母，2017年仍有4艘直升机航母在役，具有完备的航母技术储备和生产能力。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总数不多，但大中型舰艇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电子战“软摧毁力”处于世界一流水平，扫雷、反潜、反舰和防空能力更是名列前茅。近几年来，日本军队已不声不响地完成了由自卫转干涉、由防御转进攻、由内向转外向、由内海转外海的作战能力转变，其陆、海、空军数量少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但质量并不逊色，在技术精密度和经验方面还略有领先。

可以想见，日本根本不是一个一推即倒的弱敌，而是势均力敌的强劲对手。战争又充满了意外和不确定性，在彻底结束之前，没有人能够确保必然取得胜利。

一百多年前，清朝北洋水师和日本联合舰队，两支装备精良的近代化海军，在黄海大东沟，就国家民族前途命运进行决战。

战前，国人普遍抱有乐观情绪，绝大多数人认为，此次与日本的军事冲突乃是“中国之福也”，要“捣其长崎”、“捣其神户”，要“剿灭日本，建立奇功”……

背负着国家和民族希望的北洋水师，将舰载救生艇全部抛入海中，怀着不胜即死之心踏入战场……

激战中，新式开花弹打光了，他们就用老式炮弹，老式炮弹打光了，就用实心教练弹，主炮炮弹打光了，“致远”号就一往无前撞向了敌舰“吉野”号……

他们还是打输了，5艘战舰沉没，“经远”号管带林永升战死，“致远”号管带邓世昌拒绝救援、与舰同沉，“超勇”号管带黄建勋拒绝救援、与舰同沉，“扬威”号管带林履中拒绝救援、与舰同沉，700余名官兵喋血黄海……

最后，他们覆灭了，水师提督丁汝昌自尽，“定远”号管带刘步蟾自尽，“镇远”号管带林泰曾引咎自尽，继任管带杨用霖饮弹自尽，李鸿章的外甥、威海陆军指挥官张文宣自尽，所有总兵级将领全部以身殉国……

在黄海、在朝鲜、在辽东、在威海卫，无数军人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却没能迎来胜利。

有这样忠诚勇敢的将士，我们为什么还会输？

这个锥心泣血的问题，直到一百多年后，依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