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读书那些事儿

三毛的小学一点也不轻松，特别是在准备初中联考的那两年，早晨5：30起床，背起大书包带上两个便当，6：15到校早读，中午、黄昏各有半小时吃便当，一直到深夜11：00才离校，到家再做100道算术题，上床一阖眼，又该起床上学了。

那时候应该是1953年前后吧，想不到台湾也是完全的填鸭式应试教育，而且，老师体罚起学生来也是毫不手软、花样百出，拿竹教鞭抽手，离100差多少分抽多少下，手臂上红红的横血印成了日常生活的点缀；用力捏眼皮，被喊到名字的同学要跑步上讲台，眼皮被捏得要一直肿到黄昏；遇上老师体力充沛的时候，会走下讲台，把并排两位同学的头拼命往一起撞；有的时候刚吃完便当，便被要求在烈日下跑25圈才回来……无奈之下，三毛的母亲曾对三毛说：“妈妈会去学校送老师衣料，请她不要打你。”

学校的教学也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为了躲避督学，白天正常上教育部规定的课程，晚上则是刷题，要买老师出售的所谓的参考书，做错了也不讲解，只说明日算账，这个“算账”大概就是体罚了吧。

三毛说，她从未恨过小学老师，只是怕得要死。好在坚持了两年，也就毕业了，但是联考时却榜上无名。其实这是个乌龙，她的成绩单被搞错了——她考上了台湾最好的省女中。

事实证明，好学校不如好老师，老师好，学校才是真的好。能考上省中，足以证明三毛小学阶段的优秀，所谓的偏科，只是更喜欢语文一点，而且在痛定思痛后，她努力和每一位任课老师配合，三次数学小考次次满分，也足以证明她的学习能力。只是她的努力在当时的教育风气下、在老师的有色眼光里，换来的不是表扬和鼓励，而是明目张胆的羞辱。这场赤裸裸的侮辱直接击垮了三毛的自尊和人格，她一下子成了名人，成了老师头疼、家长伤心的问题少年。

那时候的三毛或许正是别人眼中不爱读书的孩子。一个孩子爱不爱读书似乎取决于考试分数的高低，一切与考试无关的书籍都是闲书、禁书。

实际上，三毛最大的爱好的就是读书，只可惜她读的书都是各类报刊杂志、古今中外、通俗武侠甚至言情小说，这些老师、家长眼中的禁书在她的眼里都是宝贝。

她3岁的时候，就先后看过《三毛流浪记》、《木偶奇遇记》、《格林童话》、《爱的教育》等书籍，不懂就问哥哥姐姐，问来问去，就都记住了。小学开始阅读一些报纸杂志和小说，到五年级时，已经看完《三剑客》、《基督山恩仇录》、《唐·吉诃德》、《简爱》、《飘》等世界名著。六年级时，已经在读《风萧萧》、《射雕英雄传》、《红楼梦》。

“记得第一次看《红楼梦》，便是把书盖在裙子下面，老师一写黑板，我就掀开裙子来看”，当看到宝玉出家那一段，“我愣愣地看着前方同学的背，我呆在那儿，忘了身在何处，心里的滋味，已不是流泪和感动所能形容。我痴痴地坐着，痴痴地听着，好似老师在很远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可是我竟没有回答她。”这一刻，三毛顿悟了，“文学的美，终其一生，将是我追求的目标了。”

上了初中，三毛的读书欲望更加强烈，父亲箱底的书、大伯家里的书、书店里的书、书摊上的书，无论什么书，到她手里就是生吞活剥，杂得一塌糊涂。后来，因为数学老师的羞辱，她干脆逃课去坟场，只因那儿安静，可以用心看书，不会担心有人打扰。休学后返校，又逃课去图书馆，一天啃一本书。

初二下学期，三毛休学在家，说是休学，实则是辍学了，当时很多同龄的孩子不上学，去混太保太妹，她却不混的，虽然颓废，但是不玩世，她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以书为伴，开始肆无忌惮地看书，成了十足的书奴。当然父母也教她读古文、念英文，给她创造一切自由读书的条件。所以三毛虽然出了校门，但是教育并未停止。

她的房间里处处都是书，“书是非常美丽的东西，用它来装饰房间再合适不过”，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撒哈拉沙漠，或是在西班牙，书都是家中必不可缺的装饰，更是精神食粮，宁可一日无餐，不可一日无书，“在与荷西的家里共有1600多本书，比在父母的盛况萧条多了。”

忧郁自闭的那几年，读书几乎是她生活的全部，写作是她疗伤的工具，而对美术的爱好使她有缘跟随顾福生学画，并在其帮助下走出阴影。

21岁那年，经朋友介绍，三毛带了一封自荐信、几副国画作品和两篇发表的文章，去台湾文化大学自荐当旁听生。老师一看，希望她进美术系，这也是她父母的期望，可是三毛却在父母满怀期盼的目光下选择了哲学系，只因对哲学兴趣很浓，在她看来，哲学是一个人思想的基础，多接近它，必然有益的。

虽然是个没有教育部学籍的旁听生，但三毛一样缴费，一样上课、考试，台湾文化大学的教育体制、教学方式以及环境、氛围和和她的小学、中学迥然不同，处处充满着开放自由、人文关怀的气息，它的包容性、人性化让三毛在其中如沐春风、如鱼得水。大学里，她学习用功，学业优秀，且人缘极好，是老师、同学眼里妥妥的学霸。一次国文考试她没有通过，需要补考，于是软磨硬泡与老师唇枪舌剑，最后老师同意她以一篇文章来代替考试，结果这篇文章把老师感动得泪流满面，给了她99分，还问她行吗，并希望她永远不要停下手中的笔。这次考试给三毛的印象非常深刻。当然，大学里的三毛除了狂热读书以外，恋爱也是她的唯二选择，这次恋爱的失败应该就是她游学海外的促因，也让她后来有感而发，写成了那首著名的《橄榄树》。

后来她在台湾应邀到静修女中演讲，发现这所学校也是颇具人文气息，重视学生素质培养，而不是唯分数论，一切以学生为本，正是教育该有的样子，所以，在替双胞胎侄女选择学校的时候，她舍近求远，就定了这所静修女中。

三毛上大学，没有半点功利之心，完全是为了充实自己、提升自己。她读书也一样，纯属兴趣使然，基本上是随遇而读，并无长久的计划打算。鉴于现实情况，父母当然希望她能习得一技之长，以此谋生，但三毛别无他好，唯嗜书如命。她说：“爱书成痴，并不是好事，做一个书呆子，对自己也许没有坏处，可是这毕竟只是个人欣赏和爱好，对社会和家庭都不可能有什么帮助。从另一方面来说，学不能致用，亦是一种浪费。很可惜，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24岁时，她申请了西班牙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开始了异乡游学的生涯。至于为什么选择西班牙，据说是因为毕加索，小时候看毕加索的画，一直看到骨子里，有一种想要迫不及待嫁给他的冲动，于是，就对西班牙有一种神往了。

啃下了西班牙文，拿下了马德里大学文哲学院的结业证书，三毛又马不停蹄到了德国，申请了西柏林自由大学，依然是哲学系。一边在歌德学院苦修德文，一边在大学继续学习哲学，忙碌之中，居然还有时间结交了一位德国男友。不久以后，与这位后来成为外交官的男友分手，又去了美国，在伊利诺大学法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

1970年，三毛27岁时回到了台湾，应自己的母校——台湾文化大学的校长之邀，在哲学系、德文系任教。如果不是未婚夫的猝死，三毛也许会在台湾终老一生，那也就没有荷西什么事了。可是，哪有那么多的如果呢？如果撒哈拉没有爆发战争，那三毛与荷西或许就在沙漠里慢慢老去，也就没有后来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了；如果没有爱读书的三毛，那么三毛是谁，又有谁会知道呢？似乎一切都在冥冥之中已经注定，就像她与文化大学的缘分，某些方面可以说是文化大学成就了三毛，而三毛也是于公于私都在尽力回馈自己的母校，后来她回台湾定居，很长一段时间又任职于文化大学，在文艺组讲授小说与散文创作，直到因身体原因离职。

她自己曾是呆板式教育的受害者，因而她做老师时，力求课堂的开放性、自由性和包容性，加之她阅读广泛，常年游学海外，见识多广，又有专业的哲学思想，使她讲书论道时自然而然地轻松而不乏深刻。选她课的学生常常是教室里都容不下，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这也让三毛自己深受感动，深深被学生的求学欲望而感染。对学生，她始终是尽心尽职的，始终认为师生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常常师生纸上对话，彼此切磋，慢慢琢磨，教学相长，真是人生极乐的境界”。

三毛真的很了不起。我们大多数人，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没出过国门，而几十年前的三毛，却在短短的几年里，足迹遍布好几个国家。对她来说，不仅是心门的打开、眼界的开阔，更是人生的历练，同时，对哲学始终如一的浓厚兴趣也让她的思想和生活都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

1981年，三毛在处理完荷西的后事后，终于结束14年的流浪生活，回到台湾定居。但是，要想让流浪的三毛停下流浪的脚步，那是不可能的。同年11月，她又在《联合报》的赞助下，赴中南美洲进行为期半年的旅行，期间，只带一名语言不通的摄影助手，依然靠着自己的语言天赋（似乎哪国语言都难不倒她），靠着自己顽强的个性和洞察的双眼，出色地完成了旅行计划，将旅行见闻写进了《万水千山走遍》，而后又进行环岛演讲。

我佩服三毛，不是因为她写出了许多真实的文字，也不是因为她与荷西的爱情故事，而是她的执著和坚持，对于哲学、美术、阅读、写作甚至收藏，都是她一生的挚爱。还有她说走就走的勇气和魄力。说走就走的远行不是谁都能说到就能做到的，三毛的勇气也不是与生俱来的，人生低谷的那段时间里，她话不敢说、人不敢见、门不敢出，是阅读给了她慰藉，是写作给了她信心。

三毛确实是个有故事的人，说她是传奇人物也不为过。其实，所谓的传奇，不过是比别人走过的路更多一些、吃过的苦更多一些，经历也更加曲折、复杂一些，但并不是每个经历曲折的人都能成为传奇，我们大多数人往往只在意结果，而忽略了过程。

“旅行的真正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听不同的语言，在我都是很大快乐”，对三毛来说，读书亦是如此，长期广泛的阅读，加上深刻的思考与自省，书，已经化作思想与灵魂、深植在身体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正是三毛的读书之道。

“望着架上又在逐渐加多的书籍，一丝甜蜜和些微的怅然交错地流过我的全身，而今我仍是爱书，可是也懂得爱我平凡的生活，是多少年的书本，才化为今日这份领悟和宁静。”

【原载于公众号：随遇而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