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杉版资治通鉴【734】司马孚遗言和圣人速成法。2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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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八日，安平献王司马孚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司马孚性格忠贞谨慎，司马懿执政时，司马孚始终谦让退避。两次罢黜皇帝，他都没有参与阴谋。司马师、司马昭因为司马孚是叔父辈，也不敢逼迫他。司马炎即位，对他恩礼更加隆重。元旦朝会，下诏请司马孚乘轿上殿，皇帝在台阶前迎拜，入座之后，亲自斟酒祝寿，如同家人之礼。皇帝每次下拜，司马孚就跪下制止他。司马孚虽然被尊宠，但是不以为荣，常有忧色。临终之时，遗言说：“有魏国贞士、河内人司马孚，字叔达，不能做伊尹，不能做周公，不能做伯夷，不能做柳下惠，立身行道，始终如一。应该以我平时穿的衣服下葬，用不加装饰的素棺。”皇帝下诏，赐给皇家特用的棺木和葬器，所有葬仪规格，都参照东汉东平献王刘苍的先例。司马孚家人遵照他的遗志执行，皇帝赏赐的器物，一概不用。

华杉曰：

司马孚的遗书，说自己“不伊不周，不夷不惠”，伊是伊尹，周是周公，惠是柳下惠，这没有疑义。夷是谁？柏杨版资治通鉴和黄锦鋐版资治通鉴都认为是管夷吾——管仲，我认为是伯夷，在此做一个说明：

我推测，司马孚在此处是引用《孟子》的“四种圣人论”，孟子说，有四种圣人：圣之任者、圣之和者、圣之清者、圣之时者。

圣之任者，是以天下为己任，一切都是我的责任，如果有一个人挨饿，是我害得他挨饿的，因为是我执政啊！如果是有一个人掉井里去了，是我把他推下去的，我为什么治理得连井盖都没有啊？皇帝荒淫无道呢，也是我的责任，我受先帝托孤之任，是辅政大臣啊！所以，太甲荒淫暴虐，伊尹竟能把他软禁在商汤墓园三年，让他反省，太甲真心悔过之后，伊尹又把他接回来，重登帝位，成为一代圣君。伊尹的传奇，上下五千年只有这一人了。

周公和伊尹类似，都是圣之任者，只是没有伊尹管教天子那样的传奇。

圣之和者，是和光同尘，代表人物是柳下惠。遇到卑污的君王，他委身事奉，也不以为耻。给他多么小的官位，他也不觉得委屈自己，有点官职，他就干事。不在乎谁是领导，也不在乎官位有多小，他是不愿意隐藏自己的才能，但是，他一定按自己的原则办事。自己被遗弃，也不怨恨；穷困潦倒，也不忧愁；和乡巴佬在一起，打成一片，还舍不得离开。

柳下惠谁都侍候，但他可不是听领导的话办事，他是坚持按原则办事，因此总是得罪权贵，曾经三次被降职降级，他无所谓，降到哪个职位，就干哪个职位的工作，绝不觉得委屈了自己，绝不挂冠而去。他妻子都看不下去，而柳下惠说：“能替百姓办一点事就办一点事吧，我不干，谁来帮他们呢？”

柳下惠如此，他的道德学问就誉满天下，各国诸侯都争着以高官厚禄礼聘他，他却一概拒绝了。有人问其故，他答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坚持原则，直道事人，到他们哪儿还不是一样的连降三级。如果要枉道事人，我在自己祖国就能升官，要外国的官做什么呢？

跟谁在一起混，他无所谓，不怕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什么的。他说：“你是你，我是我，你就算赤身露体站我旁边，又怎么能沾染我呢？”

圣之清者，是清高狷介，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跟柳下惠相反，代表人物是伯夷，伯夷呢，严于持己，眼睛不看非礼之色，耳朵不听非礼之声。其处世任事，则择君而仕，择民而使，不是可事之君，他就不给他做官；不是可用之民，他也不领导他们。朝有横暴之政，野有横蛮之民，他就不住在这样的国家，唯恐连累了自己。和粗鲁的乡巴佬相处，他就像朝衣朝冠坐在泥土或炭灰之上，浑身不自在，唯恐玷污了自己。在纣王横暴的时候，他就洁身远去，避居到北海之滨，以待清明之世。

武王伐纣，伯夷认为是以下犯上，以臣伐君，竟然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成了中国历史清高圣洁不妥协的原型人物。

所以，圣之任者，和圣之清者，都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决不妥协。圣之和者呢，就是有一点算一点，达不到的都可以妥协。

还是第四种圣人，是圣之时者，无可无不可，代表人物是孔子。孔子离开齐国的时候，当时齐景公跟孔子说：“我老了，不能用你。”孔子马上决定离开。决定走的时候，家人正在淘米做饭。吃完饭再走呗？不，把米捞起来，漉干水就走！

而离开鲁国的时候呢，因为鲁定公接受齐国女乐，不理朝政，疏远孔子。孔子要离开鲁国，但又非常留恋，希望鲁定公醒悟，来追他回朝，一步三回头，说：“我们慢慢走吧，这是离开祖国的态度。”

所以孔子处世，不拘于一偏，不拘于一节，该快就快，该慢就慢，可以退而自处，也可以进而出仕。

所以伯夷是圣之清者，清高到极点。伊尹是圣之任者，舍我其谁，毅然担当。柳下惠是圣之和者，量容天下，视天下无不可之人。孔子是圣之时者，变化推移，顺应时势。

用四季来比方，伯夷是冬天，伊尹是夏天，柳下惠是春天，而孔子春夏秋冬无时不宜。

回过头来，我们看司马孚的遗言，他说自己：“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诸位！他是自比为孔子！四种圣人，他说了三种他做不到，没说第四种，那么他是按孔子之道来行事的了，“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就是孔子说的：“吾道一以贯之！”

那么，他这个自我鉴定恰不恰当呢？我认为是恰当的。儒生的最高追求，就是做圣人，怎么修做圣人呢，古人传下的心法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我每做一件事的时候，我都想一想，如果是圣人，他会怎么做？比如送客，孔子的标准是，就是站在门口目送客人远去，客人走几步会“顾”——回头——说：“回去吧！”孔子也招手，但是不回去，继续目送，一直到看不见了，客人不回头了，“客不顾也”，才转身进屋。

我们送客人的时候，客人上了车，你不要转身就回，一直要目送到他的车看不见了，再转身。那么，在送客这件事情上，你就是圣人了，因为即使是让孔子来送，他也不过如此。

我端茶倒水的时候，扫地清洁的时候，应事、接物、待人的时候，每件事我都把孔子代入，想想他会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做到即使他来做也不过如此的地步，那么，至少在这件事上，我就是圣人了。这就是“圣人速成法”，立地成圣。以此类推，一直推到国家大事。

如果孔子在司马孚的位置上，他会怎么做呢？我可以肯定的说，他的做法和司马孚差不多。废黜皇帝，甚至取而代之，他反对，但是他不会阻挡，因为他知道自己挡不住，你们实在要干，他也无可无不可，只是他不参与就是。所谓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圣之时者不跟人死磕。

最后说“夷”是不是也可能指管夷吾——管仲。我认为绝不可能是管仲，自比管仲、乐毅，那是诸葛亮；而魏国的管仲，是司马懿。司马孚如果说我没能做到管仲，那就是跟司马懿谦让退避的态度了。管仲跟司马孚没关系。不伊不周，不夷不惠，伊尹周公是这国君废立之事。伯夷、柳下惠是指他既不能做到不同流合污，也不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司马孚的人生抉择，跟是不是管仲没关系，而跟是不是伯夷关系很直接。司马孚不是伊尹、周公，也不是伯夷、柳下惠，那就是孔子了，做不到就做不到，无可无不可。

《资治通鉴》三百多万字皇皇巨著，要译成白话，难免会有错误，我在写作过程中，参考前人的版本，看到很多错误，有的是对古文的翻译问题，有的是对历史背景、语境和思想的理解问题。我想，前人都犯下那么多错，我这本书的错误也在所难免，用孔子的话来说，也留下阙疑，以待后人指正。

华杉版资治通鉴【734】司马孚遗言和圣人速成法。2020-0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