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梦龙《校长日记——我在美国当校长》
后记

九年一剑

在旅居美国的九年里，我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修了传播学硕士，在夏威夷大学修了文学硕士，最后拿到了南加州大学的教育学博土学位。但留学绝不是为了一纸文凭，更是一种生命体验。留学期间，我也做了很多奇怪而有趣的事，挑战自己的“舒适区”：我当过小学校长、大学教授，管过幼儿园，带过研究生，给教授做助理，在食堂端盘子，做过家教，干过翻译，卖过字画，开过卡车，摆过地摊，甚至打过黑工，还做过电视台新闻主播。因为我始终相信：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一个生命去影响另ー个生命”的事。老师的经历越丰富，眼界越开阔，就越能用更包容、更柔软而不裁决的心态去影响孩子的世界观，就更有可能为他们的未来建构一个更大、更平和更梦怀高远而宠辱不惊的格局。2012年，我放弃唾手可得的绿卡，放弃一份社会地位和福利待遇都不错的工作，告别温暖和煦的加州阳光和朝夕相伴的挚爱亲朋，回到中国。所有人都不理解，连对我朝思暮想了那么多年的父母都不是很支持。我自己也曾非常认真地做了一个叫“胡不归”的表格，试图用天秤座最擅长的“权衡术”来对比留在美国和回到中国的优势和劣势。没想到最后在分数上陷人完全的平手，也没得出个所以然的结果。宗教里有个词汇叫 lear the calling，中文可以直译成听到召唤。促使我最后“从心所欲”地选择回国的根本动力，应该就是这种类似的东西吧。

三年三塹

虽然做好了种种思想准备，但回国后调适期的长度和难度还是远远超过我的预想第一年，我踌躇满志地在体制内的中小学尝试播种国际化的教育理念，结果在“分数是检验学习的唯一标准”的城墙面前，我撞得头破血流。但这一年的磨炼对我是至关重要的，它逼我走出理想主义的思维定式，放下国外获得的经验和包袱，开始全面了解中国的教育现状。第二年，我躲进大学校园，一边观察思考，一边尝试在大学“亡羊补牢”地帮助孩子们准备留学，结果发现也是徒劳。这一年给我的启发是素质教育必须从基础教育开始，趁早教会孩子们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教会他们独立思考，乃至教会他们照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第三年，随着国际教育理念越来越得到家长的认可和学生的欢迎，又赶上中国综合国力及家庭的消费能力的迅速提升，国际学校突然呈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于是我又回到了比较熟悉的国际教育圈子，用我之前获得的经验，为中国及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们提供具有国际视野的西式教育，帮助孩子们成为自主学习进取并享受学习过程的独立个体，养成批判性的思维，认识事物最真实的面貌，保护他们与生俱来的想象力，保全他们做最本真的自己，成为有责任心的世界公民。

热恋IB

在这一年里，我如饥似渴地探索着1B°一这个我认为是目前所有国际课程里最不急功近利、最具有前瞻性、最符合人性和遵循教有基本规律的课程体系。IB起源于欧洲，具有60多年发展和自我更新的历史。近年来尤其受到欧美知名大学招生办的认可和越来越多家长的推崇。学生还可以在遍布全球150多个国家、近3，000所IB成员校之间随时转学。IB所强调的很多教育理念我都举双手双脚赞同，比如：探究式的教学方法，跨学科的课程设计，知行合一的考核标准，以人为本的素质培养，服务社会的责任和情怀，放眼全球的视角和梦想，等等。在家长们面前，我不遗余力地介绍它的诸般好处，在学校里，我和老师们一道去学习、理解、消化B的精神并探索有趣、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是在实践和欣赏IB的同时，我始终不能无视我心头的一点小小遗憾。IB再好，它终究是个舶来品，和另一个声名鹊起又争议不断的“华德福教育”一样，不是从这片土地里长出来的东西。IB从创办的源头来看它主要是为了解决外交官及跨国公司员工的子女人学问题。目前全球所有学习IB高中文凭课程的学生中，仅有15％属于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学生，其中包括中国学生。IB课程是标准化、统一化的课程，实行统一的教学大纲、学制及统一的全球考试。试卷的批阅及考生的成绩公布也由B总部集中处理并同时放榜。因此全世界的IB学生学术水平得以统一，质量和信誉都能得到保证。而恰恰就是因为IB过度地强调了统一标准及全球无缝转接，它也从根本上阻碍了本土化的可能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跟中国接轨”。

①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国际文凭，是由IBO－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Organization，即国际文凭组织颁发的一个高中毕业文凭。

        我觉得一所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主要服务于大多数中国孩子的学校全盘地引入西方的教育产品，请来一群对中国知之甚少、良莠不齐的“外国老师”，以西方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不分青红皂白地教育中国孩子，从长远看肯定是有隐患的。以放弃母语和“文化母语”为代价，仅仅换来一口流利的英语，或提前适应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教学方式的做法，其利弊功过是值得商権的。我在美国生活的那几年里，亲眼见过一些低龄留学的“半成品”。他们说着非常地道的美式英语，大口嚼着汉堡比萨，如鱼得水般地庆祝着每一个西方的节日和自己的“重获新生”，穿着打扮和社交方式也几乎与那些ABC的香蕉孩子并无二致。你再不用担心他们会被同学当成“外来妹”而边缘化，也看得出来其中个别孩子已经大大提高了进入美国名牌大学的可能性但同时，我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困惑，甚至后悔当初自己放弃国内的辉煌事业，割舍几十年的朋友亲着，操着一口颠三倒四的中式英语，全家移民或夫妻两地，就为了让孩子接受最好的西式教育。事到如今，虽然孩子们也貌似按部就班地进了不错的学校，但已经不愿意跟家长说中文，也不愿意回中国，即使被父母拽回来，对中国的一切也充满了抱怨、批评和嫌弃，而没有理解、欣赏和体谅；他们甚至开始排斥一切跟中国相关的食物和习俗，也不再愿意跟曾经绕膝承欢的爷爷奶奶打电话了。我忍不住追问：这个代价是不是有点大？这个代价我们是否付得起？

邂逅民国

在不停的追问和反思中，我又躬身返回到对中国教育史和东方教育哲思的研习和探究中。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上撰文，评价中国“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的确，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期，也是教育家群星理環的时期，是我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读那些伟大的教育思想家是如何在那蜂火连天的战争岁月里，不忘初心，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发奋图强，以他们的远见卓识标救风雨飘摇的中国和惑的民众。他们100多年前说的语，依然绕梁三日，振聋发，可以用来针砭当今社会的教育乱象。我还发现这些奠基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思想家们在很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个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提笔能书，开口能吟；他们个个远渡重洋，又学成而归，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如荧荧火种传递回国；他们个个学贯中西，又心高梦远，带着报效国家的伟大情怀创校办学，传道解惑；他们个个眉清目朗，大器早成，不拘年龄、不分门派地播种着理想主义的火种。但最有意思的是：他们无一例外的是在私塾打的国学底子，青年时期才留的洋。从那时起，我将这些学贯中西的先贤奉为偶像，把我的洋博土学历放在一边，以归零的心态重新学习老祖宗传下来的经典，挖掘东方的教育哲思。我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本土文化和教育的核心价值和理念，而不再是单纯寄望用西方教育理念来取代或改良中国教育的现状；我开始尝试用既不自大又不自小的态度去探讨中西教育的优劣对比；我开始认真地思考该如何为中国的孩子量身打造一所国际化的中式学堂。

拜师道禾

与台湾教育家曾国俊先生的相遇更是让我得到机会实践这一理想。还记得见面那天曾先生穿一袭中式的素色布衣，而当时作为一所国际学校校长的我还跟往常一样西装革履。我们两个往那一坐，感觉就像保皇党和维新派准备大干一场的架势。但万万没想到，我跟曾先生一见如故，不但没有打起来，反而在聊起对教育的理解、坚持和展望时，我们经常互相完成对方说到一半的句子，默契点多得停不下来。曾国俊先生是台湾道禾书院的创始人，经过20年的探索，他成功地探索出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国际视野的道禾书院，并在国际教育的舞台上得到了很高的费誉和认可，并开始陆续向国际各国输出品牌教育，建立分校，为植根于华人文化的国际化教育探索出了一条道路。当我提出要拜访这艘“航空母舰”时，曾先生竟一口应允，并在百忙中一路亲自陪同，带我参观了道禾在台中、新竹、三义的三个校区和六艺传习馆。从道禾回来，有种普罗米修斯上身的感觉，感觉捡回来很多被遗落的宝贝。一些我以为已经不存在的东西竞然有人还在尝试，还在坚持匠人精神、清欢精神、艺文精神、美学精神。困惑了我好多年的中西教育矛盾的问题，似乎也影影绰绰找到了解决的路径。曾先生触动我最深的一句话是：如果有一天，当中国孩子在国际舞台上领奖时，被问及受益于何种教育，结果我们听到的名字都是IB、AP、英国课程、美国学校、华德福、斯坦福这些教育的时候，我们将如何面对这种窘迫？泱泱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竟然没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教育？我们该以何颜面面对祖先，面对子孙？

接掌培德

2015年9月，我鼓起勇气，正式接掌培德书院的校长一职。驻足在“根深中国，盛开国际”的校训墙面前，我诚惶诚恐，生怕辜负了众人的期望，耽误了无辜学童，同时又因灵魂和理念驶入了合适的轨道而满怀激情和斗志。在我面前的是一条没有人走过的道路，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西方教育的理念矛盾统一地结合在一起？很多人不喜欢“中庸”这个词，那是因为对它有误解。中府不是平庸，更不是没有原则，而是不偏不倚，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情境中的恰到好处。限“更高、更快、更强”的奥运精神背道而驰，培德大胆地喊出“求慢、求难、求少、求抽”的办学理念。限甚嚣尘上“贪多图早”的教育风尚不同，培德强调打磨采十炼一”的匠人精神。我们通过对“琴棋书画诗花酒茶香”等各种中华雅文化的研习、知行合一地去诠释“正德、厚生、利用、惟和”，通过以世界公民为视角的生命课程，通过“一年一座山，一年一条河”的身心历练，让孩子“如保赤子”，回归本真。我们通过学校、教育馆、书院、工坊、书店、文创、节气厨房等多元的教育资源与空间，探索华人文化基因与华人教育特色。在孩子们绽放出专属于他们的缤纷色彩之前，先为他们涂上一层浓浓的中华文化底色，让他们能够坦然欣然地接受一种专属于炎黄后裔的本土教育，养成一个中国孩子、一个东方的知识分子该有的人文素养和审美标准。但同时我们又坚决不会走追求形式、做表面文章的复古的教育之路。我们不会把孩子们打扮成汉朝的模样“穿越”回上古中国，教育永远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我们希望培德的孩子们瞻前而不忘古，直心中观，探究宇宙。他们不用付出母语和“文化母语”的代价，去获得一张所谓的世界竟技场的入场券。无论他们将来手持什么颜色的护照，选择在哪个洲国定居，都能够优雅体面地站在世界人民面前，自信而自豪地展现一个中华儿女的文化基因和德智修养，并能用别人听得懂的语言，讲他们自己的故事，讲我们中国人的故事！

鸣谢感恩

这部书稿从动笔到现在已经很多年过去了，在美国当校长的日子已经渐渐模糊，回国后的经历和体验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回看正文中所写的文字和当时的思想，其实自己都觉得比较幼雅。好在沧海桑田，初心来改，舰将当年的作品原汁原味地奉上，呈现一个真实的现场。此书得以最终付梓，仰赖很多人的无私帮助。首先得感谢我的友王倩和晓一，做校长事情一忙，很容易怠情，多亏她们的提醒、催促、批评和建议。感谢美女插画师喻留一为每一个篇章配上优美又发人深省的插图。也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凌江和昌春花在帮我取舍内容、推敲文字过程中的百般耐心和包容。和其他几家出版社的编辑们反复讨论、修改、取消修改甚至放弃合作的过程也让我多次重新反思写书的初衷。徐俭老师曾说过让我终身受益的一句话：尊重教育规律，兼顾市场规律。这简简单单十二个字，让我在做学校、当校长的时候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坚持，什么时候不可以妥协。这次也是这十二个字，告诉我不要为了让书更好卖而只去写读者希望看到的东西，我应该更直白坦率地去告诉他们些有关教育最朴素的道理。教育只是一门很接近农业的集科学与艺术于一体的手艺，大道至简，本没有太多花哨的东西。我还要感谢书里提到的，乃至没有实名提到的每一个人，感谢你们以各种身份、各种姿态走进入了我的生命，并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印记。特别是那些我无法用任何方式报答的，曾用你们的生命影响了我的生命的老师们。没有你们，我没有可能成为今天的我，也不会有信心去面对教育征途上等待我的所有困惑和挑战。可能，我的下一本书就会写一写在国内的教育求索之路上的得失成败吧？

钱志龙于北京

2016年8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