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个堂伯

我爸爸亲叔伯兄弟18个。他们排行的话，我爸爸是第四。前些日子我写了一篇【我的伯父没文化】，伯父第三。今天写的这两个堂伯分别是第一和第二。别看是堂伯，在我的印象里，他们对我的影响，丝毫不亚于我的爸爸和伯父。

大堂伯叫曾庆瑞。身高一米七三，长得慈眉善目，给人的印象就是和蔼可亲。我不仅喜欢他，他也很喜欢我。他从小读过几年私塾，文化水平相对其他几个大点的兄弟，是最高的。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在生产队里一直当饲养员，使唤牲口。他忠厚老实，勤劳善良，性格温和，脾气柔顺。知书达理。一生平和，有时还有点逆来顺受。

二堂伯叫曾庆光。身高和大堂伯一样高，他的两道剑眉尤其令我难忘。面像严肃，一身正气。一般人看着就敬畏三分。我小时候和其他兄弟一样，都不敢正眼看他，见了他能躲多远就躲多远，心里害怕。其实，心眼特好。解放初期他读过文化速成班，也叫扫盲班。他爱憎分明，公正无私，胸怀坦荡，光明磊落。说话康快，办事利索。1957年全国反右派扩大化时，他因说句实话，被错划成右派下放生产队里劳动，直到后来平反，恢复公职。

我和大堂伯的交集主要表现在我参加工作之前。那时，我还是学生阶段，只要是星期天和寒暑假，秋麦农忙假，是必须参加生产队劳动的。每逢参加劳动，有很多机会和大堂伯在一起干活。比如他使唤牲口耙地，我跟在耙后拾耙涌，耙涌就是草团。他摇耧耩麦，我在前边帮牲口。他用豁楼除草，我同样也是在前边帮牲口，帮牲口就是逮着牲口龙头，直着走，不要塌坏庄稼。往往是人不累牲口累。所以干两个来回，就得歇歇。大堂伯不抽烟，歇着没啥事，就开始给我讲知识、讲文化、讲故事、讲孝道。他肚里的文化可多了，那么多年，没讲过重样的。不管有用的没用的，什么三字经，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增广贤文，二十四孝等，啥都讲。他讲啥我都听，因为我都没听说过。

到现在为止，我还能回想起来大堂伯给我讲的那些有趣的东西。我记得他讲过一个字谜：“一字上有牛，立曰在心头，西下有一女，女子真风流。”我猜了半天猜不对，后来他说：“过去做生意人啊，都希望挣钱，这个字谜谜底是，生意要好。”他痛恨日本侵略中国，对去日本留学很不满意，他用这个对联表示：“在天津读书，天天吃天津饭，吃得津津有味；赴日本留学，日日读日本书，读得本本不通。”还比如他用对偶句解字：“凤山山出凤，凤非凡鸟；龙口口回龙，龙本宠身。”大堂伯给我讲的这些东西，虽说以后也没啥用，但当时对我学习语文，带来了很大乐趣。

他用增广贤文的名句“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教育我宁可用正确的方法去争取，不可用旁门左道的手段去谋求；他用“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教育我说话不要多，不要争强好胜。还用朱子治家格言的精句“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教育我要爱惜粮食和衣服；用“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恶”教育我做好事别声张，有错误立即改正；以及古代的“闻雷泣墓、戏彩娱亲、哭竹生笋、啮齿痛心”等二十四孝的孝道思想教育我孝敬老人。大堂伯讲的这些东西，当时，是我在学校课本上根本学不到的知识，后来对我的人生有了很大的帮助。

我和二堂伯的交集主要表现在我教学以后。那时，他已经从生产队长提拔到大队当了大队党支部委员了，直接负责全大队的治安管理和学校教育工作。1974年9月3号上午，这天是暑假开学的日子。二堂伯带着我来到了村小学开会，布置开学工作。当时学校接受大队领导。会议快结束时，他对大家说：“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个小将，在以后的工作中，你们要好好帮助他，让他把学教好。”大家一阵鼓掌后，堂伯用长辈的语气对我说：“你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和大家搞好团结，搞好教学，不要辜负大小队干部和全体社员对你的期望！”我听完二堂伯的话后，赶紧站起身来，红着脸向所有老师挨个儿点头、微笑、问好，鼓着勇气说了句：“我会努力地！”这一天，二堂伯在我人生事业的道路上，正式扶我上路了。

刚上路不久，就跌了个跟头。70年代的农村，谁家有了红白喜事，一般都在正事的前两天晚上请客的。那天，支书的岳父不在了，下葬的前两天晚上请客，我们小学的6位老师也被叫去了。等把下葬的各种工作和人员安排完毕后，就开始喝酒了。那个时候喝酒必划拳。我是前几天刚和发小学的划拳，趁着机会想初试牛刀。正好我和二堂伯坐在一个桌上，这一桌都是大队干部和村里的几个名人，个个都是划拳高手。我当时别说没有酒量，就是划拳也笨手笨脚的。但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轮到我时，不说谦虚话，伸手就上。结果没几个回合，我就喝得酩酊大醉。当时，堂伯就在我身旁坐着，二堂伯一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但他只是看着我喝，并未劝止。回家时，是堂伯搀扶着我，把我弄到床上睡觉的。第二天，我酒劲儿下了，堂伯开始找我说话了：“年轻人喝酒，我不反对，但要把握住酒量。喝多了不仅对身体不好，还会影响工作。”事后，我想，堂伯当着人面，没有批评我，给我留着面子，过后才劝导我，心里既感激又自悔。这样的长辈值得尊敬啊！

自此之后，我和二堂伯走得越来越近。那时候农村吃饭，都端着碗到街上的饭场吃，各自讲着自己喜欢的话题。我每次就坐在堂伯身边的红石头上，听着大家讲。当然二堂伯讲得最多。因为他经历的事太多了。从抗日打老蒋到斗地主分田地；从土地改革到全国解放；从镇压反革命到三反五反；从小四清大四清到社教运动；从反右派到大跃进；从成食堂到浮夸风；从三年自然灾害到文化大革命，讲得太多了，二堂伯的脑子里都记得崩儿清。他讲的社会知识和大堂伯讲的书本知识一样，都是当时我在学校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

二堂伯讲的时候，我经常好奇地会提出些问题：如：爷爷弟兄七个，这七家成份为啥不一样？有的是贫农，有的是中农，有的是下中农呢？还如大跃进到底好不好呀？为啥要反右派？右派是什么？等等。二堂伯以他的阅历和知识一一给我回答解释。别看他被错划成右派，但从他的解释和回答中，我知道二堂伯是个坚定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我村根本就没乱，照样抓革命促生产，粮食产量逐年提高，这功劳和他担任大队治安主任是绝对分不开的。

现在这两位堂伯离我而去都三十多年了，但他们的思想，对我的影响一直存在着，一直鞭策指导着我，使我向更好的人生继续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