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喔喔一套,做做xx"

有一年，我带着一支用铜管乐团伴奏的合唱团到电视台现场直播。电视台的导演找到我，声称前面居中的铜管乐团占了主持人的位置，要挪个地方。至于挪到哪里，她要我想几个方案然后由她拍板。我当即告诉她，一个方案都想不出。估计她看出了我对她的不屑，径直对铜管乐团发号施令，让他们搬到台侧。乐手们面面相觑，又十分无助地看着我。我对导演说，你开了世界先例，让一个几十号人的铜管乐团坐在京剧乐队的位置，中为洋用啊。她承认“我没有办法”，但执意如此。我直言：我不上台了。丢不起那个脸。结果是，我以暂时的胜利，输掉了以后该团执棒的所有机会。

近几年为一些单位排合唱，这样来自外行的干扰很多。我倍感五味杂陈。

照说，让我去帮着排合唱，是因为该单位里没有会排合唱的的人，说大一点，是没有比我懂合唱的人。我的地位很显然，要承担有关合唱的一切责任，相应的权力必然也应是绝对的。事实上，从曲目设定到上台演出，期间不断有来自各个领导层或导演层的意见。当然，许多意见是中肯的、正确的而且是商榷式的，但也不乏有许多是拍脑袋临时想出来的，以显得自己重视之余还有居高临下的智慧。尤为可气的是，这种外行充内行的意见，一定是先从否定开始，然后意味深长的用“你再想想，一定有更好的思路”来掩饰自己的无知。

对那些只否定，无思路对策的意见，总让我要抓瞎。我确实是捧着一只破搪瓷碗在讨饭，那是因为我面临的实情只能如此。如果我能拥有一只“元青花”的碗，我就不是讨饭而是做古董收藏大家去了。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说的是1884年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的见面。

伊藤博文看到了当时清朝的一个国情，下结论“言官必多参更变之事，谋国者又不敢举行矣”，劝日本国内稍息片刻，中国几年内定会内耗元气。伊藤博文对中国“言官”的判断非常准确。十年之后“甲午战争”爆发，“言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也“精气神”爆发。他例举了李鸿章多项劣迹，上书弹劾李鸿章，至于如何救国只字未提。李鸿章后来终究还是无事，但深为感慨“言官制度最足坏事”。

到了现在，做“言官”的仍不少。“言官”终究还是在他的职业饭碗里习惯性的挑厨子的毛病，以显得自己不是吃干饭的。可气的是，现在还派生出了一帮“言民”。“言民”在杭州读音中和“闲民”同音。这些嘴淡出鸟来的“言民”就管得宽了，什么都看不顺眼，什么都要否定，但是什么也做不好。用我们余杭话讲，这帮人“喔喔一套，做做××”。（欲知××为何意，私聊。）

为什么这些“言民”那么要显摆自己的否定功能呢？因为无需任何成本就能与众不同，就能侃侃而谈。如果要付出一定的成本，显然热衷“言”事的就会拦腰对折掼。现在可以发表意见的平台太多，谁都可以上去不负责任的大嚼舌头。论到“否定”后应该如何，“言民”们除了哑口无言，就是些自相矛盾的逻辑和云里雾里的概念。即便是想出一些策略，也鲜有使用价值。

我们现在缺的是“谋者”，无论“谋国”还是“谋事”，身边有直言者是必须的。但两个前提：一是谋者和言者要同心，言者要自觉升格为谋者的一部分。作为言者，不能故意要南辕北辙，什么都反着来。二是言者要有自己起码清晰的、可操作的思路，可以提供给谋者完善或者更替原有的做法。我遇到的电视台导演或其他的一些领导，仅第一条勉强及格。至于那位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和大量“言者”，两项都不合格。

我本无恶意，也非讥讽，只是觉得“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兴盛，靠耍耍嘴皮子，光说不练，不是件好事情。如有执意要对号入座的，不妨脱光了衣服在混堂的镜子里自恋一下。镜子里无非就是个吃饱了撑的尊容。估计拙文一出，会招来不同意见的众家“言者”。“现在还不让人说话，真是不合时宜”。“言论自由是世界大势所趋，你算老几？”

我只能笑笑说：大家的远近邻居里，总能发觉个把“朝天疯子”。朝天骂是最省力爽快的。搞个“朝天疯子”，整天堵着你家门说些七荤八素的话，你是揍他，还是赶他？你不会。你一定会搬张椅子让他坐下骂。言论自由吗，是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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