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佐之才
题记：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中央工作座谈会纪要》）
去年，去了一趟井冈山。对于井冈山之行，触动最大的当属王佐和袁文才。
王佐和袁文才是比被敌人杀害的烈士更值得纪念的烈士，也是可以给予我党更多思考的教训，更是以前不应该发生、现在应该避免、将来必须不能再发生的。
开国上将陈士榘对此事进行回忆时说，后来袁文才、王佐被自己人杀了，这件事真是天理难容！我们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是宽阔的，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我们都误伤过很多人，有的还献出了生命。这是我们应该牢牢记取的教训！
根据陈士榘回忆和历史资料，毛泽东派何长工做了成功的谈判后，毛泽东亲自到山上与王佐进行了一次长谈。毛泽东说：干绿林的人，到最后都是没有什么好结果的，不是被官府吃掉，就是跟手下人火并。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依靠老百姓的支持，才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夺取天下。
王佐深受教益，他找到袁文才，立志要跟工农革命军合为一体。袁文才早有此意，于是一拍即合。
1928年2月上旬，在宁冈县的大陇，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升编大会隆重召开。张子清营长代表前委宣布两支自卫军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下辖两个营。以袁部为基础组成第一营，以王部为基础组成第二营。袁文才为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为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袁文才、王佐两支绿林武装的成功改编，是井冈山斗争史上的一篇杰作，它不仅壮大了工农革命军的力量，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改造旧军队、收编杂牌武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可惜的是，在当时中共中央领导层左倾错误的影响下，袁文才和王佐都被残忍的杀害。
当时党中央受共产国际影响很大，连党代会都没有在中国本土开。1928年6月、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关于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这是中共六大的纲领性文件。这个文件规定：“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头领死灰复燃。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武装起义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让土匪深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是危险异常的。这些分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虽然六大的决议，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脱离实际的、一刀切的错误决议。
1929年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柏露会议。柏露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传达了六大决议。永新县委负责人王怀和龙岗县委的负责人龙超清，借此次中共六大的决议，在红四军学习中共六大决议案的扩大会议上，提议实施其早已想做而被毛泽东同志一直阻止的恶行——按中央精神歼除袁文才、王佐。1929年2月，毛泽东为了调和井冈山地区的矛盾，也为了保护袁文才和王佐，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下山，并特意带上了袁文才，准备转战赣南。袁文才途中听说井冈山失守，再加上因知晓六大决议，又担心此去不回，开小差自行离队回到井冈山。袁文才不服从组织安排，应该明确自己的意见，向上级提出自己的要求，并坚决执行。此事受到何长工的批评，并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
1929年秋季，一直在上海办公的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星源）赴湘赣边界巡视。中央巡视大员在听了湘赣边界特委及一些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后，要求红五军和湘赣边界特委不折不扣按中共六大决议案处理袁王。对此，只能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1930年1月，红五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正式作出了武力解决袁王的秘密决定。陈士榘回忆说，这个行动很秘密，他也是在袁文才、王佐死后才知道会议部署的行动的。卑鄙的行动，总是见不得光。
1930年2月，随秋收起义队伍上山的宛希先同志被边界特委冤杀。宛希先同志一直以来，都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要求，致力于调和当地的矛盾。宛希先同志的牺牲，更加激发了袁、王二人通特委的矛盾，更加重要的是，袁、王二人失去了一个心理上的靠山。
特委此时已经暴露了杀机，为掌控事态，将袁、王二人诱骗至永新县城，然后借助正游弋在安福、永新边界的彭德怀的红五军下手。他们知道袁文才、王佐最听毛泽东的话，他们就盗用毛泽东的名义，给王佐、袁文才修书一封，约王佐、袁文才率部于2月22日在永新县城合编，然后配合红五军共同攻打吉安。他们还派人前往彭德怀红五军军部，对彭德怀说“袁文才、王佐要叛变”、“在永新县城联席会议上，强迫特委决定把边区地方武装归他们改编统率”等等。彭德怀信以为真，就派张纯清率红五军第四纵队300余人随朱昌偕赶往永新县城，去解决袁文才与王佐。同时，特委又将宁冈、茶陵、遂川等五县赤卫队调往永新县城。24日深夜，红五军第四纵队会同永新、莲花、茶陵等县的部分赤卫队，趁着夜幕将在永新城里等候改编的袁文才、王佐部队围个水泄不通。士兵们还在睡梦中就被缴了械，个别反抗者当即被击毙。袁文才被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枪杀。王佐仓促逃跑时，不幸落入河中溺水而亡！彭德怀晚年回忆时也说，他犯了
陈士榘说，这个事件影响非常不好，一来造成共产党言而无信的形象，二来把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武装推到了敌人那边。袁、王被杀后，袁文才部属谢角铭和王佐的哥哥王云龙被这一背信弃义的行为所震惊，遂率领部分士兵反抗突围，在死伤多人后终于逃出永新县城。
他们无奈全部投向正在与红军对峙的蒋介石军队。这支几天前还在同蒋介石军队浴血作战的农民赤卫军，立即调转枪口带着大批国民党正规军扑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用想就知道，刚刚杀害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只能说如同曹操错杀了蔡瑁、张允，只会引来火烧赤壁。而且从此让我党在这一带背上了“过河拆桥”的名声。
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读完这一段悲痛往事，我比较认同陈士榘的观点，首先要看当时的条件。
袁、王的出身及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队存在的一些不良习气，是导致事态恶化的一些诱因。袁、王及其部队是客家贫穷农民，与当地土家矛盾重重。另外，虽然已被编为红军，但长期的绿林生活对他们的影响很大。许多人过惯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组织观念淡薄，纪律松驰；袁、王两人性情高傲，只信仰个人。袁、王曾当着部队和特委县委的面说过“毛委员有帝王之相，是个中央才，跟着他是有出息的”、“我只听毛委员的”，并主动做媒，促成贺子珍嫁给毛泽东。而当时毛泽东在中央并不得势。这就加剧了当时特委对他们的意见。
当然，上述原因只是诱因，主要原因在于：首先，责任在与党在当时的错误方针，而不在于执行者彭德怀。当时中国共产党受共产国际影响过甚，不能结合国情，从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次，党内的斗争，永远都是在损害党的利益。龙超清是王佐的入党介绍人，但是只顾土家与客家的族群矛盾、只顾“土党客枪”这种领导权争夺、不顾形势大局，与朱昌楷、王怀等特委不断错误引导上级、反复夸大其词反映情况，最终酿成惨剧，实在是千古罪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两年后朱昌楷、龙超清本人也被污蔑为AB团杀掉。最后，是信任缺失，当时党内某些人从骨子里对改编过来的绿林军队缺乏信任。
总结起来，这场悲剧给我们以下警示：
一、不要急于下结论，必须要考虑客观条件，尤其一些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的决议；也要考虑群众影响、考虑舆论影响、考虑对外形象。
二、不能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组织中，组织和同志都必须要团结、要信任同志、要有宽阔的胸怀、要光明正大。
三、严禁有意见不提、阳奉阴违，有意见要及时提出来，而上级要及时解决问题，并且一定要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来进行处理，而不能盲目打击。
后记：
再大的成就，也抵不过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失误；只要不犯大的错误，一步步前进和前进，就能不断成长；不断尝试和实践，是取得突破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