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那美丽的麻花辫

我一觉睡醒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周围的人都睡着了。我旁边的瘦高个男孩，仰靠在椅背上，脑袋向上抬起，嘴巴微微地张着。我对面的胖子，趴在餐桌上，粗胳膊大脑袋的，占去了餐桌的大半部分，他的吉他斜靠在座位上，再加上他的大屁股，又占去他们这个三人座的近一半。剩下一半上坐着两个女孩，她俩紧紧地靠在一起，头挨着头。

我们几个都是一个学校的，不过在坐上这趟火车之前，我们谁也不认识谁。现在是冬天，元旦刚过，离我们这一届毕业还有半年时间，学校把我们介绍到广东的一个工厂里实习。我们已经坐了八个多小时的火车了，刚一上车时，他们几个兴致很高，相互介绍着就认识了，那两个女孩一看到胖子背着吉他，眼神立刻活泛了。胖子吉他弹得不错，胖乎乎的手指还挺灵巧，有时还边弹边唱，歌唱得也好听，他们几个马上就聊得热火朝天。我不爱说话，就坐在一旁听他们聊，有时他们会问我几句，我就照实回答。后来他们就打扑克，我就从包里掏出一本《读者》来看，再后来我就睡着了。

车厢里灯火通明，车轮撞击铁轨的声音像一首无头无尾的催眠曲。火车一路朝南，能感觉到车厢里的温度慢慢地高了起来。

终于，火车停靠在了广州站，我提上行李箱，随着人流急匆匆地朝出站口走，天气很热，我感觉背上渗出了汗水。刚走出地下通道，迎面是一个巨幅广告牌，上面有一个金发女郎，只穿着内衣，半躺半卧，那丰满的胸部，雪白的大腿，吸引着人们的目光。我心里想这不亏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

我们一伙人聚拢在广场上，周围是林立的高楼，街道上男女老少来来往往，大家都穿着凉爽的衬衫或T恤，只有我们这群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袄。我们在广场上等了一会，又坐了上一辆大巴车。一上车，胖子抱着他的吉他坐在了第一排，前面几排座位很快就坐满了，我坐在了倒数第二排，我后面的坐位上还坐了一个女孩。大巴车又开了好长时间，大家又累又饿，谁也不愿意说话，车厢里一片寂静。一开始，我透过窗户朝外看，后来，当天色完全黑下来的时候，我也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我感觉有人在叫我，睁开眼睛一看，就是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女孩，她用一根手指捅了捅我的肩膀，说：“到地方了，该下车了。”说完她就朝前走了，她瘦瘦高高的个子，提着一个很大的皮箱，由于太用力，她的身子朝另一边歪着。我这才注意到她留着一对长长的辫子，辫梢在腰部摆来摆去。

大巴车停靠在路边，马路两边都是一些两三层高的楼房，在昏暗的路灯下，只能看到一些黑乎乎的影子。路上没什么行人，车也很少，偶尔有大货车呼啸着驶过。我们一行人，提着大包小包，在领队老师的带领下，拐进了两排楼房间的小路，上了一段斜坡后，停在了一个大铁门跟前。铁门紧关着，透过隔栏间的空隙望进去，正对着铁门的是一个大院子，院子左手边是一排低矮的平房，黑乎乎的，没有光亮。右手边是一排三层高的楼房，这会灯火通明。

老师上前拍了拍铁门，随即响起的狗叫声吓了我们一跳，一条大黑狗从黑影里窜出来，隔着铁门朝我们狂叫，努力想要挣脱拴在它脖子上的铁链。一个男人从门口的平方里钻出来，他拍了拍狗的脑袋，大黑狗不叫了，又退回到黑影里。那男人开了门，我们都进了院子，老师被那人领着进了楼房，我们都在院子里等待，各式各样的提包，皮箱，摆了一地，大家就坐在这些提包或皮箱上。我感觉那条大黑狗还在黑影里朝我们虎视眈眈，我尽量坐得离它远一点。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饥饿感就像那条大黑狗，扑到了我的肚子里，撕扯着我的胃。

我朝四周看了看，前面的这排平房像是厨房，靠墙是贴了瓷片的水池，上面装着几个水龙头。后面的这排三层楼房，既像是厂房又像是办公楼，偶尔有人影从窗户跟前闪过。我正在东张西望，猛地就看见那个长辫子的女孩就在我的左前方，她坐在一个黑箱子上，头微微地低着，双臂抱着膝盖，两条长长的辫子就披在身后。我朝她的脸上看去，只能看到她的侧脸，她的肤色很白，戴着一副红色边框的眼镜。她好像察觉到有人在看她，头稍微地动了一下，我赶紧收回了目光。

等了有十来分钟，老师终于出来了，跟她一起的还有两个中年男人，老师给我们介绍，说一个是经理，另一个是主管。经理说是要带我们去吃饭，大家都站起来收拾，背包的背包，拉皮箱的拉皮箱，经理摆摆手说：“不用拿不用拿，放在这里就行，有保安看着，丢不了。”他说的是普通话，不过带着明显的南方口音。大部分同学都把行李放在了原地，有几个同学还是把包背在了身上，胖子还是背着他的吉他。

我们走出了院子，在一座座建筑物之间的小路上东拐西拐，最后进了一家餐馆，餐馆不大，我们二十多个人围坐了三张桌子，马上就显得很拥挤。大家落座后经理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希望我们都能在这里安心工作。他操着南方口音的普通话，幸好大家都能听得懂。我们吃的是汤圆，我咬第一口时着着实实吃了一惊，竟然是咸的，而且是肉馅。

吃完饭后我们又回到那个院子里，经理给我们安排宿舍，所有的女生都住在眼前这座楼房的三楼，老师对我们说男同学们都发扬一下精神，帮女同学提一下行李。我顺势站到那个长辫子女孩跟前，提起了她的箱子。进了门，沿着楼梯上到三楼，正对着楼梯口有一间大房子，里面是一排一排的铁架子床。我们把女生们的行李放下就下楼了，那个长辫子女孩对我笑了笑，小声说了句谢谢，她的眼睛小小的，一笑就眯成了一条缝。我也冲她笑了笑，下了楼，我想，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呢。

主管带着我们男生又出了院子，走下铁门旁边的那个斜坡，横穿过一条马路，在楼房间的小道拐了两次弯，后来停在了一扇小铁门跟前，主管上前拍了拍门，有人从里面开了门。

进了门，就是一条窄窄的过道，过道两边是一个一个的房间，房间门上都编着号，有的房门紧闭着，有的半掩着，能看到里面的铁架子床和花花绿绿的被褥。房间里传出来女人们的说话声，还有唱歌声，有几个女孩站在门口朝我们张望。主管介绍说这一层全是女生宿舍。

走到过道的尽头，朝左手边拐了个弯，上了一层楼梯，来到了二楼，二楼房间的布局和一楼一样，不同的是这些房门上的编号大多数已经脱落，各个房间里传出来的声音更大，都是男人的声音，说话声、吆喝声、打闹声、唱歌声、叫骂声，有普通话，还有我们听不懂的广东话，还有什么河南话山东话。有铁器撞击的声音，还有流水声，人的洗漱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不时还有光着膀子的男人在过道里窜来窜去。主管说这一层是男生宿舍，他在一扇半掩着的房门前停住了，“这个房间里还有三个空床位。”主管说着推开了门，一股呛人的烟味扑面而来，房间里靠墙摆了四张架子床，当中过道上放着一张桌子，有四个小伙子正围在桌子旁边打扑克，见有人进来了，都住了手，朝我们身上看。“妈了个巴子，又在宿舍抽烟，每人罚五十！”主管的声音一下子高了两个八度，朝那四个小伙子吼，有一个小伙子把手里的牌一扔，说：“真鸡巴晦气，睡觉睡觉。”其他三个小伙没说话，也都把手里的牌扔了，躺床上去了。主管没有再理会他们几个，转身对我们说：“你们留下三个人，住这个房间。”他的眼神从我们几个人身上扫过，我在心里暗暗祈祷，千万别把我留下，我感觉那几个小伙子看我们的眼神不太友善，他们会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到来，让他们受到了罚款。

“你们三个留下，”主管朝我旁边的三个同学指了指，“其他人跟我走。”主管带着我们继续朝前走，我在心里暗自庆幸。走到过道尽头，又上了一层楼梯，来到三楼。三楼的房间数量少了许多，发出的噪音也没有二楼那么大，走到墙拐角一个房间门口，主管说：“你们四个就住这吧。”我看了一眼房门上的编号：302。

这是很小的一个房间，里面除了摆着两张铁架子床外别无它物。架子床挨着墙放，中间留出来一个过道，刚够并排站两个人。床的前后也都抵着墙，说是墙，其实也就是一层木板而已，这里的房间之间都是用木板隔断的。房顶当中挂着一个日光灯泡，散发着昏黄的光。我们四个人，我，背着吉他的胖子，还有在火车上坐我旁边那个瘦高个男孩，还有一个男孩，个子不高，稍有点胖，我原来没见过，我睡上铺，瘦子睡我下面，胖子睡我对面下铺，我不认识的男孩睡对面上铺。胖子一屁股坐床板上半天没动，他佝偻着背，好像在担心一伸直头就会碰到床板上，他不住口的抱怨这房间太小了。我心里反而有点高兴，不用和陌生人挤在一起简直是太好了。我们开始收拾床铺，胖子把他的吉他小心翼翼的靠墙放好。大家都太累了，刚躺下不久就都睡着了，房间里有蚊子，不时在人耳边嗡嗡嗡的叫，还有那个架子床，一翻身就咯吱咯吱乱响。

第二天，我们就进车间开始干活了。我被分配在了电子装配车间，胖子和我下铺的瘦高个分到了制模车间，胖子上铺的男孩分到了绘图室。电子装配车间在那排三层楼房的二楼，车间里装了四条流水线，他们老员工管那叫“拉”，每条拉上有一名“拉长”。每天早上八点，四条拉线准时开动，工件在拉线上开始传递，当它经过你的工位时，你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拿下来，再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你要做的工作，然后把它放回拉线，让它流向下一工位。如果有谁动作慢了，或是出了差错，影响了拉线的顺畅，就会遭到拉长的呵斥，如果让拉长呵斥的次数多了，你估计就离卷铺盖走人不远了。

我所在的这条拉线，大部分人员是我们一起出来的同学，以女同学居多，不过我都不认识她们。我本来就不善言谈，在学校时就属于那种默默无闻类型的，来到这个陌生的环境，话语就更少了，整天就是干活，吃饭，睡觉，乏味的要命。不过那个长辫子女孩，也在这条拉线上，她的工位在我的左前方，中间隔着拉线，看到她，我竟然像遇到了熟人，有一种亲切感。她很快就和周围的人熟络了，工作的间歇，她们在一起聊天，我在一旁充当听众，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高娜，老家在山西。

有一段时间，我们拉线上组装一种灯具，里面要用到一种电缆，大概有小拇指头粗细吧，拉长就安排我裁电缆。活倒是很简单，就是用切刀把电缆裁成固定的长度，能不能一刀下去切断一根电缆，完全取决于你的手臂施加在切刀上的力度。电缆一卷一卷的装在尼龙编织袋里，堆放在墙角，我过去把它们扛过来，用切刀一根一根地裁。刚开始我干得很轻松，可时间一长，我就觉得胳膊有点吃不消，酸困，手掌上也磨出了泡。

整整两天的时间，我都在干这个。早上八点一上班，一直干到晚上十点，中间就是吃两顿饭的间歇，能有短暂的休息。晚上下了班躺在床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难受，第二早上睡得正香，闹铃响了，又得爬起来去上班。干到第二天下午，我是一点劲都没有了，手掌上的一个泡磨烂了，一动就钻心的疼，手套也磨烂了，我不想干了，就让拉长来骂我吧，让他把我开除了算了。可是我又没有这份勇气，我怕自己找不到工作，我想起前两天收到的姐姐寄来的那封信，姐姐在信上说，爸爸托了一个人想在县里供电局给我找个工作，那天那个人说是要来给爸爸回话，爸妈提前准备了饭菜，摆了满满两桌子，结果那个人并没有到家里来，只是把车停在路边，把爸爸叫出去，说是工作的事情不好办，他给留意着，以后有机会再说，然后就要走，爸爸说家里饭菜都做好了，让人家吃了饭再走，再三地说人家都不肯来。爸妈没办法，把邻居们都叫来，吃了一顿没吃完，剩下的饭菜，爸爸妈妈又吃了好几天。

我当时是流着眼泪读完这封信的，当初之所以放弃上高中的机会念中专，就是觉得中专毕业后可以早点参加工作，爸爸的身体不太好，我想早点挣钱，减轻家里的负担。离开学校南下广州时，我在校门口的电话亭里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当时的我踌躇满志，我给爸妈说不要担心我，南方的机会很多，我要在这边好好干它几年。可现在我才来这边不到一个月，连一次工资还没领过，要是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该怎么给家里交代呢？我又能去哪里？难道还让爸爸为我工作的事去低声下气地求别人吗？不行，我得干下去，我不能让拉长开除我。我咬了咬牙，忍着手上的疼痛，继续干了起来。

不知什么时候，高娜站在了我身边。我扭过头背对着她，我不想让她看到我发红的眼睛。高娜用手指头轻轻戳了戳我的胳膊，我回过头，她递过来了几张创可贴。我愣了一下，高娜说：“快包上啊，还愣在这干什么。”我小心翼翼地接过创可贴，尽量避免自己的手碰到高娜的手上，我的手太脏了，有电缆外皮上的油污，还有水泡磨破后流出的血。我拿起一张创可贴，想撕掉上面的塑料封膜，慌乱之中半天都没撕下来，高娜在旁边看着我，这时她噗嗤笑了一声，说：“还是我帮你贴吧。”我感觉自己的脸一下子都红了。我把手伸到她面前，她拿起一张创可贴，熟练地揭掉塑料膜，贴在我手上的伤口上，然后她把两边的胶带按了按，说了声：“好了。”就转身走了。我想对她说点什么，只觉得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得看着她渐渐走远的背影，还有她那两条在后背上摆来摆去的麻花辫。

度过了最初一个多月的忙乱和种种不适应之后，生活变得像转动的流水线一样，周而复始地开始重复。每天早上七点四十五起床，五分钟穿衣服，五分钟洗脸刷牙，再用五分钟走到工厂门口，在门口的一个铁盒子里取出自己的工卡，塞进打卡机里“咔嗒”一声，八点整，开始上班，为了多睡十分钟，我从来都不吃早餐。中午十二点下班，大家端起饭盒到对面的厨房门口排队打饭，主食永远都是米饭，菜基本上就是炒海带丝，里面混几个肥肉片，炒白菜，油炸小黄鱼。三两口吃完饭，回宿舍迷瞪一二十分钟，一点钟又打卡上班。五点钟下班，同样的饭菜再吃一遍，六点钟打卡，开始加班，一直到晚上十点，下班，回宿舍睡觉。宿舍楼下有一对中年夫妇摆摊，卖炒河粉，河粉炒成金黄色，上面再撒上几粒油炸花生米，两块钱一份，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是无上的美味。

我们宿舍的四个人，胖子喜欢弹吉他，每天晚上回到宿舍，都要抱起吉他哐嘡哐嘡地拨弄一阵，边弹边唱，他说这吉他就是他的出气筒，每天抱着吉他蹂躏一番，心情都会好很多。胖子有一副好嗓子，他经常会唱崔健的《一无所有》，《花房姑娘》，beyond乐队的《大地》，《海阔天空》，有时他也弹一些轻快的乐曲，像《兰花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睡在我下铺的瘦高个，每天回宿舍就把上衣一脱，露出黝黑的皮肤和一疙瘩一疙瘩的腱子肉，拿出一副拉簧，先正手呼哧呼哧来几十下，再反手咔咔拉几十下，然后把一端踩在脚底，另一端左右手交替拉几十下，他锻炼的时候很投入，不说话，只听见他哼哧哼哧的喘气声和弹簧发出的咯吱声。睡在胖子上铺的男孩，每天都是半夜十一二点才回到宿舍，胳膊底下夹一本厚厚的教电脑的书，躺床上先不睡觉，哗啦哗啦地翻一阵书。

我从学校走时也给行李箱里塞了两本书，每天下班后躺在那咯吱作响的架子床上，就着昏黄的灯光翻上几页，蚊子不时地在耳边嗡嗡地叫，我眼睛盯着书，伸出手啪啪乱拍，有时能拍死一只蚊子，手掌上留下一具蚊子的尸体，大多数时候都是拍了个空，大腿上，胳膊上，脊背上徒留几个手指印。这片刻的轻松和宁静，成了这一天枯燥的生活中最有趣味的时光。不过两本书很快就看完了，我在附近转悠过几次，试图找到一家书店，结果却是徒劳，这附近有的只是一座接一座，灰色的，有点破旧的工厂。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在一个超市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小小的书店，在一堆《故事会》，《知音》，和花花绿绿颜色暧昧的杂志中间，竟然有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寻羊冒险记》，还有一本现代诗诗集，我如获至宝，赶紧把它们买了回去，后来就是靠这两本书，我孤独一人度过了除夕之夜，这是后话不提。

我开始关注高娜，有事没事总会朝她工位上瞅上几眼，她的岗位是焊接，从拉线上把电路板取下来，把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焊好，再放回拉线。她总是文文静静地坐在那里，两条长长的辫子垂在脑后，每天都辫得一丝不乱。她说话总是细声细气的。自从她给我包过手上的伤之后，我们之间熟悉了许多，平日里碰见后会互相打招呼，有时中午吃饭时我会遇到她，我想过去和她站到一个桌子旁，可最后总是没去成，我担心自己身上的衣服看起来有些脏了而且显得过时了，我还不确定自己头上会不会有头皮屑。工作间歇她和旁边的人闲聊，我有时也会加入她们之间的谈话，她喜欢流行音乐，喜欢当下热播的电视剧，喜欢讨论歌星影视明星，这些我都不熟悉，所以也很难插上嘴。我们拉线上有一个男孩，老家是广西的，梳着中分头，眼角有点朝下弯，所以看起来总是笑眯眯的样子，我发现他经常往高娜身边凑，高娜也喜欢和他聊天，他们俩经常有说有笑，聊得热火朝天。每当这时，我都会心生嫉妒，我在冲床的手柄上施加上十二分的力量，以此来表达自己那苍白无力的抗议。

农历新年渐渐临近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疯狂的赶工，每天晚上下班都到十一点了，中午吃完饭的午休时间也取消了。有一天晚上直接通宵加班，一直到第二天凌晨六点多我才回宿舍睡觉，迷迷糊糊睡得正香，有人咚咚咚地砸门，起来一看，是拉长通知去上班，我看看表，才中午一点多。赶到工厂，才知道是要发货，女孩子负责包装，男的装车，一个纸箱子五六十斤重，我们十多个人一人扛一个往大货车上装，虽说是冬天，可不一会大家就汗流浃背，不知道是谁最先脱掉上衣的，到最后大家几乎都成了光膀子了。就这样，我们一直又干了四个来钟头。那段时间，每天就是干活，吃饭，睡觉，书也不看了，拉线上也沉默了不少，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手上。每天晚上下班后，我走在工厂前面的那条倾斜的小道上，昏黄的路灯照得人影忽高忽低，我的心情就如同这灯光一样昏暗。

后来就慢慢地闲了下来，拉线偶尔竟会有短暂的停歇。我们晚上的下班时间提前到了九点，有时还会不加班，每逢这种时候，大家如同过年一样高兴。空闲下来，大家都开始写信，给家里写，给同学写，寄过来的信，邮递员会放到门卫室，我们这拨同学里有一个是我老乡，她的信最多，每隔几天她都到门卫室去查，要是有我的信她就顺道替我取了，我再去找她拿。

有一天晚上不加班，我去找我老乡拿信。我上到了三楼的女生宿舍，宿舍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不在，只有靠窗户边的架子床上有两个女孩半躺着小声地聊天。我老乡也不在，我转身准备走了，却在门口碰到了高娜，她刚从外面回来，手里的塑料袋里提着几个苹果。她见了我也显得有点意外，“请你吃苹果。”她边说边把手里的袋子递过来，我忽然感觉到有点紧张，我没有接她递过来的苹果，“我来找我老乡拿信，”我连忙解释，“她不在我就先回去了。”话刚一出口我就暗暗地骂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慌里慌张的，这是多好的一次机会啊。我嘴上说走，脚底下却没动，高娜说：“你老乡出去了，你要不先在这等一会吧。”“好，我等一会。”我心内窃喜。高娜领着我来到她的床边，我挨着床沿小心翼翼地坐下，她拿出水果刀给我削苹果。她半蹲着，两条长长的辫子，一根披在肩上，一根垂在胸前，她的眼神专注而又恬静。

我们开始聊天，说是聊天，不如说是她问我答更恰当，我没有和女孩独处的经验，更不知道如何挑起话头。这时我有点羡慕那个广西男孩了，他和高娜在一起时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而且能逗得高娜哈哈大笑。高娜问了一些我家里的情况，还问了我一些原来在学校的情况，我基本上都是如实作答。有时我们之间的交谈会中断，这时我就会感到很窘迫，我在想自己是不是需要起身离开了，不过高娜很快又会挑起新的话题。后来高娜提议我们俩下跳棋，她从箱子里拿出跳棋在床边摆好，不用把注意力集中在谈话上，这让我感到放松了不少。她的棋下得很好，我们一人用两种颜色，当棋至中盘各种颜色的棋子混杂纠缠难解难分时，她总能独辟蹊径一举攻占我的大本营。我们一连下了好多盘，我是输多赢少。

那天晚上，当我离开女生宿舍走在工厂门前那条倾斜的小道上时，心情一下子变得大好，往日里那昏黄惨淡的路灯，这时竟明亮了许多。我几乎是哼着歌回到宿舍的，我下铺的瘦子在床上躺着，眼神空洞，茫然失措，他问我是不是看投影去了。那段时间，和我们宿舍相邻的街道上开了一个录像厅，每天晚上都会放录像，一百多平的大房间，摆上一排一排的凳子，用投影机直接将画面打到前面的白墙上，有点像小时候在老家看露天电影的感觉。放的都是当下流行的电视剧，或是港台拍的武打片，鬼片。两块钱一张票，我进去看过一两次，里面的人很多，去的早的有座位，去的晚的就在最后面或是过道站着。男男女女，热闹非凡，那情形就跟在电影院看电影差不多。听瘦子说每晚十二点一过，会放一些比较刺激的内容，他说到“刺激”两个字时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我自然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也很想去看一看，可是又觉得有一种羞耻感。我不禁想起了工厂里的文员，是一个本地女孩，爱穿一件低领T恤，鼓囊囊白花花的胸脯在衣服下若隐若现，让人回味无穷。不过我今天可不是去看投影了，我微笑着对瘦子说出“没看”两个字，我觉得我的笑容里有一种优越感，只有无聊的人才会去看投影，我现在有比看投影更有意义的事了。我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去他妈的累，去他妈的无聊，去他妈的前途，现在，又有什么关系呢！

发工资的那天，高娜对我说：“下班后出去吃饭吧。”“好啊。”我一口答应，我有点激动，男女朋友之间的开始总是离不开一起吃饭。“不过要你请客哟。”她说。“没问题，你喜欢吃什么啊？”我摸了摸裤兜里那薄薄的几张钞票。“凉皮就行，我知道一家，可好吃了。”高娜微笑着看着我。我明白高娜是在替我省钱，我们的工资很低，而且拖了好久才发，等我还一下债，再留够日常的开支，也就所剩无几了。

下班后，我们出了工厂的铁门，高娜领着我走上了一条陌生的街道，路两边的厂房很少，有一段路的一边还靠着一条河，河水不深，显得有些混浊，夕阳的余晖投射在水面上形成闪烁的光斑。这应该是连接我们这个工业区和另一个工业区的路吧。不时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从我们身旁经过，有男孩也有女孩，他们都很年轻。路两边摆有不少地摊，有卖衣服的，有卖香皂毛巾等日常用品的，有卖磁带和单放机的，还有一个旧书摊。我们慢慢地走着，每经过一个地摊前都要驻足停留。

我们吃凉皮的地方也是一个摆在路边的小摊，在几颗柳树下摆着几张桌子，我俩围坐在桌子旁，柳枝从树上垂下来，在微风中微微地摆动，再往旁边就是那条小河，河水缓缓地流着。吃完饭，我们往回走，天色慢慢地暗了下来，经过工厂门口时她没有进去，我们沿着街道继续朝前走。我们并排走着，我总是走在她的外侧，靠近车道那一边，我看书上说，这种走法才显得绅士。她说我像他哥哥一样细心。她把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两条长长地辫子就在腰间左右摆动。我们聊学校的事情，也聊我们现在的生活，她说话总是细声细语的。我们就这样一直走了很远，直到天已经很黑了才返回，我的内心既甜蜜又有点痛苦，我喜欢她，可是我不确定她是不是也喜欢我。

本以为这只是个开始，其实已经结束。有几天时间，高娜一直闷闷不乐，只是低着头干活，拉线上顿时沉寂了许多。我很想问一问其中的原因，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吃饭的时候，我们又遇上了，她淡淡地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我望着她的背影一点一点地远去，最后只剩两条辫子在身后跳跃。

从其他同学口中得知，她要离开了，她家里给她找好了工作，让她回去。拉线上的那个广西男孩又去找她，问她最近在听什么歌，她说在听王杰的《等你开口把我留下来》。我的心里很难过，她这话里分明是有所暗示，可是，她却不是对我说的。

又是一个发工资的日子。我在楼梯道遇到了她，她面对着我停下了，她的眼睛红红的，好像刚哭过的样子，她对我说她要走了，回老家。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开口挽留她吗？不，我可能不是那个人，那就让她走吧，既然分别已经不可避免。她低着头静静地站了几秒钟，就离开了。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第二天，我在拉线上就没见到她，听别人说她一大早就去车站了。我知道，我们再也不会遇见了。